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克雷皮内維奇與CSBA高級研究員沃茨（BarryWatts）共同出版了一本曾是他們老領導的傳記——《最後的武士——安德魯·馬歇爾與美國現代國防戰略的形成》。馬歇爾（AndrewMarshall，1921～2015）是五角大樓内部智庫“淨評估辦公室”的創始人。在他任職該辦公室主任長達40多年時間裡，除了為美國赢得“冷戰”創建了基本戰略理論框架外，“冷戰”後他還用自創的“淨評估”概念和方法預測了中國崛起将成為美國的戰略競争對手。我之所以從“2018環太演習”美陸軍試射反艦導彈的新聞聯想到他，是因為美陸軍行為的建議者在其撰寫的馬歇爾傳記中，記錄了馬歇爾“冷戰”後把中國崛起作為美國戰略競争對手的思路及脈絡。
簡單說，按《最後的武士》一書中的描述，從“冷戰”後至21世紀初，當很多美國人還未考慮到中國崛起為美國的主要軍事競争對手時（即便僅在東亞範圍内），馬歇爾就開始在數據基礎上對中國的長期目标、戰略文化、曆史和中國軍隊不斷變化的能力進行了經驗性研究。在2001年小布什上任後，他應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的要求于同年2月底提出了基于優勢牽引制定軍事戰略的四個目标：1.盡可能地保持并延長美國的軍事優勢；2.利用美國的主導地位獲得長久和平；3.将美國的未來戰争手段控制在小規模、有限範圍内，并通過保持戰略緩沖和海外盟友使戰争遠離美國本土；4.阻止或延緩主要或“同級别”競争者的出現。但遺憾的是，由于小布什安全團隊和各軍種的質疑，以及随後“9·11事件”的發生，一些依據上述目标的具體措施并未在軍隊中得以認真貫徹。
但是在阿富汗、伊拉克戰争開打後的2004年，馬歇爾仍堅持确定了三個研究方向：1.聚焦于亞太軍事平衡評估并強調對沖中國崛起的必要性；2.對“反介入/區域拒止”環境下軍力投送的功能性評估；3.“越戰”後美軍在實際戰鬥訓練中優勢的持久性評估。2008年美國發生金融危機後，馬歇爾又預測塑造2030～2040年安全環境的因素有：人口趨勢、經濟發展差異和技術發展。同時他還在此基礎上預測了美國将面臨的三大挑戰之一是：中國的崛起及其軍事現代化正在以超預期的速度進展。
值得一提的是，鑒于保密的原因，《最後的武士》一書的兩位作者并未詳細披露馬歇爾的預測到底在奧巴馬“亞太再平衡戰略”下一層的軍事戰略及具體措施上是如何落實的。但在特朗普上任後推出的“大國競争戰略”和“印－太戰略”中，多少還能感覺到有馬歇爾的影子。特别是在美國把中國海軍排除在“2018環太演習”之外後，美陸軍第一次嘗試克雷皮内維奇2015年提出的在第一島鍊部署反艦導彈推行“島嶼防禦戰略”的舉動，似乎預示着“最後的武士”影響已經深入到了美軍的一線部隊。
最後我想說的是，7月20日《防務新聞》那則新聞在開篇寫道：美陸軍有史以來首次發射反艦導彈的行為可能會引起中國人的關注。而我的關注則是——“最後的武士”又回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