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當前，“不确定性”俨然成了觀察國際政治事件和現象的常用語。近年來，特别是2016年以來，英國脫歐公投、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等發生在發達國家内部的政治進程都以遠超多數人預期的形式呈現在世人面前，這些事件雖發生在一國之内，但其影響卻是地區性乃至全球性的，從而引發人們廣泛關注。“不确定性”是對以往國際政治事件的描述，但更多是對這些事件可能造成的後續影響無法給出确定的答案。在一個充滿“不确定性”和國際格局加速調整的時代，是“關起門來搞建設”，還是以開放的心态與他國合作應對挑戰，成為擺在各國面前的一項戰略選擇。如何在不确定性中尋求确定性，如何在國際格局轉型變化中把握和平發展大勢，成為當下中國與世界互動時亟需解決的問題。針對以上問題，我刊專門邀請國際問題研究學者進行分析和探讨，以飨讀者。
從國際格局和世界秩序的角度縱覽當今世界，格局的調整和秩序的變化成為最重要的特征。無論從全球化的哪一個角度來看，變化、變遷、變動都成為基本表現，不确定性成為世界的基本常态。在歐美所發生的政治事件告訴我們，更深刻的變化早已在社會内部發生，讓我們再度重視，外交是内政的延續。面對全世界所面臨的共同嚴峻挑戰，中國提出的從利益共同體、到責任共同體、再到命運共同體的路線圖或是人類的救贖之道。
今天，世界各地都見證了經濟大變化，政治大動蕩，關系大重組。
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滄海橫流，甚至又回到了“天下大亂”。
即使不看中東或非洲，僅拿歐洲來說，2008年以來就經曆了從希臘債務問題到歐元區危機、從克裡米亞歸屬問題到烏克蘭危機、從經久不衰的非法移民問題到二戰以來規模最大的難民危機、從英國的脫歐公投到歐洲各國将要舉行的不确定性大選……
在美國，幾乎是同一時期，我們也見證了從次貸危機、雷曼兄弟倒閉到華爾街金融風暴，從茶黨運動、占領華爾街運動到兩極分化、兩黨極化，從桑德斯現象到特朗普當選……
在各類媒體上，人們甚至用了“黑天鵝”來描述一個又一個驚奇和意外，後面還有什麼樣的黑馬、黑天鵝、（黑）蝴蝶，也成了揮之不去的關切和不得不增加的疑慮。
面對變局、迷局、亂局，中國如何應對？從戰略抉擇到政策規劃，要不要調整？一方面我們必須鎮定自若、巋然不動，任憑風浪起；另一方面，又确需審時度勢、順勢而為，不斷與時俱進。
變動中的國際格局
如果從國際格局和世界秩序的角度縱覽當今世界，格局的調整和秩序的變化才是最重要的特征。僅從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的短短70餘年的曆史看，無論是德黑蘭、波茨坦還是雅爾塔，三巨頭無論當時達成了什麼樣的關于戰後世界劃分勢力範圍的協議，很快又進入了長達近半個世紀的“冷戰”，而整個冷戰時期，在我們周邊，實際上還發生了好幾場熱戰。“冷戰”／熱戰之餘，争奪中間地帶的努力和鬥争一直就沒有停止過。這些“中間地帶”，也被叫作“第三世界”，其一開始并沒有“發展中”的意涵，隻是在它們擺脫殖民統治和争取獨立後，發展才成了他們最為關心的議題，雖然至今在很多這樣的國家和地區，發展仍然是最為頭痛的難題，其中一些還處在不發展或欠發展的狀态之中。戰後形成的冷戰格局，一方面是一種冷和平格局，另一方面也一直處在變化之中，除了廣大的中間地帶不時變換其排列組合，兩個陣營内部和兩個陣營之間，也一直就沒有固化過。20世紀70年代中期中國提出三個世界理論之時，當時的國際格局已經與二戰結束時大不一樣了。而就在許多新獨立的國家和地區仍受困于不發展或貧困之中時，“冷戰”以特殊的戲劇化（悲劇？喜劇？鬧劇？）形式一夜間宣告結束了。
2017年1月17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瑞士達沃斯國際會議中心出席世界經濟論壇2017年年會開幕式，并發表題為《共擔時代責任共促全球發展》的主旨演講。圖為習近平同世界經濟論壇創始人兼執行主席施瓦布在一起。變化成為常态
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冷戰”結束。美國自以為不是蘇聯垮了，而是美國和西方勝了，一時沉浸在“曆史終結”的陶醉之中。但是美國的“一超獨霸”好景不長，很快，人們發現那不過是昙花一現，這個世界所迎來的，不是什麼曆史終結，而是我們“已知世界的終結”（沃勒斯坦2001年出版的一本書名），如果不是回到文明沖突的時代或進入新的文明沖突的話。
20世紀90年代以後，即使以全球化之名所上演的各種劇目，經濟結構變遷、科技革命、能源之争、地區糾紛、宗教沖突，無不以變化、變遷、變動為基本标識。2007、2008年以來，不确定性更是成了基本的常态。
一般地說，自然科學總是走在社會科學的前面，而社會科學中，國際關系理論又總是走在後面。這次又是這樣。在自然科學界，早在20世紀初，愛因斯坦就先後提出了狹義相對論和廣義相對論，20世紀20年代海森堡發現了不确定性原理（UncertaintyPrinciple，曾譯“測不準原理”），再後來是量子力學的發展，一直到20世紀90年代關于混沌理論（chaostheory）的研究，關于複雜系統理論（systemcomplexity）的研究，都在不斷突破18、19世紀以來科學對于确定性的尋求。在社會科學界，除了前述的《已知世界的終結》（TheEndoftheWorldasWeKnownit，I.Wallerstein），20世紀80年代以來就有了關于《遷移時代》（TheAgeofMigration,S.Castles）、《風險社會》（RiskSociety,U.Beck）、《網絡社會的興起》（TheRiseofNetworkSociety,M.Castells）、《飛逝而去的世界》（RunawayWorld,A.Giddens）、《現代世界的混沌與治理》（ChaosandGovernanceintheModernWorldSystem,J.Arrighi,etal）等等。這些重要的社科類著作，大多沒有進入從事國際問題、國際關系研究的學者的視野，盡管它們幾乎都在第一時間就被翻譯成了漢語。而它們的作者們所想要面對和試圖闡釋的，都是我們今天正在進入的這個以變化、變動、變遷為基本特色的全球化時代和它所面臨的種種挑戰、風險、危機和不确定性。
由于這些都是本文一開始所列歐美那些挑戰發生以前發表或被翻譯出版的，我們未對它們給予足夠注意也就在所難免。無疑，人文社會科學曆來看重的就是變化。中國古代最偉大的不朽著作之一就是《易經》，古希臘的傳統也是以“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而著稱的。更不用說自資本主義在西歐發生發展以來，幾乎“所有凝固之物都融化為了一縷青煙”，研究資本主義的發生、運轉，它本身的結構、機制，它所蘊含的矛盾、沖突，才是社會科學學者所要锲而不舍，畢其一生去尋根究底的。如今，面對地區和全球層面上新的挑戰和在這些挑戰下新一輪的國際格局變化和國際秩序重構，連當時因宣布“曆史終結”而名噪一時的福山，也開始不斷反思，甚至懷疑美國已經是一個失敗國家！
在歡呼和抗議聲中，唐納德·特朗普于2017年1月20日中午在華盛頓國會山宣誓就任美國第45任總統，發表以“唯有美國第一”為主旨、以保護主義為主基調的就職演講。總統就職日前後，特朗普反對者組織的抗議示威規模打破以往總統就職日的相關示威紀錄。圖為2017年1月20日，在美國洛杉矶，民衆舉行遊行抗議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2017：不确定性的年份
本來，從歐洲的一體化進程來看，不得不承認，從歐共體，到歐元區，再到歐洲議會和歐洲理事會，像歐盟這樣的設計是具有長遠目标和戰略耐力的。特别有意思的是，歐洲國家衆多，文化如此多樣，卻對一體化如此執着。歐盟，與其說它是一個未完成的一次性工程（project），不如說它是一項長期的不斷延伸的規劃（program）。即使如此，也可以說，人算不如天算，計劃趕不上變化。本文一開始所列歐洲面臨的各類挑戰和危機，幾乎沒有一項是當初設計時預期到了的，更有甚者，有些幹脆就是它本身發展演變所帶來的“未能預期到的結果”（unintendedconsequences）。
而美國，無論怎樣研判和估量其硬實力軟實力或綜合實力，更無論是否正在發生（或人們是否願意看到）美國衰落，面對如此罕見的政治分裂、社會撕裂和上下割裂，不得不承認，今天它所遭遇的危機，确實已經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學者們曾熱烈讨論的合法性危機了。本次大選過程中所具有的戲劇性，黑天鵝一隻一隻的出現，主流媒體的一次次誤判（和誤導！），不過是這種危機的外在表現和具體個案而已。
在歐美，更深刻的變化，其實早就開始發生了：人口結構的老齡化或人口構成的多樣性，經濟的多元化或空心化及所導緻的就業不足與福利不夠，貧富差異的日益懸殊和外顯化，本地人外來人的矛盾或移民帶來的各類族裔矛盾所導緻的“我們是誰？”的認同危機，虛拟經濟與實體經濟之間的孰輕孰重，沿海和大城市帶與内地和小城鎮居民在一系列基本問題上的差異與分歧，代際之間在生活方式和價值上的不同模式和追求，這些都不是僅僅在誰當選、什麼政策、如何推行這樣的政治或政策層面上就能解決的深層次經濟社會難題。
外交是内政的延續。随着特朗普的當選和1月20日入主白宮，外交轉型也被提到了日程，而他本人是否具有執政經曆，嘴上放炮是否遵循外交禮儀，對媒體發聲是否符合“政治正确”，都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但特朗普說“美國（利益）優先”時，一方面是在強調回歸美國本身面臨的矛盾、難題、挑戰和危機，另一方面是在與他的前任拉開距離，全球事物、國際争端、地區沖突，都要以美國利益為優先考慮。對于特朗普及其團隊，最大問題在于：什麼才是美國的利益？怎樣才能使“美國重新變得偉大”？貿易保護，政治保守，社會排外，是否真的就符合美國的——哪怕隻是短期的——利益？
2017年，美國的新總統新班底才開始執政，歐美關系會不會出現大的變化、如何變化？英國與歐盟的脫歐談判才将開始拉開大幕，其進程會有多複雜？對英對歐有何影響？幾個主要歐洲國家将有大選，在法國、德國、荷蘭、意大利誰将上台？他們對于歐洲的政治版圖有什麼沖擊？不僅如此。更重要的是，歐洲一體化走勢會不會放慢、受阻，以至于倒退？歐美的這些變化将對世界格局産生什麼影響？貿易保護主義、政治保守主義和社會排外主義（“民粹主義”）會不會在一些國家乃至整個世界如幽靈般回蕩？20世紀末以來的這一輪全球化會不會放慢乃至出現逆全球化？
如果說2016年的不确定性是以英國公投（留歐還是退歐）、美國大選（希拉裡還是特朗普）為标識的，那麼，2017年更大的不确定性，是特朗普入駐白宮後會開始顯現。在種種“政治正确”的或“政治不正确”的說辭後面，反映的是當變化成為常态，混沌和風險也就常在，各種危機随時可能發生，不确定性（不僅是測不準，而且是無法測！）成了幾乎是唯一的确定性，國際格局呈現出一副“失序”（disorder）的樣态：社會失範（abnormal）、制度失靈(dysfunction)、安全失控(outofcontrol)、精英失職（breachofduty）。再往深看，是關系重建，無論是國際關系的行為主體還是主要議題都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同盟重組，冷戰時的那些“同盟”要麼不複存在，要麼正在失效；規則重寫，叢林規則，零和規則，不再是符合時代潮流的規則；格局重構，一超獨霸不再，多極世界尚未充分成型，多邊難免，多元難治。
新的挑戰，新的機遇
不經意間，我們又走到了一個新時代的門口，把狄更斯的老話換個順序說：這是最壞的時代,也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愚昧的年頭,也是智慧的年頭；這是懷疑的時期,也是信仰的時期；這是黑暗的季節,也是光明的季節；這是失望的冬天，也是希望的春天。
今天的世界，增長乏力，貧困依在，失業加重，貧富差距到處可見，社會不公有增無減，地區沖突頻繁，族裔歧視嚴重，難民湧動，暴恐不斷……
面對這些挑戰，各人自掃門前雪，不再是明智的選擇，因為我們越來越互相依存；以鄰為壑、彼此為敵，更不是理性的策略，因為這隻能是害人害己；退居一隅、偏安一方，無非是魯濱遜似的幻想；複辟倒退、回到過去，根本不再可能。向前看，全球層面的治理有待完善，國家和地區間的合作有待提升，精英與大衆間的共識有待達成。走互利、合作、共享、共赢之路，就必須将已有的各種資源重新激活、更新組合、吸納新元素、接受新思想、實施新方案，從創新（即“創造性的破壞”）中尋求再生。創新，才是真正的機遇，而機遇，從來都隻是給有準備的人的。
從2017年到2020年，從新世紀的前20年到整個21世紀，我們需要的，不是貿易保護和政治保守，更不是疑外、排外、恐外、仇外，而是更新版或升級版的全球化：這是創新的，使财富更加湧流，也是包容的，使各國都能參與；它是公平的，要大家都能受益，還是綠色的，确保可持續。新的格局在這種全球化中形成，新的秩序在這種全球化中構建，新的規則在這種全球化中達成。也許，或者肯定，這個過程不是一帆風順的，期間充滿了不确定性，難題與混沌，風險與危機，博弈與較量，沖突與鬥争，都在所難免。我們做了最壞打算，才有可能得到最好結果。
探索新路，需要新的思想，引領新潮，需要新的擔當。面對不确定，面對風險甚至可能的危機，有一點是确定無疑的，那就是：走和平之路，發展之路，互利之路，共赢之路。
這樣，無論美國的政治走向一時多麼讓人琢磨不透，歐洲的一體化進程短期看增添了多少曲折，也無論非洲多麼“窮”中東多麼“亂”，不論氣候變化達成的協議是否嚴格執行，全球減貧的目标能否如期達成，如果金磚國家的機制能夠持續并提升其作用和影響，一帶一路的倡議能夠讓更多的國家和組織參與，那麼，新興經濟體的作用，發展中國家的貢獻，非西方道路的意義，中國的大國擔當，就一定能夠更加凸顯。人類社會、世界體系、國際格局，就都可能在21世紀按照從利益共同體、到責任共同體、再到命運共同體的路線圖來建設。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所長，中華美國學會會長）
（責任編輯：徐海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