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推行以私有化、自由化、商品化為旗幟的“新自由主義”，加上金融化，形成新的金融資本主義，并造成了2008年以來的全球性的經濟危機。在這種背景下，“反全球化”和“民粹主義”在世界範圍内興起。但經濟全球化畢竟符合時代潮流，經過曲折之後會繼續健康地向前發展，中國應保持戰略定力，積極應對各種挑戰，首先把國内事情辦好。
2016年已經過去，留下全球矚目的兩大遺産，即英國脫歐公投和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可以預見，這兩大問題将在2017年持續發酵。這一股“反全球化”和“民粹主義”之風，從出人意料的吹皺“一池秋水”，到風雨交加越過大洋，到大洋彼岸形成狂風暴雨。有人把這場批判“經濟全球化”，攻擊标榜“政治正确”的精英政治，試圖推翻現有的政黨格局和國際體系的浪潮稱作為“民粹主義革命”。英國脫歐是民粹主義思潮的“試水”，而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則讓這一思潮成為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的執政理念。可以說，世界形勢呈現出自蘇聯解體25年後動蕩與分化的新趨勢。
特朗普讓全世界處于“不确定”狀态中
特朗普在競選中以“美國第一”、“讓美國重新強大”的口号和讓美國企業從國外搬回來的承諾赢得大選。根據以往經驗，美國總統在競選時可以任意放言和承諾，而一旦當選就會面對現實，變得比較謹慎。而特朗普非要打破這種“傳統”。當選而未上任就抛出“美國第一”的政綱，對國際事務包括對華關系采取十分強硬的态度。特朗普在貿易、彙率、南海、台灣等問題上一再攻擊挑釁中國，破壞了中美關系的順利發展，特别在“一個中國”的問題上，特朗普違背了中美建交以來幾十年的美方承諾，在“台灣問題”上踩了紅線，将對中美關系産生嚴重影響。同時，他的執政班底和智囊核心已基本形成，大多奉行新保守主義，有的媒體稱為“鐵血鷹派團隊”。因此，世界各國大多都在觀望，國際形勢受此影響也處于“不确定”的動蕩之中。
“反全球化運動”的再度興起
幾十年來，經濟全球化極大地推進了全球經濟的融合與發展。世界經濟已經初步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關系。特别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前的十幾年中，全球經濟加速發展，不僅有利于發達國家，也形成了第三世界國家群體性崛起的新興經濟體。這種顯著的成就是不可能被輕易否定的。然而，經濟全球化是把“雙刃劍”，它的弊端在近十年中也都顯露出來了。發達國家同發展中國家差距拉大。有的國家由于種種原因而“被邊緣化”，經濟不發展、社會和政局動亂。但這不能僅僅歸咎于經濟全球化，美國在世界範圍内大搞“顔色革命”，推行美式“民主化”，把某些地區的形勢搞得很亂，更是起到了推波助瀾的消極作用。如今，在發達國家内部，精英階層同普通民衆的差距也在擴大，這就為“反全球化”重新發展起來提供了土壤。
“反全球化運動”伴随着經濟全球化而生。反全球化從一種思潮發展為一種“新社會運動”，始于1999年11月世貿組織西雅圖會議期間。早期的“反全球化運動”主要是遊行示威、“街頭鬥争”，甚至伴有暴力。2002年12月意大利佛羅倫薩的“反全球化”百萬人示威遊行使“反全球化運動”發展到頂點。但随着經濟全球化取得巨大成就而受到世界範圍内的普遍接受，“反全球化運動”因此走向理智，但在一度冷清之後，現在又有擡頭之勢。“反全球化運動”思潮認為現在的經濟全球化是“資本主義全球化”，要求推行一個“健康、公正、公平的全球化”，這也有其合理的因素。而英國“脫歐”必然對經濟全球化産生較大的負面影響，極可能引發新的“反全球化運動”。有的學者認為，英國“脫歐”開始了“去全球化”進程。值得注意的是，現在有“反全球化”“去全球化”“逆全球化”三個概念，應加以區别。我認為，“經濟全球化”是“去”不掉的，也是“反”不掉的，因而稱為“逆全球化”比較合适。“逆全球化”主要指發達國家特别是美國在特朗普當選總統之後會大刀闊斧地借故實行“貿易保護主義”。但經濟全球化畢竟符合時代潮流，經過曲折之後會繼續健康地向前發展。
唐納德·特朗普當選美國第45任總統。圖為2017年1月20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國會山，特朗普在總統就職典禮上宣誓。
在歡呼和抗議聲中，唐納德·特朗普1月20日中午在華盛頓國會山發表以“唯有美國第一”為主旨、以保護主義為主基調的就職演講。總統就職日前後，特朗普反對者組織的抗議示威規模打破以往總統就職日的相關示威紀錄。圖為2017年1月20日，在美國洛杉矶，民衆舉行遊行，抗議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民粹主義蔓延，引發歐美國家政治生态變化
民粹主義是一種社會思潮，最早出現在19世紀60—70年代的俄羅斯。他們以人民的精粹自居，提出“到民間去”，冒充“人民之友”。近年來在西方發達國家發展起來的民粹主義，是反全球化和反對精英政治的主要力量，其思潮十分混雜，既有右翼也有左翼，甚至包括極右勢力，其中右翼勢力占優勢。他們利用經濟低迷、失業率增加以及難民潮，煽動反主流政黨和排外極端民族主義。英國全民公投“脫歐”，民粹主義煽動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近五年來，各類民粹主義政黨在歐洲一些國家的大選或地方選舉中異軍突起，對歐洲主流政黨形成挑戰，引動歐洲不少國家政治生态的變化。法國國民陣線是老牌極右政黨，曾因極端民族主義言論被廣泛譴責後一度消沉，現在借機改頭換面，反而獲得高支持率。英國獨立黨是“脫歐”主要煽動者，2014年已成為歐洲議會選舉中的第一大黨；有民粹主義傾向的德國“另類選擇黨”、意大利五星運動黨、奧地利自由黨、西班牙“我們能”黨，都在地方選舉中取得好的成績。2017年，荷蘭、法國、德國等國将舉行全國大選，将對現有的主流政黨形成極大的挑戰。2017年是歐洲的“考驗年”。國際思潮具有傳導性，從歐洲到亞洲、美洲，已成為一種“時髦”的社會思潮，但其主流在歐美發達國家。特朗普作為美國總統上台執政後，“特朗普現象”将引領全球民粹主義運動。
民粹主義思潮在幾乎所有歐洲國家重新擡頭，使戰後建立起來的歐洲統一思想發生危機。經濟全球化和一體化也發生逆轉。歐盟處于生死存亡關頭，形勢十分嚴峻。歐洲曾經經曆兩次可怕的世界戰争，建設一個和平繁榮的歐洲有利于世界和平與發展的潮流。歐洲需要良知，需要重新積聚歐洲統一的積極力量。
全球經濟危機表明“新自由主義”的破産
2008年是一個拐點。是年爆發的由美國開始的國際金融危機，導緻全球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危機，接着是歐債危機，從而使美國和歐盟經濟陷入長期衰退。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根源是以私有化、自由化、商品化為旗幟的“新自由主義”的破産。“新自由主義”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否定戰後西方國家實施的“凱恩斯主義”，實施撒切爾—裡根的供應學派的經濟發展政策。“新自由主義”借助于美國主導的全球化，由美國擴展到歐洲發達國家、轉型國家以及發展中國家。到20世紀90年代，美國的“新自由主義”加上了金融化，形成新的金融資本主義，推高虛拟經濟，打擊實體經濟。
國際金融危機的發生表明“新自由主義”的破産。當時國際社會曾熱烈讨論克服危機的出路，提出“替代模式”。一度曾有左翼學者提出“回到馬克思”和采用某些傾向社會主義的政策和措施，但這并不現實。還有一種意見是回到凱恩斯主義，這也不現實。而美國和歐盟的統治集團卻用“轉移危機”的辦法來解決危機。一方面，在美國和歐盟國家将危機轉嫁給草根民衆，甚至中産階層，而大資産階級特别是金融大資本家不但絲毫未損反而大獲其利。這樣就造成社會階層貧富差距加大，社會嚴重分裂。而标榜“政治正确”的執政的精英集團無視于這種社會分化現象，卻熱衷于政治鬥争和黨派鬥争。另一方面，美國和歐盟發達國家，利用資本金融優勢，特别是美國的美元特殊地位，将危機轉嫁給第三世界國家，包括新興國家和轉型國家。因此，這場危機根源在于“新自由主義”也可以說是資本主義發展到金融資本主義所暴露出來的痼疾。再加上美國在全球推行“自由化”和“顔色革命”,造成中東地區局勢混亂，出現湧向歐洲國家的“難民潮”。這是造成當今“反全球化”和“民粹主義”的根本原因。然而現今的“民粹主義”風潮及其領軍人物并不是真反對資本主義制度，而是利用了這種局勢，打着“人民之友”的名義，搞極端民族主義和排外主義，歐洲極右翼政黨相繼崛起，是一種十分危險的傾向。
中國該如何應對我們所面對的世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而且還在不斷地迅速發生變化，這就給我們提出了許多必須面對的新問題。經濟全球化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民粹主義”引發的“反全球化”思潮無法改變這一大趨勢。但我們必須用全球眼光，認真分析全球化過程中出現的種種弊端，提出解決問題的“中國方案”。
我們要充分發揮戰略定力，積極應對各種挑戰，首先把國内事情辦好。國際國内是兩大相互影響的關系。我們要從兩個大局思路出發，研究國際形勢複雜動蕩對我國帶來的影響。中國國内改革進入深水區，出現社會多元化和信息複雜化的問題。我們要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推進積澱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
和平發展是當今之潮流，和平發展、合作共赢是我們黨和國家的國際戰略。我們要積極面對世界多樣化、經濟全球化、文化多樣化和社會信息化的世界潮流。當下，我們要面對的是“逆全球化”，即貿易保護主義的挑戰，中國應主張深入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支持多邊貿易體制，推進亞太自由貿易區建設，推動全面經濟夥伴關系協定（RCEP）。我們生活在同一地球村，各國相互合作、相互依存、相互促進。推進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既适應時代發展潮流，又深深植根于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之中，這就是和為貴，和而不同、求同存異、協和萬邦、天下大同。要把愛國主義同推動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結合起來。把我們自己國内事情辦好，是最大的愛國主義，也是中華民族對世界的最大貢獻。
（作者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原研究室主任，當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員）
（責任編輯：蘇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