“柏林戲劇節在中國”今年行至第三年，帶來的作品中《輕松五章》最受關注。7名兒童演員與1名成人演員，而孩子們扮演的人物，來自20年前比利時娈童殺人案。這樁對比利時社會産生過“9·11”式影響的現實案件，交由戲劇舞台重塑，産生的是何種效果？
“間離”直面禁忌
2016年，《輕松五章》在布魯塞爾的一個藝術節上首演後，立刻引起關注。原因有二：一是它以上世紀90年代比利時一樁駭人的惡性事件為故事人物出發點；二則是除了一名成人演員外，其餘7名演員全是12歲以下的兒童。
真實事件是比利時人馬克·迪特魯（MarcDutroux）在80～90年代先後綁架、囚禁以及性侵了7名女童，其中僅幸存2名，其餘5名在遭受非人待遇後被殺害。此案因為涉及“娈童”（Pedophilia）而異常敏感。該劇導演米羅·勞（MiloRau）面對這部戲上演後的争議與成功時，曾說：“觀衆既受震動又被感動，因為《輕松五章》講述的是隐密之事，而娈童，是這個社會少數幾個禁忌之一。”
但《輕松五章》并未将重點放在罪犯迪特魯本人身上，而是關切案件對社會産生的影響。按照米羅·勞的說法，它隻是寓言式故事外殼，内在主題是我們如何應對創傷，如何理解這個世界。《輕松五章》劇照,右一角色是迪特魯的父親[圖片由歌德學院（中國）提供]米羅·勞并不希望“煽情”，無論是演員還是觀衆，他們的憤怒與悲傷，都不是他想見到的。當排練進行了一個多月時，米羅·勞意識到，倘若不與現實故事本身保持距離，将很難保持冷靜。所以，要談論案件，又需從案件抽離，米羅·勞在劇中添加了一層“戲中戲”設置。
我們看到的因此是這樣一個故事：彼得·塞納夫（PeterSeynaeve）扮演的導演，要排一部與迪特魯案件相關的話劇，他找到一些孩子，讓他們出演角色，這些角色包括受害者、一對受害者父母、罪犯的父親、辦理此案的警察等等。劇本分成五幕。起先是孩子們來試鏡，面向觀衆，逐一自我介紹，回答導演提出的一些問題，比如：為何想要試戲，想要演哪個角色。随後，教導孩子們表演，排練過程中有一方屏幕，放映事先拍攝好的視頻，孩子們隻需模仿視頻中的内容。
戲中戲設置，為觀衆留下喘息餘地。為了能将這種“輕松感”更巧妙地傳達給觀衆，米羅·勞特意設計了一個橋段：男孩佩潘·盧柏克需要扮演受害者朱莉的父親，他在舞台上有一長段獨白，包括忏悔自己曾做錯的一件事：“朱莉告訴我她拿到不錯的分數，我獎勵她一張CD。她非常開心地聽了一整晚。随後我發現她隐瞞了差的分數，我非常生氣，做了一些我特别後悔的事兒：我拿走CD，并告訴她，她沒有資格得到獎勵。”此後，他開始叙述朱莉如何與她的好朋友梅麗莎雙雙消失，之後如何尋找，如何獲得死亡噩耗。當觀衆沉浸在男孩的表演中，彼得扮演的導演突然問道：“哭得出來嗎？”男孩搖頭，彼得起身，遞給他一支催淚膏。
這一幕迅速讓觀衆放松下來，氣氛變得不一樣了。男孩面對觀衆，塗抹眼部周圍的動作持續時間比預想的要長，觀衆随即開始笑。
“這本就該是好笑的。”米羅·勞表示。布萊希特的“間離”理論在《輕松五章》裡得到安放。在米羅·勞看來，悲傷當由喜劇方式演繹。而與兒童合作，能夠達到這個目的：令人心碎，又兼具嚴肅與幽默。“當孩童穿上警察制服開始表演，你會立刻明白所有制服的可笑之處。”劇作家、導演米羅·勞1977年出生在瑞士，現定居柏林。社會學出身，曾是記者，2003年開始戲劇創作至今(東方IC供圖）兒童演員的微妙邊界
比利時根特市的CAMPO藝術中心以讓兒童演員參與作品聞名，當他們找到米羅·勞，請他為其制作一出戲時，米羅·勞自問：最令比利時民衆關心的問題是什麼？有什麼重大事件與兒童相關？這件事又對比利時産生了哪些深遠影響？幾件元素一疊加，迪特魯事件出現在他的選項裡。
根特是弗萊芒大區的一個自治市，此地母語是弗萊芒語。彼得·塞納夫最初以米羅·勞助理的身份進入劇組。作為弗萊芒人，他能夠與不懂英語的孩子們溝通，居中為出生于瑞士伯爾尼（Berne，官方語言是德語）的米羅·勞和孩子們翻譯。與此同時，也承擔教導孩子們表演的責任。
劇中第一幕展示的孩子們的面試過程，台詞正是來源于真實的面試過程。CAMPO接到近100人的報名申請，報名的孩子們來自該地區的普通學校，都是沒有表演經驗的學生。如何篩選？彼得說，他們的目标并非選擇與真實事件相仿的孩子，或者最會演戲的孩子，反而是希望“讓演員通過戲劇舞台獲得新的認知”。從這個角度來看，這是典型的“教育劇”（Lehrstück）——布萊希特在1920～1930年間積極創作的劇作類型，簡單地講，相較于為觀衆服務，教育劇更傾向于為實踐者建立認知與态度。
米羅·勞為此用了斯特拉文斯基（IgorStravinsky）的《輕松五章》（FiveEasyPieces）為名，作曲家100年前創作這個簡易鋼琴小品，目的是為小朋友提供練習素材。本劇中，五章，也意味着五堂戲劇課，表演難度逐漸增加，孩子們要學習的表演理論似乎也變得艱深起來。
另一層意義上，《輕松五章》并不輕松。
觀衆在戲劇過程中會經曆某種心理不适，其中最令人坐立不安的一幕發生在名為瑞秋的小演員身上。現實中，對應的這名女孩被迪特魯囚禁在地牢，她給父母寫了信，卻從未能寄出去。舞台上，彼得與瑞秋排練這場戲，他得按照劇本，要求瑞秋讀信時脫掉外衣。
彼得告訴記者，當米羅·勞提出這個要求時，他未能立刻接受。“我雖然能立刻明白導演的用意是尋求舞台邊界，這種邊界探索對作品本身非常有益且必要，但我作為成年人卻無法立刻說服自己。”而米羅·勞将這個段落視作與觀衆對話的關鍵一幕，“令觀衆不适，想要喊停”，但又不能走得過遠。
建組伊始，《輕松五章》就有心理醫生加入。彼得告訴本刊記者，在6個月的排練過程中，心理醫生持續跟小演員們對話，而每當米羅·勞或彼得有疑慮，去咨詢醫生時，他總回答他們：“不要擔心，你們做的都沒問題，不會傷害孩子。”對十幾歲的孩子來說，這段發生在20年前的暴行，不過是一個“遙遠的故事”。他們領會不到其中深意，即便在舞台上表演一些成年人看來觸目驚心的段落，他們也隻當是遊戲。
但孩子們會長大。南京大學戲劇影視藝術系副教授陳恬曾在2017年柏林戲劇節現場觀看過此劇，《輕松五章》巡演中國期間她第二次看後，感慨地說：“演警察的小演員，去年還是圓滾滾的皮猴樣子，今年已是少年模樣。”
彼得·塞納夫的感觸更明顯，尤其是扮演警察的小演員佩潘：第一年演出時，當彼得在舞台上對孩子們喊“停”，佩潘會立刻停下來，可熟悉舞台後，已經會回問“為什麼”了。米羅·勞也清醒地意識到，兒童演員成長為青少年後，與成人間的界限一定會消失，而原本像安全氣囊般存在的隔斷一旦消失，遊戲就不再是遊戲，現實的沉重與殘酷将會入侵。此時，他們就不再适合。
實際上，此次中國演出結束後，這7位小演員也将離開《輕松五章》。孩子們這一段教育之路走到尾聲，接下來，還會有另外7名小演員再次開啟這趟路程。
文獻體裁和政治劇作家
米羅·勞在面對CAMPO發出的邀約時，毫不留情地選取了迪特魯案作為創作基底，大膽、激進，同時野心勃勃，他一伸手想揭開的就是比利時社會肌理中最深的傷痕。
1986年，馬克·迪特魯因綁架與強奸5名女童被捕，1992年即被假釋出獄。1995～1996年間，他重新開始作案。而第二輪作案期間，比利時警方的調查進展緩慢，無視某些重要證據，這些失職行為直接導緻兩名孩童未能被及時發現，其中就有《輕松五章》中瑞秋扮演的那位讀信的小女孩。據迪特魯自稱，在他第二次被捕前幾天，囚于地牢的兩位小女孩仍然活着。但比利時警方去搜尋案犯住處時，卻并未找到她們。
人們追問過無數個“如果”，伴随迪特魯審判的是，比利時人對政府和司法系統的全面懷疑，整個國家的情緒從最初的擔驚受怕，又集體轉換為憤怒和受傷。這些情緒最終引發社會各個層面的改革。
劇中台詞講：“每個人都深陷悲傷，整個比利時都與我們一同哭泣，因為這些孩子事實上已成為所有比利時人共同的孩子。”《輕松五章》對比利時觀衆而言顯然意義更重大。與此同時，它的普遍意義在于，“我們如何在舞台上重現悲劇發生時人們所受的沖擊，以及，又該如何戰勝創傷”。
首演當年，米羅·勞獲得比利時戲劇和舞蹈評論家獎（BelgianPrixdelaCritiqueThéâtreetDanse）的“評委會特别獎”，獲獎詞寫道：“這不是表演，是鞭笞。米羅·勞不但沒有遏制小演員的直白，反而借此插入隐喻。”
米羅·勞鞭笞現實的手法之一是“原案重現”（Re-enactment），比如重現瑞秋在地牢讀信的段落。不過，他試圖重現的内容卻是虛構的，“我們無法确切得知地牢裡那些事件如何發生”，他認為，這種重現有助于人們重拾某種情感。陳恬認為這正是米羅·勞創作方法的獨特之處，“使用了文獻劇的方法，目的卻不是做文獻劇”。
陳恬總結這位瑞士導演的作品特點是“社會劇變，充滿創傷和隐痛的人物”。時下正在進行的阿維尼翁戲劇節上，米羅·勞的新作品《重演：戲劇史I》〔LaReprise-Histoire（s）duthéâtreI〕同樣聚焦一起暴力案件。往前追溯同樣如此。他的“歐洲三部曲”——《内戰》（TheCivilWars，2014）、《黑暗時代》（TheDarkAges，2015）和《帝國》（Empire，2016）試圖還原歐洲曆史，為他在文獻劇和政治劇領域奠定聲名。
米羅·勞觀照歐洲衰敗和由此帶來的民衆恐慌，這一聚焦點在2012年首演的《布雷維克聲明》（Breivik'sStatement）中表現更直接。人們是否還記得7年前在挪威作案的冷血殺手？他在奧斯陸引爆炸彈，随後又随意開槍射殺，最終導緻77人死亡。米羅·勞在他的舞台，原樣呈現這一極端分子在奧斯陸法庭的認罪過程，其供述的犯罪原由也被引述：移民和多元文化緻使歐洲衰落。
米羅·勞為社會學出身，2007年，他創辦劇團兼制作公司，将其命名為“國際政治謀殺研究所”。他在戲劇創作中融入田野調查，十分擅長“混淆”這些調查結果于虛構。《布雷維克聲明》幹脆就将舞台設在歐洲議會所在地。
“我總在尋找個體和國家的創傷和悲劇時刻。”站在這些時刻之上，米羅·勞這位被譽為“歐洲無畏的政治劇作家”，構建出的正是觀照曆史與現實的政治劇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