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聯生活周刊》1000期了。從1995年1月創刊至今，也快24歲了。20多歲，至今還是青春期。我一直說，我是個幸運者，在我的青春期，親曆了80年代思想解放運動的開端；在我的中年期，則親曆了一個紙媒的繁榮發展期。《三聯生活周刊》的1000期中，我有幸主編了800多期，從淨土胡同到安貞大廈，從安貞大廈回到美術館的三聯韬奮中心，從三聯韬奮中心又到霞光裡9号，我在《三聯生活周刊》度過了溫暖的中年期。
《三聯生活周刊》創刊600期紀念時，我寫了一篇文章叫《1995～2010我們與這個時代》，簡單概述了600期的15年裡，我們選擇的道路。值得一提的是，600期紀念回顧與總結我們自己，是廣告公司的孫莉最早提議的。從600期起，回顧與總結自己，就成了固定節目——創刊800期紀念，我又寫了一篇文章叫《1995～2014一本雜志和他倡導的生活》。800期出版是2014年的8月25日，出版後不久，到年底，三聯書店領導就體會到我的辛苦與力不從心，批準了我提出的退休申請。退休時，我曾寫了一篇叫《主編這個崗位》的博客，這篇博客中，我曾寫道：一個主編的工作，其實隻是在可能性之内，尋求一本刊物的發展之路。我曾寫道：一個主編，實際隻是一個協調者而已——協調各方面的需求：讀者需求、市場需求、編輯部成員自身發展的需求。種種需求，其實都構成着能量，主編因此要成為一根繃緊的弦，在感知能量場中，校正自己的位置坐标。
任何一本刊物的辦刊定位，在我看，一開始，肯定隻是主編的一種主觀意願。比如，我在接手這本刊物前，曾經的躊躇滿志。我還記得時任三聯書店領導班子在我接任前，聽取我的辦刊理念的那個考核會。那時，我常興奮地逢人就說，一個時代需要一批人來讨論新的生活态度，重新樹立人和自然、人和社會、人和人之間新的關系。但真要辦刊，定位還是要靠人來實現的。我一開始打算依靠自己在新聞界與文學界的資源來整合稿源，構架刊物的主體，但在實踐中，很快就意識到，不依靠自己的團隊，不形成一個思想的核心，是辦不成一本面對新時代、立場前衛的《三聯生活周刊》的。
好在我有足夠的敏感。初創時，《三聯生活周刊》的形态是由編輯部幾位核心成員塑造的。因為剛開始，讀者隻來自我們自己的判斷；或者說，那隻是我們自己塑造讀者的階段。初創《三聯生活周刊》的塑造者，首先是方向明。因為，當時能寫出厚重影響力“封面故事”的，隻有方向明。《三聯生活周刊》創刊期的前兩年，半月刊，48個“封面故事”中，方向明挑頭做的就有19個，接近一半了。順着方向明的特長，《三聯生活周刊》也許會走向類似胡舒立創辦《财經》的方向，好在當時《北京青年報》的黃利向我推薦了劉懷昭。這個劉懷昭居然成了我接手《三聯生活周刊》的思想動力源，她的銳利，不僅激活了苗炜、王鋒，也激活了我和舒可文。周刊之所以能成功，我以為是一個思想核心的建立。在《三聯生活周刊》的淨土胡同時代，人就那麼十幾個，就在那個昏暗的會議室裡，沒有高低上下，構成了一種在煙霧中直接的思想碰撞。這個思想核心的最初形成，劉懷昭絕對是第一顆種子，是她在我主編的第一期，就提出了卡辛斯基挑戰工業時代與“後撲洛載客時代”的問題，而當時還在紐約的娜斯，正好與她形成了很好的搭檔。
然後，第二顆種子，就是沈昌文先生推薦給我的胡泳。1996年剛開年，他就寫出了1萬字的《Internet離我們有多遠》，這是瀛海威當時在中關村豎起的一塊大廣告牌。我讓他開了一個“數字化生存”的專欄，将尼葛洛龐帝引進了《三聯生活周刊》。1997年底，胡泳一人就編了一本十多萬字，名叫《時代英雄》的增刊，深入介紹數字化時代美國的15位重要人物，這在當時，絕對是站在前沿。
因此，周刊開端，其實是由方向明、劉懷昭、胡泳這三位為主的；閻琦作為大管家，起的是将大家親和在一起的作用。遺憾的是，劉懷昭1997年就又出國去紐約了，胡泳則直到1999年才離開。他對早期《三聯生活周刊》的塑造功不可沒，1999年，他已經做了《矽紀元》《PC太陽下山了》這樣的封面，他離開周刊前做的最後一個封面是《中關村元年》。《三聯生活周刊》前主編朱偉（張雷攝）早期《三聯生活周刊》的塑造，還有一個重要人物，就是王小波。王小波從我主編《三聯生活周刊》的第一期（總第5期）起，就幫我寫一個叫“晚生閑談”的專欄。他的第一篇文章叫《個人尊嚴》，他的專欄一直延續到1997年他不幸病逝，共發表了24篇，形成了早期《三聯生活周刊》的另一根思想支柱。
這是周刊初創的第一個階段。
第二個階段，就是苗炜唱主角的階段。其實，苗炜自我接手周刊後，就被劉懷昭激活、由舒可文扶植出了能量。他寫的第一個重要封面是《奧運會：更快更富更殘酷》（總第18期），那時他還是體育記者的身份。1998年，《每個人都想知道關于性的事》（總第65期），進一步展示出他對周刊發展的價值。“一本雜志和他倡導的生活”似乎就是1999年由他提出，才成為《三聯生活周刊》定位的廣告詞的，這是我接手這本刊物，3年後的結果。苗炜在1999年操作的一個最重要封面，是這年最後一期的《90年代：民主的挑戰》。1999年，他還專心編輯了一本《三聯生活周刊》的廣告刊，那是他才華橫溢的時代。
這第二個階段，另一個塑造了周刊的重要人物是高昱。周刊的社會報道，是交與王鋒負責後，才開始做起來的。高昱是王鋒的第一個弟子，王鋒的第二個弟子就是許知遠。高昱進周刊，也是經劉懷昭教導過的，他獨立操作的第一個封面是1988年的《誰來審判張金柱》（總第58期），高昱直到2002年初離開周刊，大約做了25個“封面故事”。
第二個階段中，本來，苗炜、王鋒、劉君梅、邢海洋，都各自找到了自己的定位。但1999年，出國好像是大趨勢，胡泳、王鋒、劉君梅、邢海洋好像都是這一年走的。一年後，王鋒與邢海洋再回來，王鋒帶了許知遠，很快又走了；邢海洋則安心留到現在。第二階段中，劉天時走是因為我粗暴地傷害了她的自尊。她到《南方周末》後，我又曾邀她回來，準備給她專辟一個底層調查的欄目，卻終未能磨合成，算是我主編生涯中的一樁憾事吧。
第三個階段，主角就是李鴻谷了。李鴻谷是2001年《三聯生活周刊》從半月刊轉周刊，我從湖北《長江日報》物色來的。改周刊，培養一支有新聞突破能力、做自己特色新聞的隊伍，這個擔子苗炜挑不了，非李鴻谷不可。李鴻谷的引進，就打破了原來編輯部的構架，這個經過，我在800期的《1995～2014一本雜志與他倡導的生活》中已經說過，不再贅述。李鴻谷進了周刊，快速形成了一支由金焱、李菁、朱文轶、吳琪、王鴻諒組成的，力量很強的隊伍。《三聯生活周刊》從半月刊轉周刊的迅速成功，第一歸功于“9·11”系列報道，這是苗炜主導，蔡偉與吳曉東起了很大作用的；第二就要歸功于李鴻谷帶着他的團隊，對貪官報道的突破。
我習慣将2005年看作《三聯生活周刊》一個新階段的開始。從2002到2004年，說實在的，周刊發展遇到過一個沉悶的瓶頸期。這是離開安貞大廈，搬回三聯韬奮中心，在沒有窗戶的格子間裡辦公的那個時期。周刊的人在安貞大廈中懶散地倒在沙發裡慣了，在這樣壓抑的辦刊條件下，很多人選擇了離開。2005年，之所以有一個新階段開始，一個不可忽略的因素是，時任三聯書店領導批準了周刊離開三聯韬奮中心，搬到霞光裡9号的申請。不要小看辦公室文化，辦公室其實是給大家一個舒适的家的感覺，沒有了家的感覺，就難有一種出自内心的凝聚力。
2005年之所以能成為《三聯生活周刊》高速發展的開端，如果說其中有我的貢獻，那就是開創了将一本刊物變成一本暢銷書的模式——用抗戰系列報道的方式，将“封面故事”變成封面專題，一個封面專題做到上百頁篇幅，就改變了雜志原應有的形态，改變了雜志短期消費的性質。2005～2015年，周刊維系了10年的高速發展，從編輯部内部總結是，李鴻谷自己的不斷發展與李菁、邢海洋、魯伊、王小峰，直至後來，李偉、吳琪、王星、袁越、王恺、蒲實這些主筆都可以用自己的獨特性貢獻不同形态的“封面故事”了。這就使《三聯生活周刊》進入了一個中心與群星環繞的态勢。這個中心，實際還是思想核心。到了安貞大廈時期，《三聯生活周刊》已經有二三十人，不能像淨土胡同那樣，圍着一個圓桌碰撞了，但這思想核心一直在。實際上，胡泳離開後，思想核心的主角就一直是舒可文了。2001年，改刊第一期，她帶着吳曉東與高昱，做了《居住改變中國》（總第127期），2002年她帶着苗炜做了《波波族與新文化運動》（總第218期），2004年她帶着朱步沖、李菁做了《成吉思汗熱》（總第306期），2007年她帶着苗炜做了《子曰》（總第416期）……舒可文對于《三聯生活周刊》的重要性，是在讨論“封面故事”時，總是她觸發我最多的。我是主編，“封面故事”的走勢由我拍闆，我的拍闆來自大家的意見、我的選擇。舒可文的難能可貴是，她的思路，往往就能形成一個高度。這對于一本刊物的境界，作用太重要了。一些重要的封面導言，我也會逼迫她寫，盡管她會被我逼得死去活來。比如共和國成立60周年《中國》的主題（總第546期）與上海世博會《理想國》的主題（總第576期），前者她寫了一篇《百年中國讀本》，後者她寫了一篇《這世界早已沒有了理想國的思想》。這兩期刊物，成為了我主編《三聯生活周刊》生涯中，最值得驕傲的兩本。一本刊物要立足，要根深葉茂，依靠的是它站的高度，這才是實力所在。
一個是思想高度，另一個是可提供知識面的廣度。在知識面廣度上，安貞大廈期間，最趾高氣揚的是吳曉東。那時他負責國際部，他手下有魯伊、王星、朱步沖、陸丁、蔡偉、邱海旭，學曆最高，又各有絕活。魯伊最早做了《龐加萊猜想的數學江湖》（總第397期），一個數學封面，她本是學法律的。王星号稱編輯部的活詞典，通五六種外文，是編輯部裡讀雜書面最寬的。這兩位現在也是我的小老師，我有古典音樂的問題，都會随時請教她們。朱步沖、陸丁、邱海旭都是北大碩士，一個是曆史專業，一個是哲學專業，一個是國際關系專業；蔡偉與王星都是北外的，蔡偉則是個軍事專家。我覺得，一個編輯部要培養很多各種各樣的專家，當然，知識面是建立在思想高度的要求上的，沒有思想高度，沒有對知識獨特的認識角度，就變成知識普及了。
從發行量說，2005年後，《三聯生活周刊》才變成真正的大刊。變成大刊後，應該說是讀者、市場的要求參與了對周刊的塑造。因為，随着發行量日益增大，讀者、市場的需求就日益成為一杆不可忽略的标尺，無視這标尺，就會造成嚴重的經濟損失。尤其是2009年市場壓力增大後，我的很多精力都放在注重發行部的市場反饋上，根據讀者與市場需求，調整選題與定位。編輯部的選題要經過發行部論證，封面要發行部通過，要協調編輯部與發行部、廣告公司的關系，這就使發行部體現出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這在當時是引起編輯部很多人反感的。也因此，我一直強調：“編一本自以為優秀的刊物，其實是容易的；編一本讓越來越多人認可、尊敬的刊物，其實是不容易的。”
我想說的是，主編是一個刊物的舵手，這個舵手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強加于刊物。這個刊物其實是編輯部這個團隊中每個階段傑出人才的特出表現，在讀者與市場的反饋中，不斷改變、塑造而成的。主編在其中是什麼角色呢？辨别流水的方向，不斷修正航程；維護思想平台的高度，以拒媚俗與平庸。維護這高度，就要不斷去發現、寵愛、保護、包容那些能不斷挑戰平庸之才，給他們更多任性發展的空間。因為，挑戰平庸者一定是個性強大的。再說具體點，我雖然做了19年《三聯生活周刊》的主編，但這刊物的一步步成長，塑造這刊物的其實都不是我，我隻不過是這19年裡一個個傑出人才背後的推動者、他們成就的協調人、他們身上銳氣的保護者。我給他們鋪平發展道路，我讓他們沒有後顧之憂。
1000期，算是我這個老主編對這本刊物的最後一次發言。我說：我在《三聯生活周刊》度過了溫暖的中年期，因為，19年，這個團隊，一茬茬更新，都包容了我的簡單粗暴，包容了我在稿件面前的不留情面。而這個團隊，走過無數艱辛，我們一起維護了“編一本讓越來越多人認可、尊敬的刊物”。
2012年5月，朱偉帶隊“最美的新疆”封面報道小組（于楚衆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