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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我們一起走過

時間:2024-10-24 10:56:53

幼兒園孩子在收聽《小喇叭》廣播上世紀60—80年代出生的人,想必童年時代都聽過一個兒童廣播節目——《小喇叭》。“小朋友,《小喇叭》開始廣播啦!嗒嘀嗒,嗒嘀嗒……”那清脆稚嫩的童聲,伴随了幾代人的成長,成為他們一生中揮之不去的記憶。一提起節目裡的許多名字,如康瑛老師、徐文燕老師、孫敬修爺爺、曹燦叔叔以及木偶人物“小叮當”、郵遞員叔叔等,人們的腦海中就會浮現出這些親切可愛的形象,沉浸于對童年時代美好的回憶中。

學齡前兒童廣播《小喇叭》誕生了

新中國成立後,百業待舉,黨和國家領導人從國家發展與民族未來考慮,十分重視少年兒童工作。在這一背景下,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少兒部《對少年兒童廣播》于1951年5月1日開播,對象是小學及初中學生。後來,《對少年兒童廣播》演變成兩個節目《星星火炬》和《向日葵》,原來的欄目名取消。對小學和初中生的廣播有了,學齡前兒童怎麼辦?在這樣的情況下,1956年9月4日,《小喇叭》節目誕生。

主管《小喇叭》的第一任少兒部主任是鄭佳同志。說起鄭佳,在《小喇叭》工作過的人無不對她充滿了感激與敬仰之情。她被公認為《小喇叭》的奠基人,沒有她,就沒有《小喇叭》後來形成的一套完整的工作制度和工作人員對節目精益求精的精神,也就不會有《小喇叭》後來的知名度。

賈玉芝(《小喇叭》原編輯,原少兒部主任):我是1955年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少兒部工作的,鄭佳那時剛從中央電台記者部調到少兒部擔任主任。鄭佳是一位事業心非常強而且創新性很強的女同志。1956年《小喇叭》節目開播後,她提出了“開門辦廣播”的口号,要求我們到孩子當中去,到幼教工作者中去,廣泛聯系作家、演員以及其他行業的勞動者,依靠社會力量辦節目。

鄭佳十分注重節目的對象性,不管是内容、形式、語言、音樂,都從孩子的角度出發,處處想的都是把最健康、最有趣、最容易被孩子接受的節目奉獻給孩子。在鄭佳長年累月的嚴格要求和言傳身教下,少兒部的編輯隊伍養成了敢想敢幹和腳踏實地的工作作風。鄭佳倡導的經過實踐檢驗行之有效的一系列做法,逐步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來,這些寶貴财富使《小喇叭》受益匪淺。《小喇叭》節目被評為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最受歡迎的十大節目之一。

為編出好稿子,去幼兒園蹲點是常事

嗒嘀嗒,嗒嘀嗒,我的名字叫《小喇叭》。一到時間我就來,你打開收音機我就說話。我要給你講有趣的故事,還給你講有趣的童話。我要告訴你月亮為什麼圓又缺,星星的眼睛為什麼直眨巴,燕子為什麼秋天往南飛,青蛙為什麼冬天不見啦。我要說謎語叫你猜,為了讓你笑得流眼淚,我要給你說笑話。我要講小白兔打敗大灰狼,我要跟你一快唱1234,我要問你衣服是自己穿的嗎,扣子是自己扣的嗎,是誰自己穿的鞋和襪?别忘了我是你的好朋友,我的名字叫《小喇叭》。

《小喇叭》開播50周年慶典合影。後排左四為賈玉芝、左八為易杏英、左一為李曉冰,前排左二為郝尚勤、左四為徐文燕這是《小喇叭》節目的開篇詩《小喇叭的話》,從這首詩大概可以看出《小喇叭》的定位和節目内容。它的知識性、趣味性,适應了那個年代信息匮乏、知識獲取渠道單一的特點,豐富了孩子們的生活,教會了孩子們各種知識,獲得了孩子和家長們的廣泛喜愛。很多小朋友很快就成為了《小喇叭》的忠實聽衆,每天時間一到,準時守候在收音機前等着收聽節目。

節目的内容滿足了孩子們的求知欲,豐富了他們的童年生活。但是,對《小喇叭》的編輯們來說,如何編出有趣的故事、講出好聽的童話,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短短15分鐘或20分鐘的節目,凝聚了《小喇叭》編創人員太多的心血。

林阿綿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後被分配到《小喇叭》。本以為堂堂最高學府的高材生到《小喇叭》工作很“屈才”,編《小喇叭》的稿子不過是小菜一碟,誰知實際的情況卻大大出乎他的預料。

林阿綿(《小喇叭》原編輯):剛跨進電台大門,我血氣方剛,雄心勃勃,自認為堂堂最高學府北大中文系畢業生,豈能編寫不了給幼兒的廣播稿?誰知眼高手低,一個月的實習下來,盡管費了不少力氣,居然未能編出一篇像樣的稿件。記得當時編過一篇《活捉鬼子官》的小稿,由于不了解幼兒生活,又不熟悉兒童廣播特點,稿件送審了三遍都讓部主任退了回來。正當灰心之際,組長賈玉芝就像老師給學生改作文一般,将稿件從頭至尾細細修改一遍,還将抗日英雄“劉黑”的名字改成“劉紅”,才使這篇習作得以播出。為了讓我找到寫稿子的感覺,少兒部讓我和另一位編輯一起到東華門幼兒園去跟班蹲點學習。我們每天和孩子們一起上課、做遊戲、聊天,有時也主動給孩子們講故事,或者把編寫的草稿念給他們聽。這一個月的實習勝讀十年書,使我對幼兒的心理、生理特征有了初步了解,對如何為他們講故事也有了一些體會。

林阿綿提到的另一位編輯,是何先玉。她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小喇叭》節目組,雖然工作兩年後就調離了,但多年後依然感恩《小喇叭》,說在《小喇叭》工作的一段時光,為她以後的工作打下了基礎。

何先玉(《小喇叭》原編輯):當時鄭佳主任要求我們新來的同志一定要人手一個小本本,随時記錄孩子們的表現,比如語言、動作、表情,熟悉孩子們的特點。這樣做是為了改變我們在學校裡已經習慣的學生腔,把我們的語言兒童化。這個改變是非常難的。當時我跟林阿綿去東華門幼兒園待了一個月,天天去,跟孩子們一塊上課,觀察不同類型孩子的表現,拿小本子記下來。後來我還到農村去,體驗農村孩子的生活。後來又到工廠,到各種階層中去。我記得去過石景山的工廠,住在工人家裡,跟孩子們住在一塊,跟他們一塊爬山,一塊到工廠勞模家裡。我聽鄭佳老師的話,天天做記錄,回來改變自己的文風。我原來寫稿子是這麼寫,括号,寂靜的夜晚,鄭佳同志說,什麼叫寂靜的夜晚?學校中文系的那套東西搬過來是不行的,必須要用孩子的語言,孩子能理解的形象。給孩子們編故事要求是非常嚴苛的,我當時被斃了好多稿子,返工稿更多。我記得寫的一個配合雷鋒宣傳的童話故事廣播劇改了六遍,最後是鄭佳主任親自改的。雖然當時感覺挺不容易的,但我要感謝《小喇叭》,因為那段時間給我打下的編輯基礎是非常牢固的。為《小喇叭》錄制童話劇的工作人員。中排右三為特邀演員孫敬修,右二、右四為《小喇叭》主播康瑛和徐文燕《小喇叭》的編輯們不僅到孩子們中間了解孩子的生活,很多編輯還和幼教工作者打成一片,經常組織他們開座談會,有時為編輯一個小欄目,還經常下到勞動者中間去采訪、去體驗生活。編輯王成玉為了寫關于贊揚全國勞模、北京掏糞工人時傳祥的兒歌,曾經跟着時傳祥同志一起去背糞。采訪完回來,有了真實的生活體驗,寫出了“背着糞桶笑臉仰”等脍炙人口的語句。

編輯們的這些努力,連幼兒園老師都看在眼裡,他們被編輯的敬業精神深深感動。

錢德慈(幼教工作者,《小喇叭》業餘作者):我參加工作不久《小喇叭》就開播了,我當時待的幼兒園離石碑胡同特别近,所以經常帶着孩子們到石碑胡同去錄音。《小喇叭》的編輯們也經常到我們幼兒園蹲點學習,所以跟編輯們熟悉起來。大概是1962、1963年的時候,《小喇叭》有一個時間段是晚上7:30播出,其實這個點編輯們已經下班了,但為了跟孩子們一起聽《小喇叭》,看孩子們能接受多少、理解多少,他們下了班繼續工作。我有時候是上晚班,但編輯是八小時工作制,他們把八小時之外的時間依然奉獻給了孩子們,我覺得特别難得、特别感動。他們還在實際工作中了解幼兒園老師給孩子們用什麼教材,有一次發現了我給孩子們寫的東西,他們就用了,還鼓勵我繼續給《小喇叭》寫東西,後來一寫就寫了幾十年。

了解了孩子們的喜好和接受程度,編輯們才能有的放矢對節目内容做出精心的編排。古今中外的内容都在他們涉獵的範圍内,講的故事裡,中國古代的有西遊記、三國、嶽飛的故事,現代的有抗日戰争、毛澤東周恩來的故事,外國的有《安徒生童話》《格林童話》等。編輯們不僅在原有素材上進行精心改編,而且還團結了一大批著名作家、詩人、作曲家為孩子們進行創作,著名作家劉心武、劉厚明,作曲家潘振聲等人都為《小喇叭》創作過不少作品。為了節目的豐富性和多樣化,《小喇叭》還請來兒童教育家孫敬修爺爺、著名演員瞿弦和叔叔、曹燦伯伯以及北京人藝的老演員們參加節目的播出,他們親自審稿、參加錄制和審聽節目,大大提高了節目質量。這些藝術大師們繪聲繪色、活靈活現的高水平演播,吸引了衆多爸爸媽媽陪着孩子一起着迷地收聽。正如賈玉芝主任所說,那個年代《小喇叭》成了孩子們的精神寄托。每天《小喇叭》廣播時間一到,家家戶戶都傳出“嗒嘀嗒”“嗒嘀嗒”的聲音,全國千千萬萬的小朋友都坐在收音機旁聽《小喇叭》講故事,跟着《小喇叭》說童謠、學兒歌。

停辦十年之後的複播——木闆房裡的《小喇叭》

1966年,席卷全國的“文化大革命”浪潮撲面而來,連聽衆對象為學齡前兒童的《小喇叭》都受到了沖擊。從1968年到1978年,《小喇叭》一度停播了十年之久,連《小喇叭》的名字都被改成了《紅小兵》。

賈玉芝:“文化大革命”期間,《小喇叭》節目停播不是上面讓停的,而是我們自己辦不下去了,因為實在沒法辦了。那個時候有一段時間,中央電台沒有自己的東西,都是《人民日報》、新華社、《光明日報》的東西,大家都說一樣的話,都是一個聲音。後來,《小喇叭》改成《紅小兵》節目,因為《小喇叭》聽着太“修正主義”了,改成《紅小兵》就聽着挺“革命”的。最典型的例子是《小喇叭》播過王任重陪毛主席暢遊長江的一篇通訊,那時候不能自己随便改,就照着新聞稿念。明知道孩子們聽不懂,但也沒辦法。當時歌曲也隻讓播八首歌,如《大海航行靠舵手》《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祝福毛主席萬壽無疆》等。

“文革”結束後,全國各地的老師、家長和小朋友紛紛來信,迫切要求恢複《小喇叭》廣播。可是,那時候節目組的許多人都調到别的部門(組)去了,連辦公室也沒有。更糟糕的是,“文革”前多年積累的錄音資料統統被消磁,造成了無法彌補的損失。

易杏英(《小喇叭》原編輯,原少兒部主任):“文革”期間,很多錄音資料都被銷毀了,留下來的隻有像《小熊請客》這類“文革”中被批判過的節目。當時造反派說,《小熊請客》不好,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你們還講什麼請客,你們要小心搞資本主義。《小喇叭》的同志就說:“正因為它們是大毒草,所以要把它留下,咱們好作批判用。”除此之外,其他講故事方面的内容基本上都被銷毀掉了。所幸的是,當時甯夏電台的潘振聲同志保留了很多《小喇叭》的幼兒歌曲錄音,他便給節目組複制了許多幼兒歌曲的磁帶,解了《小喇叭》節目恢複播出後音響資料缺乏的燃眉之急。

1978年7月,經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領導批準,少兒部抽出三位同志籌辦恢複《小喇叭》節目。這三位同志在駐中央廣播事業局警衛連戰士的幫助下,在廣播大樓的冷卻池旁邊空地上,蓋起了木闆房,這就是《小喇叭》節目組的辦公室。

郝尚勤1978年從北京廣播學院新聞系畢業後被分配到《小喇叭》。來之前,他有過猶豫,自己一個大老爺們,去幹整天跟幼兒園小朋友打交道的工作,去還是不去?經過慎重考慮,他最後還是選擇了《小喇叭》,并且一幹就是一輩子。對于第一天走進《小喇叭》的情景,他至今還曆曆在目。

郝尚勤(《小喇叭》原編輯,原少兒部副主任):記得第一天走進《小喇叭》節目組,眼睛瞪得溜圓,怎麼也想不到它會這般模樣:一排高高的白楊樹圍着一個大水池,水池旁搭建着一排南北朝向的簡易木闆房。木闆房裡一道磚牆隔成裡外兩間,外間安放着兩台機器和一張乒乓球台子,後來知道那是用來編輯廣播節目磁帶的機器和編輯部用來開會的桌子。木闆房的裡間是《小喇叭》節目組的辦公室,鋪着青磚的地面像是剛剛灑過清水,散發出水與塵埃混雜一起的氣味。幾張辦公桌前坐着幾位四五十歲年紀的老編輯。辦公室雖說簡陋,卻很整潔,老前輩們熱情得像鄰居家的大爺大媽。從那時候起,我才知道在《小喇叭》裡講故事用的廣播稿全都是這些老前輩們在這樣的環境下費盡心血編輯出來的。

經過三個多月的緊張準備,《小喇叭》編錄了第一批節目。

易杏英:當時少兒部讓賈玉芝組長、鐘曉冬和我三個人籌辦恢複《小喇叭》。我們首先去做調查研究,到幼兒園去開座談會,了解孩子們喜歡什麼,想聽什麼,有時候也把幼兒園老師請來台裡一起探讨。經過研究讨論,我們決定先錄一些對獨生子女進行教育的内容,因為那時已經開始實行計劃生育了。我們還把過去的稿子找出來,進行編輯加工後重新錄音。鐘曉冬跟外面演藝單位聯系得比較多,她就找來曹燦等演員參加錄音。

在各位工作人員的努力下,1978年11月6日,在停播十年之後,《小喇叭》終于恢複廣播了。一時間,像雪片似的來信從四面八方飛到木闆房。許多家長和老師帶着欣喜的心情,寫來了熱情洋溢的祝賀信,有的老師激動得熱淚盈眶,還有不少老師和家長以及聽《小喇叭》長大的孩子,在來信中回憶起過去聽《小喇叭》的收獲和有趣的故事。當時的小朋友聽到了“嗒嘀嗒”的聲音,高興地奔走相告:“《小喇叭》來了!《小喇叭》來了!快來聽講故事呀!”

那些熟悉的名字:康瑛老師、徐文燕老師、孫敬修爺爺、曹燦伯伯……

編輯們在幕後精心編輯創作出來的節目内容,必須通過前台的主持人或播音員傳遞給孩子們。相比于幕後默默無聞的編輯,演播人員更容易被小朋友們記住和喜愛。《小喇叭》的演播人員,人們熟悉的有康瑛老師、徐文燕老師、木偶人物“小叮當”、郵遞員叔叔張文星,以及特邀藝術家孫敬修爺爺、曹燦伯伯、陳铎叔叔、瞿弦和叔叔等。

徐文燕(《小喇叭》原主持人、故事主播兼導播):我是1972年調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進台後領導交付的第一項工作,是恢複停辦了很久的兒童廣播劇團。為了提高兒童廣播質量,配合少兒節目播出,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成立了兩個少兒藝術團體:兒童廣播劇團和少年廣播合唱團。正是有這兩個藝術團體的存在,《小喇叭》節目裡有了孩子的聲音。恢複兒童廣播劇團,是為了培訓小演員錄制播出節目。我們當時錄的節目,有詩朗誦、優秀作文、小故事、童話劇、快闆劇等。我跑了好多幼兒園和小學,選出25個聰明伶俐、聲音好聽、口齒清楚、模仿力強的孩子帶到電台,每周日進行培訓。蔡國慶那時六歲,剛上小學一年級,學校老師把他帶到我面前講了個小青蛙的故事。他小小的個頭,張開小嘴一蹦一跳地叫着“呱呱呱”,像極了一隻可愛的小青蛙。經過一段培訓、錄了不少節目後,發現他唱歌特别好,又把他送到少年廣播合唱團領唱去了。王雪純也是兒童廣播劇團的成員,五歲就開始錄童話劇《聰明的小白免》。她聲音好聽,記詞快,老當主角。李偉健、劉穎、于謙等在李緒良老師帶領下,也來到兒童廣播劇團,錄制了好多段兒童相聲和童話劇。1983年,兒童廣播劇團成立30周年時,鄧穎超奶奶來了,她祝“小喇叭越吹越響”,并高興地和大家合影留念。鄧小平爺爺也為孩子們題詞:“照毛主席的話做,好好學習天天向上。”“兒童廣播劇團”成立30周年,鄧穎超奶奶(前排中)來了給孩子們錄音是很辛苦的,特别是幼兒園小朋友,得哄着,像玩兒一樣一句句把詞教給他們,教到像他自己說自己的事兒一樣。

徐文燕:給小演員錄音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要排練好多次,幫助他們把詞兒背下來。死記硬背也不行,詩要有韻味,劇中人物要有性格特點,有喜怒哀樂,對事物要有态度,更需要有激情。我就用各種方法啟發孩子們用真實的情感表現出來。我還要自己掌握錄音技術,操作錄音設備。剛開始我一竅不通,全是康瑛老師手把手把我教會的。

很多聽衆都對《小喇叭》的開場白“小喇叭開始廣播啦”這句話印象深刻,因為這聲音清脆、稚嫩、嘹亮,太可愛、太動聽、太吸引人了。可這句話到底是誰說的,當時錄制經過又是怎樣的呢?

徐文燕:事情是這樣的。《小喇叭》因為“文革”期間停播的時間太久,磁帶已經變形,有開始曲和開場白的這盤磁帶音質也變壞了,不能用了,必須重錄。領導把重錄開場白的任務交給了我。我到廣電局幼兒園中班和大班,找了30多個孩子跟着我學說兒歌和“小喇叭開始廣播啦”這句話,最後挑出五個口齒清楚、音質純正、說活有力度、模仿能力強的孩子,每天教他們說繞口令、兒歌和這句“小喇叭開始廣播啦”。經過一個多星期的培訓,我把他們帶到錄音間開始錄音。由錄音科技術員掌握錄音機,播音組的姚琪、康瑛老師在監聽室監聽,我在錄音室話筒前領着小朋友一句一句錄。我說一句,孩子跟着說一句,五個孩子一個一個錄,每個孩子保留說得最好的十句,由部主任賈玉芝和易杏英、郝尚勤及其他五個編輯一遍遍聽,最後選中了其中一句。但到底是哪位小朋友說的,誰也分不出來了。從1978年11月6日《小喇叭》恢複廣播開始,一直沿用這個版本的錄音。

孫敬修是孩子們非常喜歡的“故事爺爺”,“文革”期間被停止播講好多年。“文革”後,在《小喇叭》節目組的邀請下,孩子們盼望已久的“故事爺爺”又開始給孩子們講故事了。

徐文燕:有一次我接到一篇《徐特立的故事》,我覺得這稿子要是請孫敬修老師來講最合适了。我請示了台領導,經過研究後終于批準了。這是《小喇叭》恢複播出以來第一次把孫爺爺請來給孩子們講故事,他老人家甭提多高興了。從那以後,凡是适合孫爺爺講的故事,《小喇叭》的編輯們都會請他來給孩子們講,小朋友們可愛聽孫爺爺講故事了。我通過和孫敬修老師合作,向他學習了不少講故事的技巧。孫老師非常關心年輕人的成長,熱心地培養幫助我為孩子們講故事,就是生病住院了,還寫信給我支持和鼓勵。他老人家給我的親筆信我一直保留到今天。

作為《小喇叭》的主持人和故事主播,徐文燕在怎樣給孩子們講好故事方面下了很多功夫。她突破了以“局外人”講故事的方式,注重塑造故事中不同角色的特點,使小朋友們聽起來宛如身臨其境一般。比如她要講動物的故事,就先了解動物的習性,在講故事過程中塑造動物的形象,模仿動物的叫聲,用語言的表現力吸引孩子們真正愛聽。

《饞嘴的赤毛猴》是當時小朋友們點播最多、最受歡迎的一個兒童廣播劇,中央電視台據此做的木偶配畫劇還獲得了一等獎。從這個廣播劇的錄制過程,可以看出為制作一個節目,《小喇叭》的工作人員得付出多少努力和艱辛。

徐文燕:小朋友點播最多、出版次數最多的童話劇《饞嘴的赤毛猴》,講的是一個小猴子特别嘴饞,經常偷酒喝,因為喝醉,幾次被獵人割耳取血,可就是這樣,還是難改饞嘴本性。劇中我扮演小猴子,錄音時,小赤毛猴的語言要有喜怒哀樂情感的表觀力,我也要有分寸地掌握小猴子活潑淘氣的性格特點,更要把它嘴巴饞的勁兒表現出來。小猴子喝醉酒說話不利落的感覺,是我多次聽侯寶林大師的相聲學會的,喝酒的聲音是我喝了四大杯水才達标的。因為小猴子的聲音要用特技表現,我就拉長聲音放慢語速演播,播放時再恢複原速播放。一個小小的廣播劇,我天天跟着音樂用特技拉慢速度練唱,播放時再恢複原速聽是否達到要求。我錄特技部分,其他角色要用正常聲音,錄完後要把兩者一句句接起來。錄音時我們領導姚琪老師跟着我在監聽室監聽,表現力沒達标重錄,有一點沒趕上節奏重錄。錄完後主任和編輯再次審聽,如果通過了,就由編輯寫好主持人講話稿,剪輯錄音做成一期節目播出。為了讓小朋友們接觸中華傳統文化藝術,《饞嘴的赤毛猴》還采用了昆曲的藝術形式,劇中樂曲也是由北方昆曲劇院樂隊伴奏的。

七八十年代及90年代初的小朋友都非常喜歡聽徐文燕老師講故事和她導播的童話劇,常常來信點播,她的節目也多次獲中央電台及全國優秀節目獎、國際“柏林未來”獎等,還多次被中國唱片總公司及中央台出版社選中,出版了故事專輯。現在她講故事的音像制品,還活躍在小朋友當中,深受家長和小朋友的歡迎。

徐文燕為《小喇叭》錄制兒歌和故事《小喇叭》任重道遠

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由于各種少兒報刊雜志的出現,尤其是電視的興起,導緻兒童廣播節目開始衰落,《小喇叭》也不能幸免。由于改革開放後一切“唯金錢至上”,《小喇叭》甚至幾次成為險被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砍掉的對象。但是,在《小喇叭》人的堅持和努力下,它還是堅持了下來,并一直走到了21世紀的今天。

郝尚勤:中央電台經過曆次改革,不管是人員更疊,還是節目的更換,最後保留下來的隻有一個《小喇叭》,像《向日葵》和《星星火炬》就先後被淘汰掉了。《小喇叭》是唯一一個生命力如此之長的專題節目,一個節目能生存60年,确實不容易。

李曉冰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國之聲》專題部副主任(《小喇叭》現歸專題部主管),1984年進入《小喇叭》後工作至今,他編輯的很多兒童節目多次在國内和國際上獲獎。

李曉冰:2014年,《小喇叭》在全台600多個欄目的綜合評比中位列第5名,2015年位列第22名,這說明《小喇叭》的排名是比較靠前的,《小喇叭》還有聽衆。但它的聽衆構成和以前不大一樣了,現在的聽衆構成以大城市的孩子為主,比如北京、上海、深圳、廣州等,農村的孩子反而不是很多了。因為現在農村生活條件好了,電視的普及率很高,孩子們更容易被畫面所吸引,所以聽廣播的機會少了。

《小喇叭》現在的節目内容還是以講故事為主,因為講故事是《小喇叭》永恒不變的主題。時長也由以前的15分鐘、20分鐘,變成了現在的半個小時。現在《小喇叭》主打低幼兒童“睡前”的概念,每晚8:30播出,主持人是孩子們喜愛的鄭晶姐姐和春天姐姐。雖然《小喇叭》的影響在廣播電台的範圍内還算不錯的,但廣播畢竟不是現在向外擴張的主流了,主流還是得通過新媒體和自媒體。比起電視,比起新媒體,我們确實任重而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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