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延安與當地老鄉聊天1939年春末的一個星期天，延安魯迅小學的吳燕生老師帶着孩子們到郊外去遊玩。這些孩子有的是烈士遺孤，有的是正在前方浴血抗戰的将士之後。
項蘇雲（項英之女）：我們去山上玩，花都開了，真好看。大家摘了好多野花，特别高興，争先恐後地對老師說：“獻給您，老師。”老師說：“同學們，我有個建議，咱們把花獻給毛主席好不好？”大家異口同聲地喊道：“好啊，獻給毛主席！”
毛主席在楊家嶺的窯洞裡接見了這些孩子們。
項蘇雲：我們一見到就喊：“毛主席好！”主席開心地回答：“小朋友們好！”同學們高興把鮮花獻給毛主席。毛主席請我們坐下後，問：“你們都是哪個小學的？”接着挨個問我們的名字、年級和學習情況，就這樣和大家一起聊，很和藹。當時老師坐我旁邊，捅我一下，說：“蘇雲，毛主席在，你提個問題好不好？”我就像上課回答問題一樣舉手站起來，問：“毛主席，我們能不能到蘇聯去學習？聽說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特别好。”主席說：“到蘇聯去學習确實好，它現在是世界上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那裡沒有剝削壓迫，人人自由平等。但是你們想過沒有，如果世界上所有人都到他們那兒去，能裝得下嗎？怎麼辦？大家要努力學習，等把日本鬼子趕出中國後，把我們的國家也建成社會主義，這樣好不好？”大家聽了齊聲喊道：“好！”
在延安的孩子們經常參加群衆大會等各種社會活動，所以能見到毛主席并不是什麼新鮮事，可是能跟毛主席握上手的就不多了。
黨庚俊(黨奎之子)：1946年元旦，我們學校師生到王家坪去給毛主席拜年，去了一百來個學生。我們演完童話劇《蜜蜂與鼈蟲》後，毛主席來和大家握手。同學們一擁而上，圍着毛主席搶着和他握手。有的同學握了一次還不夠，又從人縫底下鑽上去握第二次。回來以後，沒去的同學都羨慕地問：“你們和毛主席握手了？”我說：“是！毛主席的手又軟又暖和。”
金德崇9歲時與父親金茂嶽一起到延安，在延安度過了青少年時代。如今已年過八旬的他，依然保存着一個當年在延安的日記本，那可是他最寶貴的東西。
金德崇（金茂嶽之子）：1941年元旦，我父親和延安中央醫院的同事們去給毛主席拜年。我也鬧着非要去，就這麼跟去了。給毛主席拜過年出門後，我在院子裡碰見一個阿姨，她送我一個筆記本，紅色的封面上有幾個燙金字——“救國日記”。我喜歡得不得了，就問父親：“能不能請首長在上面題個字？”我父親說，那你自己去找吧。這麼着我就回去找毛主席了。隻見他靠在躺椅上，手裡一本雜志、一支鉛筆。我就問：“毛主席伯伯，你能不能給我題個字啊？”毛主席用湖南話說：“哦，想題個麼字喲？”我一下愣了，因為自己也不知道想要寫什麼。毛主席又問：“你歡喜啥子嘛？”我脫口而出：“喜歡玩。”毛主席點點頭，微笑着說：“還喜歡啥子？”很有意思，這時候他就不說“歡喜”了。我就說：“還喜歡念書。”他說：“好，那咱們就寫一個‘又學習，又玩耍’。”寫好後，又題上“毛澤東”。
方志敏之子方英5歲時和母親缪敏一起坐了國民黨的監獄，1937年被營救出獄。1938年他們回到延安的第二天，就見到了毛澤東。
方華清（方英之子）：我奶奶牽着我父親的手來到了毛主席的窯洞，毛主席站在窯洞門口迎接他們。他勉勵我奶奶要繼承方志敏的遺志，養育好烈士後代。接着他摸摸我父親的頭，問：“你知道你爸爸是誰嗎？”我父親也很調皮，仰起頭反問：“我父親叫方志敏，你還不知道嗎？”主席被他的樣子逗樂了，說：“知道知道，我們全黨同志都知道。”接着又說：“他是個英雄，我們都很懷念他。”回來的路上，我奶奶突然覺得頭冷，這才想起帽子落在主席窯洞裡了。她往回去取的時候，遠遠看見毛主席拿着一頂帽子，大冬天裡正站在坡上等着她呢，招手說：“缪敏同志，我知道你會回來取帽子的。”
令任遠志永遠忘不了的，是從延安撤退時的那一幕一幕……
1939年春，毛澤東在延安與小戰士交談
1939年，鄧穎超在西安八路軍辦事處懷抱工作人員的孩子
1944年，朱德在延安王家坪和孩子們在一起任遠志（任弼時之女）：胡宗南進攻延安的時候，學校從延安撤退。我父親要求我跟着學校走，因為跟着他就得另外派人來照顧我。我有夜盲症，到晚上一點兒都看不見，所以過小河溝的時候把腿給摔壞了，整條腿都腫了起來。我就弄了一個樹枝當拐棍，一瘸一拐地走。
為了不影響學校轉移，任弼時隻得讓人把孩子接到身邊。這樣，任遠志和妹妹任遠征才得以和毛澤東、周恩來、陸定一等一起住在安塞縣王家灣。
任遠志：房子裡有很多蚊子、臭蟲。一到傍晚我們就幫大人們打蚊子、抓臭蟲。周恩來伯伯見了和我開玩笑，說蚊子是飛機，臭蟲是坦克。所以每到傍晚的時候，周伯伯就說：“大女兒，你該上有飛機、坦克的戰場上去作戰了吧。”一次行軍路上在老鄉家過夜，好多虱子都跑到我被子裡來了，我就去洗被子。河溝裡的水特别涼，洗完後我就發高燒了。我爸爸用毛巾浸了涼水給我敷頭，周伯伯也幫忙給我敷。毛主席知道後趕過來，說：“大女兒，你好些沒？還發不發燒了？”還寬慰我說：“現在莫講衛生啊，等我們全國解放了以後再去講衛生喽。”
朱德和康克清是多少延安娃“不是親生，勝似親生”的“爸爸、媽媽”中的傑出代表。延安娃們用零星的記憶片段重溫了和“朱爹爹”“康媽媽”在一起的那些日子。
任遠志：我被送到延安的時候15歲，可對父親沒有任何印象，也從沒叫過他。我們湖南人管爸爸叫爹爹。那天他去接我的時候，正好朱總司令也在。上車後我就叫“爹爹”，結果我爸爸沒聽見，朱總司令倒答應了。當時我可不高興了，說：“你又不是我爸爸，怎麼就答應了呢？”我母親就說：“這是我們的總司令，延安的小朋友都管他叫爹爹，所以他以為你剛才就是叫他呢。”我這才弄明白。
羅箭（羅瑞卿之子）：一到休息日，康媽媽就把我們這些在保育院、抗小、保小的孩子都接到棗園。有一年中秋，我們在學校裡左等右等沒人來接，幾個孩子就說：“走吧，我們帶路。”過延河時開始漲水了，我們在河中間很害怕。這時幾個戰士騎馬飛奔過來，高喊道：“别動！”然後牽着馬把我們接過河去。到了棗園，朱爹爹和康媽媽正等着我們賞月，桌上擱着一盤月餅和一些梨。那天晚上天很好，月亮很大。我們都坐在桌旁看爹爹打揚琴，但是心思都在那盤月餅上。康媽媽把月餅掰開，每個孩子吃一點，就那麼着過了一個中秋節。
抗戰勝利後，李钊被從四川農村接出來送到延安，終于回到長期做地下工作的母親身邊。
李钊（周惠年之子）：當時我十來歲，住在棗園，覺得身邊一切都是新的，過去從沒見過這樣的社會：人和人之間親切、平等，“大官”穿的衣服也和大家差不多；見了女同志我就叫阿姨，管男同志叫叔叔，沒有高低貴賤之分。朱爹爹和康媽媽散步到我家門前時，總會把我弟弟抱一抱，和我們說說話。有一次毛主席來，還和我握了握手，非常親切的感覺。
醜松亮出生的時候，她的媽媽醜子岡擔任延安洛杉矶托兒所所長。托兒所接收了烈士遺孤、前方将士的子女近百人。可小松亮因為在媽媽身邊，所以沒有資格入托。
醜松亮：我快1歲的時候還不會動不會哭。為什麼？瘦得一把骨頭，阿姨都不敢給我洗澡。後來請了一個奶媽帶她的孩子和我，結果她的兒子長得特别胖，我還是那麼瘦。阿姨們看着心疼，就把我給抱回來了，拿小米糊糊喂我。有一次康媽媽來托兒所，看到這種情況以後就把我媽媽批評了一頓，說：“你把那麼多孩子都帶得那麼好，可你的女兒現在成啥了？”當時中央領導每人每天有半磅羊奶，康媽媽就把她自己的那份給我喝。
1940年，周恩來派人把錢壯飛烈士之子錢江找到并送往延安。在那裡，錢江與史平相愛了。
錢泓（錢江、史平之子）：我母親當時在保育院當保教科科長。那天，他們倆正在延河邊上散步，李克農正好騎馬經過。一見我們，他馬上就把我爸叫到周恩來爺爺那兒，問：“準備結婚了，是不是？”鄧穎超奶奶對我母親開玩笑說：“河南妹子厲害，錢江特别老實，你可不許欺負他。”我父親在魯藝學美術的時候，周爺爺每次從重慶回到延安，總會帶些顔料、畫筆給他。我出生的時候，周爺爺和鄧奶奶送來了小花布，當時包我的小花包和花棉襖都是用它做的。
錢泓1歲時跟父母一起去了重慶，那時他的奶奶張振華還在重慶盼望丈夫錢壯飛前去團圓，已經等了八年了。
錢泓：1946年年初，周恩來爺爺請我們吃飯。他和我奶奶很熟，當年都在做地下工作。見面後周爺爺告訴她：“錢壯飛同志在長征中犧牲了。”自從1931年我爺爺暴露身份回到江西蘇區後，我奶奶就再也不知道爺爺的任何消息，一直盼着他能回來，所以猛一聽到這個噩耗，當場就哭了。周爺爺對她說：“我沒有保護好錢壯飛。現在，我們要把這些烈士後代教育好，接革命的班。”“文革”中，北影的造反派要抄我們家，周爺爺接見他們時說：“錢江、史平的問題是他們的事。但是家裡有老太太（指我奶奶）在，你們要抄家，先從我這兒過去。”
周恩來長期在重慶工作，不是所有延安娃都認識他，可是一旦認識就再也忘記不了。1940年，烏可力跟父親烏蘭夫到延安後去保小上學，他的父母在陝甘甯邊區蒙古文化促進會工作。
烏可力：1944年，我父親在中央黨校學習。七、八月份的一天，我們從蒙古文化促進會去黨校，總共大概也就三四裡路，但是途中必須過延河。那天下着小雨，過河的時候，開始水不深，可是越走越深，情況危險了。這時有幾個騎馬的過來了，我誰也不認識。一個20來歲的小夥子跳下馬想把我抱上去。我說：“别抱别抱，我抓着馬尾巴就可以過去了。”“嗨，這小孩挺懂事呢。”還是讓我上馬，我想情況這麼緊急就不要客氣了，于是跳上馬去。
烏可力那時可不知道，自己跳上的是周恩來的馬。
烏可力：過河後，一個留胡子的叔叔問我：“你到哪兒去？”我說：“到黨校。”“找誰？”“去找烏蘭夫，他是我父親。”“這樣啊，我也去，你跟我一塊兒走。”我說：“叔叔你先走吧，我慢慢走着去。”于是他們就走了。下午我父親去聽報告，快吃晚飯的時候我去叫他，往台上一看，就對我父親說：“今天送我過河的那匹馬就是這個叔叔的。”父親說：“哦，他是周副主席。”我這才知道。
（待續）
大型文獻電視片《延安兒女的故事》完成台本
開心成長的“延安娃”（徐肖冰攝于194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