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鳳凰”CR400BF-0503停靠北京西站改革開放近40年來經濟的快速增長與體制改革，讓中國這樣一個典型的後發追趕型經濟體經曆了一場波瀾壯闊的轉型與跨越。無論是經濟發展模式、資源配置方式，還是科技水平、産業結構，都已發生了重大變化。其中，增長動力的轉變最為重要，也最為深刻—這顯示了中國作為一個新興創新大國的崛起。創新已成為引領中國新一輪經濟增長、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的第一動力。中國過去數十年在創新能力上的追趕不僅走出了一條立足中國國情、彰顯中國優勢的跨越式發展道路，其經驗和模式也具有世界性的意義。
創新成為經濟增長的新動力
中國的創新發展已進入新的曆史階段，創新規模與創新活力都有了巨大提升。
中國創新在經濟追趕過程中漸進升級。從技術模仿、引進技術消化吸收到自主研發；從技術、産品和生産工藝創新，擴展到管理、組織、商業模式創新，中國的創新活力有了巨大提升。長期的科技投入和技術積累使中國具備了較好的科技基礎，逐步成長為世界級的科技大國，創新發展更是進入了相對活躍期，創新能力處于由量變向質變的升級進程中。
中國在創新活動上的投入與産出規模均位居世界前列。2000年以來，中國的研發投入增長一直高于GDP的增長。目前，研發支出總量占全球的20%，居世界第二；2016年的研發強度已達到2.1%，居發展中國家首位。研發人員總量約占全球的30%，居世界第一。國際專利申請量與發達國家差距明顯縮小，居世界第三；SCI論文數量占全球總量的15%，居世界第2位。世界知識産權組織（WIPO）發布的2016年全球創新指數顯示：中國創新綜合能力在世界141個國家中位居第25位，居中高收入國家首位，超過了一些高收入國家。與此同時，以中國制造為代表的産業結構也正從價值鍊低端向中高端升級，部分企業已在世界産業格局中産生重要影響。新一代移動通信、載人航天及衛星應用、高速鐵路、特高壓電網、超級計算、量子通訊、移動互聯網等諸多關鍵領域的技術突破與創新擴散都進入世界領跑者行列。
創新要素加速向企業集聚，中國企業的創新規模和活力大幅上升。企業研發投入比重上升，技術引進與消化吸收的比重持續下降。企業的研發支出和研發人員比例已分别占全社會的75%和70%以上，創新能力逐步增強，湧現出一批參與國際競争的創新型企業。國家統計局開展的首次全國企業創新調查（2015）結果顯示：2013-2014年間，調查64.6萬家企業中有26.6萬家企業開展了創新活動，占比達到41.3%；以工業為例，該比重從十年前的28.8%增長到了46.8%。同時，企業也更加注重提升管理效率、創新商業模式，拓展創新範圍，開展組織創新和營銷創新的企業比重也達到了27.9%和25.8%。此外，中國的企業家群體呈現出年輕化、高學曆的特征，對創新的重視程度也在不斷上升。
中國的創新創業環境持續改善，科技與創新相關的政策體系日益完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根據不同曆史時期科技與經濟活動的特點，适時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着力推動科技進步，促進科技與經濟的結合。從20世紀80-90年代啟動科技體制改革和提出科教興國，到2006年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提出構建國家創新體系，再到2012年以來陸續提出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全面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和發布《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2016），中國已初步形成了相對完整的科技與創新政策體系。近年來，政策目标設定上還呈現出從“體系建設、扶持主體，激勵創新活動”向“營造環境、培育創新生态，重視激勵、發揮市場機制”的轉變；政策内容從科技政策為主轉向綜合配套政策體系；政策工具從點對點支持創新主體的“優惠政策”轉向激勵創新的“普惠性政策”。同時，政策制定的民主化、科學化程度不斷提高，創新治理的法治化、規範化水平增強。
總的來說，在技術追趕和能力升級、資源配置優化和效率提升、創新生态環境改善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動力正在加速形成。
河北省臨漳縣慈恒·享美高新技術産業園無人機工作人員在培訓無人機操作人員政府與市場有機結合
支撐中國創新發展的體制機制是“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有機結合。
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大比較優勢就是政府能力強、總體效率高，能夠在一些關鍵領域實現超常規、跨越式的發展，這往往是許多西方國家所不具備的。憑借後發優勢和舉國體制的有效結合，中國的科技創新逐步從量的積累走向了質的飛躍、從點的突破走向了系統能力的提升，整體創新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也從“跟跑”逐步轉向“并跑”，甚至部分領域已經“領跑”。中國在一些基礎性、戰略性、前沿性領域持續加大投入，在關鍵技術研發上集中攻關，實現了一系列突破性的技術創新和颠覆性的市場追趕。以航天領域為例，近半個多世紀以來，從早期主管部門和科研院所組織開展技術儲備和技術試驗，到以國家重大工程或專項為載體的試驗應用，再到後來軍民融合式發展的大規模業務應用和商業運營，中國不僅建立了相對完整的航天工業體系，也成為世界上少數幾個能夠提供運載火箭、衛星、載人飛船、地面設備等多系列航天産品、發射服務及地面設施建設等一攬子服務的航天科技大國之一，還引導和帶動了國民經濟多個領域的産業升級與協同創新。當前，在國際競争加劇、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産業變革加速到來的發展态勢下，中國仍将進一步加強基礎研究投入，集中力量突破一些制約長遠發展的關鍵性、戰略性重大技術，增強源頭技術供給和原始創新能力，實現重點跨越。同時，中國政府也正在通過科技體制的深化改革進一步改善政府科技資源的使用效率。
推動“大衆創業、萬衆創新”，激發全社會的創造活力，是在新形勢下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優勢的同時，更多依靠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發掘來自社會基層的“草根”力量，加快培育和催生經濟發展的新動能。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菲爾普斯在《大繁榮》一書中所指出的，創新并不是政府、科研院所或大企業研發中心的專屬行為，越來越多的個人、創業企業、新型組織以及社會平台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麻省理工學院（MIT）對創新有一個定義：“創新＝創造×商業化”。這表明“創造”（如發明、創意等）與“商業化”在實現創新的過程中缺一不可，沒有商業化應用價值的科技成果不能稱之為創新。商業化價值的實現恰恰根植于市場機制，需要依靠最廣大社會成員的廣泛參與，需要公平競争的市場環境和崇尚創新、寬容失敗的社會氛圍。自2015年“雙創”政策實施以來，中國在新增市場主體、初創企業用工需求、大企業雙創支撐平台、技術市場交易規模、新三闆挂牌企業數量、戰略性新興産業等多個方面都取得了快速增長，不僅為調結構、補短闆、促就業發揮了關鍵作用，更為新舊轉換培育了未來的種子。
在經濟新常态階段，中國更加深刻地認識到了“集中力量辦大事”與“大衆創業萬衆創新”的辯證統一關系，通過厘清政府與市場在促進創新發展中的角色定位和功能邊界，進一步推動“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有機結合的體制機制創新，更好地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獨特優勢。對政府而言，主要是在“市場失靈”的領域發揮作用，特别要在基礎研究和重大戰略技術攻關、知識産權保護、促進創新要素流動、營造公平競争環境等領域強化政府責任；努力避免過度補貼、不合理的經費管制、直接管項目，甚至是“定技術路線”或“替企業決策”等不當幹預行為，依靠市場機制配置創新資源，調動起全社會的創新活力。
提升企業創新能力是經濟轉型的關鍵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需要更大力度地增強中國企業創新的動力和能力。
未來二三十年，中國将處于技術追趕和創新跨越的後半程，進入世界前沿的科技領域将逐步增多，創新方式逐步從跟蹤、模仿走向跟随、并行與引領并重，将更多依靠原始創新和引領型發展。同時，中國也将和世界各國一樣迎來新技術革命和産業變革的挑戰。企業創新能力強的國家，不僅能夠在全球競争中獲得先發優勢和競争優勢，還可以主導若幹新興産業發展的方向和規則。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強國也絕不僅僅是經濟總量的領先，更多與創新水平高低和經濟結構優劣有關。因此，進一步提升企業的創新動力和能力，加速培育和壯大高新技術企業群體，将是中國在新一輪經濟轉型期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緊迫任務。
全面激發企業内生的創新動力，讓更多的企業投入創新，并讓創新的企業不斷提升能力，更好地獲取經濟收益和競争優勢。既要提升整個創新體系的效率，也要通過提升監管水平和規制效率，“倒逼”企業早日進入到依靠創新脫穎而出、實現持續成長的發展階段，為新技術、新産品、新業态的持續迸發營造一個良好的生态環境。總的來說，中國政府将着力彌補制度短闆，端正激勵機制，完善創新體系，建立促進要素高效配置的新體制，營造真正有利于創新的制度和政策環境。
中國作為一個崛起的新興創新大國，不僅長期支撐了經濟的中高速增長，加速了發展方式從要素和投資驅動向效率和創新驅動的轉型，也為推動世界經濟複蘇、創新全球化和治理體系升級等發揮了舉足輕重的影響。新形勢下，中國的創新發展還将迎來更加系統性的變革，其帶給更多新興經濟體乃至全世界的深遠意義也将不斷彰顯。
熊鴻儒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創新發展研究部副研究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博士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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