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爾康董事長李方平對于浙江溫州人來說，“八大王”不僅僅是一個名号，而是塵封在記憶中的一段傳奇往事。如今，“八大王”之一“合同大王”李方平已年愈花甲，但挺直的腰闆，洪亮的嗓音卻讓人感受到他非同一般的雄心壯志。
艱苦創業百折不撓
1955年，李方平出生在浙江省溫州市柳市鎮的一個普通家庭。文化大革命期間，李方平上了幾年小學就無學可上，隻能在家幫忙做些農活，閑時便和父親做些米粉幹，挑着擔子到街上叫賣。“那時我才13歲，雖然辛苦一點，但日子還算過得去。”李方平回憶起小的時候說：“我家祖祖輩輩都是農民，但是溫州人多地少，農民遠不如工人吃香。”身為兄弟姐妹5人的大哥，李方平很小就有了擔當。他意識到，想改變自己、改變家庭隻有兩條路—一是考大學，二是去當兵。“我讀書時間太短，考大學不現實，又因為是‘油耳朵’，當兵也被拒絕了。”兩條路都行不通，李方平很是苦惱。
18歲左右，轉機來了。李方平在鄰居的提議下做起經銷員，加工生産一些電器零配件做成産品目錄，推銷給甯波、杭州等地的企業。在計劃經濟時期，供需不平衡，企業很需要這些産品。李方平頭腦靈活、肯吃苦，家裡條件漸漸好了起來。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中國開啟了改革開放的大門，經濟體制改革開始起步。之後幾年，中國批準恢複和發展個體經濟，全國城鎮個體經濟快速發展。
借着政策的東風，原本挂靠在其他企業的李方平轉入地上，以常人難以想象的毅力和韌性把生意越做越大，成為市場經濟中先富起來的一批人。“當時流行‘萬元戶’的說法，誰家有1萬元錢就很不得了了，那時我的資産已經有幾十萬元了。”按李方平的說法，自己當時可說是風光無兩，然而，危機也在此時埋下了種子。
李方平經常要到外地出差，為圖方便，李方平在馬路邊蓋起一棟法式四層洋樓。1982年，國務院連續發文要求堅決打擊經濟領域内的各種犯罪活動，經濟整肅運動拉開帷幕。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變過程中，一些人思想認識不到位，在打擊經濟犯罪成果顯著的同時，也使一部分人無辜牽扯進來。“如果沒有經濟犯罪，怎麼能有錢蓋出這樣的房子？”—李方平被立案調查，因“投機倒把”入獄6個月，與同時期柳市鎮7位工商戶一并當做重大典型進行打擊，這便是轟動全國的“八大王事件”。直到1984年，中央下發“一号文件”，時任溫州市委書記袁芳烈經過複查為“八大王”平了反。而此時的李方平早已在上海默默打起了“翻身仗”。
1983年出獄後，李方平離開柳市來到上海，繼續做電器生意。對此前的遭遇，李方平很看得開，他說，大家都想往前走，但當時思想還比較混亂，可最終曆史一定是前進的。1989年，李方平聽從朋友建議舉家搬至泰國，之後又定居加拿大。這期間，由于語言不通，李方平的生意基本停擺，“一直在國外吃老本”。雖然李方平的家産足夠一家人一輩子衣食無憂，但是浙江人實幹創業的基因總讓他不甘平淡，終于在1996年回到中國。浙江海創園内的諾爾康園區
自主研發敢為人先
時光飛逝，跨入21世紀的中國已不同以往。北京赢得2008年奧運會主辦權、亞太經合組織會議首次在中國舉行，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緊抓經濟全球化的大潮，對外開放由沿海向内地不斷推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進入新階段。
回國後的李方平繼續經營低壓電器，同時涉足房地産行業，在國家政策加持下，生意順風順水。家底豐厚，妻賢子孝，對于“人生赢家”李方平來說，賺錢早已不是他的首要目标。
2005年，李方平從加拿大的鄰居處得知，有一批中國科學家在尋找人工耳蝸的投資者，但因項目投資高、風險大、回報慢，一直沒有找到合适人選。在第一次接觸人工耳蝸時，李方平便馬上感知到“這是一件造福社會的事！”經過考察調研，2006年，李方平正式成立諾爾康神經電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諾爾康）。
彼時，全球隻有美國、澳大利亞、奧地利三個國家擁有人工耳蝸品牌。第二次全國殘疾人抽樣調查結果顯示，中國有聽力殘疾患者達2780萬人，據推算，約有739萬人聽力完全喪失。進口人工耳蝸一套25萬元人民币的價格是很多家庭承受不起的。“技術含量高、價格昂貴、需求人口多，研發人工耳蝸意義重大，我要證明其他國家能做到的，中國也一樣可以做到！”李方平不改雄心壯志，50歲時跨界再創業。
“同改革開放一樣，中國要摸出自己的路。人工耳蝸領域我們也要研發出自己的專利。開始不懂沒關系，我們可以先買過來，在此基礎上研究改進，最終掌握在自己手裡。”
理想是美好的，現實卻困難重重。由于缺乏經驗，技術手段也不算先進，諾爾康最初用3000萬資金讓産品在3年之内上市的計劃沒能實現。有專家預估，要想産品上市至少需要5年時間，投資要達到1個億，并且人工耳蝸技術含量高，即使研制出來也很難批量生産。
雖然打過退堂鼓，但李方平還是咬牙堅持了下去。初始資金花光後，借錢、貸款、賣股份成了李方平的日常狀态。他靠着這些錢進行研發、做試驗、給員工發工資。
堅持終有回報。2011年8月19日，諾爾康拿到國家藥監局的人工耳蝸器械證書，國産人工耳蝸正式上市。人工耳蝸芯片隻有一元人民币硬币大小，電極接觸面大了，傳輸通道就會少。諾爾康自主研發的人工耳蝸在保證電極數量的同時做到了最多通道數量。截至今日，已成功幫助全球1萬餘名聽障人士過上正常人的生活。
很多人問李方平，直接用國外芯片可以減少很多投資，為什麼非得自己研制？李方平直言不諱：“‘研發不如買，買不如租’是業内人心知肚明的規則，但如果所有人都隻會拿來用，不能自主研發，中國核心技術很難發展。”
2015年，諾爾康獲得“第四屆中國創新創業大賽生物醫藥行業總決賽”第一名，董事長李方平榮獲新華社和中央電視台聯合評選的“中國年度十大科技人物”之一，并得到年度風雲浙商的稱号。次年1月8日，2015年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浙江諾爾康榮獲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
2016年5月，諾爾康參展“十二五科技展”，國務院總理李克強高度贊揚其為“高科技中的硬技術”。
熱心公益商者仁心
諾爾康上市以來獲得了無數榮譽，這對李方平來說既是驕傲，也更增添了一份責任感。
不久前，電影《我不是藥神》把大衆的目光聚焦在天價藥上。而高價耳蝸這根救命稻草對很多失聰人群來說同樣高不可攀。衆所周知，人工耳蝸是“搶救性工程”，最佳植入年齡是6歲以下。但進口人工耳蝸價格不菲，李方平粗略計算，若一個孩子從小戴到75歲，僅維護費就要80萬元，此外還有機器費用、手術費用、更換配件費用、5年一次的升級費用……這對很多家庭都是一個沉重的負擔。許多患者即便有能力佩戴，也因後期資金無法保障，不得不經曆“二次失聰”。
“我們當初投資了5億元，直到2017年還虧損6千萬。”李方平說。但他并不後悔，雖然回報慢，但國産人工耳蝸出現後，由于質優價低，進口品牌為了保障市場份額，不得不由原來最低25萬元人民币降到15萬，被擠壓下大額利潤。李方平說：“太陽總會出來，隻是時候未到。這個領域需要一個‘攪局’的人出現，我願意擔當這個角色。”
浙商總會秘書長鄭宇民曾說：“孩子聾啞不可怕，可怕的是裝聾作啞。”這對李方平觸動很大。他多年來堅持減免中間環節，打破利益鍊條，直接把耳蝸交到患者手裡，為患者節省了大量費用。他坦言：“生意人确實需要利潤，我要養活家人和手下員工，不可能一直虧本做買賣，但我會盡自己所能把價格壓到最低。”最初諾爾康産品零售價定為7.8萬元人民币，不到進口品牌的1/3，2015年，諾爾康人工耳蝸正式納入浙江省基本醫療保險報銷範圍，如今患者隻需4萬多元就能重獲新生。
除了保障低價，諾爾康一直積極參與慈善，捐贈人工耳蝸，并加入到國家救助項目中來。
1985年出生的蘇珍原本在浙江一家外貿公司上班，樣貌清秀、工作順利，本應幸福的生活卻在20歲這年被打破了。2005年，蘇珍發現聽力下降，經醫院診斷患上神經性耳聾，2016年底聽力完全消失。工作無法繼續下去，丈夫也選擇了逃離，蘇珍遭受巨大打擊，整整一年閉門不出。2018年，當地一位副縣長了解到蘇珍的情況，推薦她做國家項目，由國家負擔手術費，為她免費佩戴人工耳蝸。自此，蘇珍的命運和諾爾康連接到了一起。
“很高興能得到這樣一個機會，但我當時對手術完全不了解，有些恐懼。”顧慮重重的蘇珍翻閱了很多資料，最終在大家的鼓勵下決定植入諾爾康人工耳蝸。2018年2月9日進行手術，3月13号耳蝸開機。“帶上人工耳蝸後感覺跟普通人沒有區别，對日常生活沒有影響，”蘇珍說着拿下了頭上戴着的，類似耳機一樣的輕巧設備，“洗澡的時候隻要把外機摘下來就可以，植入頭皮的芯片不會損壞。”重新恢複聽力的喜悅不言而喻，更大的驚喜是，李方平了解到蘇珍所學專業正好符合公司用人需求，聘用她成為了諾爾康一員。“人工耳蝸改變了我的命運，如果沒有諾爾康，現在經曆的肯定是另一番人生。”
海南一個16歲的孩子因為父親去世患上壓力性耳聾，山西一個3歲和一個6歲的孩子等國家項目等了很多年，一個巴西孩子因原本耳蝸配件損壞無力更換上網求助……李方平深深記得孩子們聽到聲音那一刻的表情。他說，隻要有消息傳過來的我都幫，這不僅是幫助一個人，而是幫助了一個家庭。諾爾康一直積極參與浙江殘聯、浙商總會、公益基金會等組織的各項愛心活動，迄今為止已捐贈500多套産品，價值超過3500萬元人民币。
如今，諾爾康的産品已經銷往歐洲、南美、東南亞等地的15個國家，不久前，俄羅斯和印度政府也相繼投來橄榄枝，希望引進諾爾康技術。
李方平透露，公司在人工視覺領域的研發已經成功，馬上進入臨床階段，失明人群恢複視力的夢不再遙遠。李方平說，他這輩子的目标是要做成三件事，讓聽不見的人聽得見，讓看不到的人看得見，讓站不起來的人站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