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青島再次見到郎朗，他伸出手來握手。他的手非常柔軟，很難把它與他在琴鍵上體現出來的力量聯系起來。他幾乎記得每個見過的人。去年3月第一次在紐約采訪他，在施坦威鋼琴總部電梯裡，他和一位中途上電梯來的工作人員打招呼：“昨天音樂會結束在後台見到了你姐姐。”那位工作人員興奮不已，高傲的施坦威管理人員私下贊歎：“他真是天才。”和具有遺世獨立氣質的鋼琴家不同，他有一種天然的親和力。
今年7月，青島新落成的“鳳凰之聲”大劇院正舉辦第一個國際音樂季。這座有仿生建築外形的私立劇院投資超過7億元，造型如一隻純白色高振羽翼的鳳凰，正要從沙灘起飛。剛剛重返舞台的郎朗為這裡首演，與青島交響樂團合作《莫紮特C小調協奏曲》。去年，他在準備拉威爾的《左手鋼琴協奏曲》時左手發炎，經過一年多的恢複，終于兩隻手一起重返音樂廳。
郎朗在青島的行程排得很滿。演出前一天，他在青島百名琴童音樂會上演奏和指導。場地在大劇院臨海的懸挑平台上，穿着白色公主裙和白色襯衫的琴童們坐在五十來架排開的立式鋼琴前，齊奏《拉德茨基進行曲》。這些孩子是通過青島音樂協會組織從當地音樂學校選拔出來的。劇院負責人與音樂協會建立了密切聯系，他們一起忙着張羅所有組織細節，細到給一些琴童準備餐盒。成千上萬的音樂學校是劇院演出的售票渠道之一。音樂協會的人告訴我，音樂教育市場上，學鋼琴的孩子數量占到了全部樂器學生數量的80%，“許多家庭把鋼琴作為一種标配”。在全國，大約有3000萬鋼琴琴童，這個數量還在增長中，他們與各地新建的音樂廳和蓬勃的音樂教育市場共同構成一個潛力巨大的市場。郎朗是這些琴童的榜樣。他從不介入幕後的故事，隻專注音樂，但他能看到連甯夏這樣的地方新建的音樂廳也使用了相當多台施坦威鋼琴。他在施坦威總部辦公室很自然而然地談論起這些情況。
郎朗到了，他坐在台上的施坦威鋼琴前，加入合奏。他一邊彈，一邊用手勢和表情告訴琴童們，哪裡該輕一些，哪裡該帶着喜悅的心情往下走，哪一段應有舞蹈的優雅和搖擺，哪些音之間是圓滑的，什麼是奧地利味道。他提醒孩子們，不要彈得太猛太狠，用長一點的句子來看待樂譜，比如把至少四個小節視為一個樂句來彈。隻要在琴鍵上演奏，郎朗任何時候都有一種自得其樂的投入，無論身處何時何地，面對什麼樣的聽衆。他很樂于用炫技的速度在風琴上給小學的孩子們演奏《土耳其進行曲》，逗得孩子們“哇”“哇”贊歎，他也快樂得越彈越嗨；這種快樂，與他跟像柏林愛樂這樣的頂級樂團一起排練演奏時，在表演最高難度技巧的樂段時表現出的那種孩童般的快樂沒有分别。幾天後，他在北京為騰訊錄制少兒教育公益節目。他興緻盎然地彈奏勃拉姆斯的《搖籃曲》、莫紮特的《小星星變奏曲》、門德爾松的《威尼斯船歌》，時而用幾句東北口音脫口秀逗樂所有人，也在預熱間隙彈奏《哥德堡變奏曲》這樣的曲子。彈奏《哥德堡》時，他在錄音棚的人群中找到我，向我點頭示意。去年3月在紐約見到他時，他正準備在剛簽約不久的環球唱片錄制這首曲子，每天坐車或休息都在聽魯賓斯坦和霍洛維茨的錄音。這個計劃因為他受傷而暫停下來。來青島前，他剛在國家大劇院為環球唱片錄制了唱片，不再是《哥德堡》，而換作了德彪西、莫紮特等人們耳熟能詳的曲子。他告訴我，他對這些曲子“有了新的看法，重彈時做了非常詳細的處理，想激發人們新的好奇心”。
《拉德茨基進行曲》合奏一遍，郎朗走下來問小朋友們的感受，孩子們大多重複着他剛才給出的建議：“要按句子彈”“要喜悅”“要像舞蹈”。無論郎朗心裡對這些答案是否真的滿意，他都給予肯定鼓勵。我問他，也許很多琴童未來會成為音樂的欣賞者而不是演奏者，畢竟後者的比例是有限的，成為“郎朗”更是小概率事件，他如何去告訴孩子們。他告訴我，他不會告訴他們，“我也是到十六七歲的時候才确定自己可以彈下去的。我小時候也曾被老師認為不是彈琴的料，這段經曆讓我不會去打擊孩子”。他像個教育家一樣告訴我，現在是給予琴童夢想的時候，面對現實自有它的時機。（朱墨攝）下載“中讀”App，使用右上角的“掃一掃”功能，掃描本圖即可觀看本刊資深主筆蒲實采訪郎朗的花絮視頻，感受不一樣的AR閱讀樂趣（溫馨提示：手機掃描豎圖時，請将雜志旋轉90度）第二天下午，郎朗在大劇院排練《莫紮特C小調協奏曲》。他熟悉鋼琴的樂譜，也熟悉樂團的樂譜，他知道在哪一個音上會有哪一件樂器進入，非常恰到好處地向樂團每一個人輕微點頭示意互動。“他是隐形的指揮。”觀衆席上有人低語。他的觸鍵柔韌靈活，看上去像輕柔的漂遊，實則很有滲透力，能夠表現溫暖與顆粒的質感。他留意到觀衆席上前來觀看他的排練的運動員孫繼科，一邊繼續琴聲，一邊用表演性的肢體動作和他打了個招呼。結束彩排，他與父親郎國任一起，為幾位通過郎朗基金會和當地音樂協會選拔出來的優秀鋼琴家做了晚上同台演出的指導。郎朗的母親全程跟随。幾年前，郎朗的父親回到沈陽，改由母親陪伴他全世界巡演，彌補了他少年時總無法與母親團聚的遺憾。晚上音樂會，他的母親環視一圈音樂廳，看到兒子重返的音樂廳滿座，感到很滿足。實際上，整個音樂世界都在期待郎朗複出。
二
郎朗歸來的第一場演出是7月6日與波士頓交響樂團在坦格伍德（Tanglewood）音樂節的演出，他演奏了莫紮特的《第24鋼琴協奏曲》，還有一首肖邦《夜曲》作為返場。波士頓交響樂團團長在接受采訪時說，他們每個人都在期待郎朗回來，“不隻是彈鋼琴，而是更大的考慮”。他說：“郎朗特有的魅力，使他成為一個不可或缺的存在。”《紐約時報》則寫道，如今在古典音樂行業裡，隻有少數一些藝術家仍然可以憑借自己的影響力出售音樂會門票，比如馬友友、伊紮克·帕爾曼、約夏·貝爾和萊尼·弗萊明，還有郎朗。當郎朗不演出的時候，“能明顯感受到古典音樂演出領域受到的影響”。與蓬勃的中國音樂市場不同，西方古典音樂市場正在老化。音樂廳觀衆席上通常坐滿了銀發老人，年輕人則更多被流行音樂吸引。但郎朗不同，他的聲望突破了古典音樂圈。在柏林采訪時，一位曾在波士頓留學的韓國年輕人告訴我，她是郎朗的樂迷。“在波士頓音樂節上，馬友友就像一位鄰家樂人，好像剛剛吃完午飯，帶上大提琴來拉幾曲，音樂會結束，便回家照顧家中小孩。郎朗則永遠給人帶來節日的氛圍，他總是充滿演奏性。”
那天與波士頓交響樂團的音樂會和平常很不一樣。過去他從不緊張，一切都按部就班，到了那天，“下午我和霍華德（RonHoward）彈了一會兒劇本，彈了一會兒就緊張得看表，心想，‘一會兒我得彈啊’。這是以前從未有過的”。時間還有10分鐘，他就提前離開了，“我對他說，對不起，這是我一年多來第一次彈，我得提前一些去準備”。坦格伍德音樂節是美國最好的古典音樂節之一，很多交響樂團的團長和重要音樂人物都來了。郎朗告訴助理：“我一定要集中精力練習完，這中間再重要的人物來，也不能見。”上台之前，波士頓交響樂團的團長問：“怎麼樣，你覺得舒服嗎？不舒服可以下一次。”郎朗說：“放心吧。”他一走上台，就聽到下面觀衆“Bravo!Bravo!”的呼喊聲，“我感覺到了他們對我的期待，既覺得舒服，又有些緊張，擔心他們期待過高”。那天他是用參加鋼琴競賽的全神貫注來彈的。彈完後，他很冷靜，“先看看手疼不疼。等到發現沒感覺，好了，安全了”，站了起來，很高興。一些觀衆沖到台前，很興奮地狂喊。郎朗說，那一刻他本以為自己會激動得掉眼淚，卻出乎意料的冷靜，好像站在自己外面打量着自己，“啊，我已經回歸了？還挺好”。
這個情形讓他有一點時光倒流的感覺。在他14歲的時候，他曾經在坦格伍德音樂節聽過鋼琴家安德烈·瓦茲的演出。三年後，他替代高燒的安德烈·瓦茲在拉維尼亞音樂節演出，從此開始了演奏生涯的征程。坦格伍德一點都沒變，連土地都仍然是泥濘的沼澤地的感覺，隻是多了大屏幕。郎朗說：“過去的陰影散去了，一切都像做了一場夢。”他的複歸很低調。他告訴我，他在演出前拒絕了《紐約時報》幾位樂評人的采訪邀約，“我告訴他們，我想用鋼琴說話”。
剛剛受傷的時候，郎朗曾一度擔心失去在音樂圈的“存在”的位置。那時他告訴我，過去有許多音樂家一旦隐退，就再也難以回到過去他所屬的那個世界了，他擔心這樣的命運降臨在自己身上。回首看，他感到幸運的是，自己痊愈的時間不是很長，也就一年多。更重要的是，這一年多沒有出現可以與他匹敵的替代性人物，他依然保留着在古典音樂世界的很大聲望。這一年多，他從一個音樂世界的領銜者變為這個世界的暫時旁觀者，“覺得沒什麼變化”。也許是音樂世界沒有什麼變化，但也可能是這個世界與過去已完全不同了：25年前，曾經有很多具有影響力的音樂家可以促進福利、養老基金和各種音樂會門票的出售，但現在，這些古典音樂家作為一個群體的影響力變弱了，而“巨星”的數量極其稀少。郎朗說，如今他已成了一個新興鋼琴家的積極提攜者。
三
去年7月，我在香港見到郎朗。他那時到香港，在會展中心與甄子丹、梁俊晟合奏《黃河進行曲》，紀念香港回歸20周年。他的左手剛受傷不久，音樂會不得不連連取消。他已在德國接受了最好的治療，但在香港期間，他仍然抽空去了好幾家醫院，看看不同的診斷，好更安心一些。那時他還不知道自己要等待多久才能痊愈，還期待着年底能錄制計劃中的唱片，能參加當年9、10月份重要的音樂會，特别是卡耐基音樂廳那場。他的心情有些起伏，白天還好，到了晚上睡覺前有時會焦慮。他告訴我，這是他第一次腦子準備好了，手不能動，他很讨厭這種狀态。
受傷以前，郎朗每年的演出一直安排在120場到140場。這在鋼琴界是公認難以負荷的高強度，幾乎意味着每三天換一個城市，飛行、落地、演出、離開，不可能休息。他一直對這樣的節奏很滿意。過去他雖然也受過傷，因為過度疲勞得過哮喘，但都一兩個月就痊愈了。這是郎朗最漫長的一次病休。剛閑下來，他時而懊惱時而着急，但總得适應、找事做。他開始與慕尼黑的朋友一起出去劃劃船曬曬太陽，四處旅行一下，“給自己放個假”，也有了更多的時間聽音樂。那一次在香港遇到，他正在聽貝多芬鋼琴協奏曲的各個版本，自己琢磨。彈20周年，他能用右手排練，感到特别興奮，“有三個月沒在舞台上了，感覺獲得了重生，當然是一隻手重生”。
意外的手傷，倒讓郎朗開始逐漸發現新的生活節奏。在香港時，他告訴我，他認識到了身體的限制，“人的意志力可以跟鋼鐵比，但人的身體不是機器”。他發現過去真把自己當成機器了，打趣“飛得高的時候可能真把自己當成飛機了”，現在，他返回到有血有肉的人的意識和身體裡。時間感也變得更為真實。彈音樂會的時候，他從來都覺得一天時間很短，好快就過完，“飛機上去，下來，城市到了，一天過去了”。他很少知道白天是什麼樣子，“每天早晨都在睡覺，坐飛機到達一個地方，4點之後開始練琴，然後音樂會，到高潮11點，下來吃飯，然後到兩三點睡不着”。受傷後，他開始走路，用别的交通工具旅行，節奏速度都慢下來，“一天能做的事太多了，一個禮拜跟三個禮拜似的”。到了去年年底，繃帶可以松綁的時候，那種焦慮感消失了，“感覺不怎麼疼了，覺得問題不大。今年過了年，開始一點點慢慢練”。他高興極了，“哇，又兩手了”。
當年剛到美國柯蒂斯音樂學院學習，郎朗的鋼琴老師格拉夫曼曾對他說，在中國搞藝術，每一個層次都具有極強的競争性，每個人都被排上名次。正是這種競争性，讓郎朗能夠在日本獲得成功，赢得柴可夫斯基比賽，然後才會有機會被格拉夫曼注意到。但格拉夫曼告訴他，他應該改變比賽所留下的這種烙印。改變身上的這種競争性并不容易，郎朗一直以橫沖直撞求進取的精神給人們留下深刻印象。這一次受傷是因為他收到一個樂團邀請他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100周年彈奏的詢問，他急于在一天時間把曲子練出來以給回複。通過這一次，他說：“我什麼都不着急了。”在青島，他告訴我，他的生活有了新的節奏，“原來喝一杯茶的工夫做決定，我現在要三杯茶的工夫。提醒自己，‘别着急’”。即使是一些重要經紀公司找他要答案，他也學會了“讓他們等等”。錄音中狀态不好，“那就緩一緩，等幾天再錄，不會像過去那樣急着收尾了”。他覺得這很好，練出了耐心，改變了過去搶答題式做事的毛病。現在，他一年的音樂會數量調整到了70場到80場。我問他，多出來的時間他準備用來做什麼？他說，他現在想，多做一些音樂教育的工作。
閑下來，他開始重新琢磨一些老曲子，沉澱一些自己的思考。他告訴我，古典音樂的譜子都在那裡，不能變，但就像老建築翻新，“立面翻修、室内裝潢，還有一些空間感，可以做一些調整”。重返錄音棚，錄音師以前都和他合作過，一下就聽出來他做的那些小改動。郎朗用他自己的語言向我翻譯，“他們驚訝地說，‘可以啊，有這種新打法’”。他的手恢複得很好，處理快速段落的方式也讓錄音師驚訝。他說，随着年齡增長，他的彈奏風格在一點點固定，逐漸有了定性，正因這樣，他的一點點“個人的簽名”，也就能被人接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