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調任前山西煤炭情況
1956年，我從北京礦業學院（現中國礦業大學）畢業，後分配到大同礦務局，工作了15年。1970年到潞安，在那兒待了12年。1982年，我被調到煤炭工業部任總工程師，第二年赴任山西省省長。我一共下了27年的礦，卸任省長後還是在煤礦。而在山西這樣的煤炭大省當省長，跟煤炭打交道自然也是各項工作的重中之重。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中央就開始醞釀把山西建設成為全國的能源基地。1979年8月，薄一波同志來山西調研後，向國務院提出了“盡快把山西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能源基地”的建議。山西省委、省人民政府也向黨中央、國務院提出了“關于把山西建設成為全國煤炭能源基地的報告”，得到黨中央和國務院領導的支持。1980年5月，《人民日報》發表《盡快把山西建成強大的能源基地》的社論，指出，“大規模地開發山西煤炭，這是全國實現四個現代化的一項緊迫的戰略任務”。同年7月，省人民政府向國務院報送了《山西能源基地建設規劃綱要（草案）》。在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的具體幫助下，在各方面專家研究、論證的基礎上，編制了《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綜合規劃》。此後，中央領導同志多次來山西調查研究。1982年，國家作出了建設山西省能源重化工基地的戰略決策。
我就是在這之後被調往山西的。1983年正是我國“六五”計劃期間，經濟發展很快，年增速高于10%，所以急需能源。而煤炭占到了我國能源結構的70%，石油占20%，其他的還有如煤層氣等。石油少，所以主要就靠煤。較之需求，當時煤炭生産嚴重不足，國家煤炭能源相當緊張。山西煤多，有2000億噸儲量，全國70%的煤靠山西，可以說，山西煤炭上不去，全國煤炭就上不去，國家的經濟發展就會受影響。
我提出“大中小并舉”
我上任後的第一件事是作調研。帶着省政府廳局長下基層，了解各地的基本情況：班子情況、工人生産情況……以及一些存在的問題，這樣走了一個多月。當時的山西，經濟水平在全國處于中下遊。從農村來說，由于地處黃土高原，十年九旱，農業基礎設施薄弱，抗旱能力低，基本上是靠天吃飯，老百姓就是種點糧食，沒有什麼别的收入。時間長一點我也感受到，山西主要靠煤，想還是在煤上做文章，多出煤吧。1990年1月20日，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在平朔礦區視察工作
1983年，山西省煤炭産量已達到1.59億噸，但遠遠不能滿足國家經濟建設的要求。山西确定建設能源重化工基地之後，按照初步規劃，國家要求山西原煤産量1990年達到2.3億噸至2.5億噸；到2000年，産量要達到3.6億噸至4億噸，外調2.7億噸至3億噸。所以，我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如何進行建設，走什麼路子。我下去走了一個月，調查了一個月，一直思考煤炭産量怎麼能上去。
當時，由于受單一所有制結構思想的束縛，我國幾十年來發展煤炭工業主要靠建設國營大中型煤礦。“六五”計劃期間，國家安排在山西開工興建的40項大中型項目中，煤炭建設項目有10項，其中包括擴建改建八大礦區（大同煤礦、軒崗煤礦、西山煤礦、汾西煤礦、陽泉煤礦、霍州煤礦、潞安煤礦、晉城煤礦）和新建古交、平朔兩大礦區。
山西是國家能源重化工基地，有條件、也應該建設一批大型骨幹煤礦，一個國家沒有一批決定着國計民生的大型骨幹企業是不行的。但是，單靠發展大中型煤礦無法适應國家建設對煤炭的需要。當時面臨的實際情況是：一方面，國家建設急需煤炭，但建設大中型煤礦周期長，少則三五年，多則七八年，遠水不解近渴，且改建、擴建的投資大，國家經濟比較困難，沒有那麼多錢，另外，到2000年，這些統配礦的産量盡最大努力也隻能達到2億噸，缺口還很大；另一方面，山西煤炭資源分布廣，全省80%的縣（區）地下有煤，老百姓有挖煤的傳統和經驗，實行聯産承包後，農村也有剩餘勞力，可以從事煤炭開發。
依據對客觀實際情況的調查研究，1984年上半年，我提出“大中小并舉”，即在搞好國營煤礦的技術改造和重點礦井建設的同時，由地方和社隊辦一批中小型煤礦，作為統配煤礦的補充，這既可以加快能源基地的建設，也可以使山西農民很快富起來。
那麼，怎樣發展地方和社隊煤礦？我當時提出了十條措施：
（一）大中小一起上，原則上國家辦大礦，地方、社隊辦中小型礦。
（二）統一規劃煤炭資源，有計劃地給地方和社隊小礦足夠的煤炭儲量，不僅僅是邊角煤、風化煤。小礦的資源要有保證。
（三）多方面開辟辦礦的資金渠道：一是群衆集資辦礦，個人、集體辦可以，聯營也行，山西農民存款有13億元，拿出一部分就很可觀；二是國家、地方借給社隊發展基金，免收利息；三是國家投資，包幹給地方建礦。
（四）社隊借款辦礦，在還清貸款前免交稅利。還清後所得利潤交夠國家的，留夠集體的，剩餘全部是自己的。
（五）煤炭運輸允許國家、集體、專業戶、聯營戶一起上。允許社隊礦自産自銷，價格不受限制，國家不幹預，由雙方自行商定；也可以和國家簽訂合同交售給國家。
（六）在有條件的地方，可以實行“小煤礦、大電站”，即大電站用小煤礦的煤，煤價和補貼均按國家統配煤的規定辦。
（七）一部分機械工業要轉向為中小型煤礦服務，生産風機、水泵、溜子、絞車、煤電鑽、礦燈等專用設備。改造中小礦，保證安全生産。
（八）建立地方礦的地質勘探和設計隊伍，使地方和農民辦礦不再為這些事犯難。
（九）采取各種形式、多種渠道為地方礦培訓技術和管理人才，從老礦抽調一部分技術工人到小礦工作。
（十）制定地方和社隊礦的管理條例，保證安全生産，防止亂采亂掘，逐步實行正規生産。
省政府讨論方案時也有不同意見，但是後來還是定了下來，否則産量上不去，滿足不了國家需要。省委通過後上報國務院，得到批準。
煤炭帶動了相關産業共同發展
實踐證明，這是一條投資省、見效快、效益好的路子。
鄉鎮辦礦很簡單，由于山西煤炭資源賦存條件好，有的地區淺層煤離地面隻有幾十米，挖個洞就出煤，很快就能采上來。在這些地方建設礦井投資省，一般小型煤礦當時噸煤投資20元左右，生産成本低，隻要有政策，農民積極性很高。很快，老百姓富了，國家煤炭滿足了。到1989年，全省鄉鎮煤礦由1980年的3000多個發展到6000多個，煤炭産量由3000萬噸增加到1.13億噸，超過了國家在山西的統配煤礦的産量。1990年鄉鎮煤礦已占到全省煤炭産量的41%，成為山西煤炭工業中一支舉足輕重的力量。山西鄉鎮煤礦生産能力由3000萬噸擴展到1.13億噸，隻用了國家幾億元貸款，主要是依靠農民自己的力量和煤礦自身的積累。
随着煤炭生産的發展，交通運輸能力不足的矛盾越來越突出，全省煤炭一度大量積壓。運不出去就在當地賣，可即便價格很低也難賣掉，農民要求修路的呼聲強烈。
所以，當時除了搞煤礦以外，第一就是發展交通，搞鐵路、公路。在積極配合國家建設大秦線，改造南北同蒲線、石太線、太焦線等六條鐵路幹線的同時，山西興建了五條地方鐵路。公路也修了不少。那個時候還沒有高速公路，最好的叫二級公路，各地市間都修通了，從地市到縣、縣與縣間也都通了公路，農村到城市很方便。現在山西交通很不錯，這也是煤礦發展有了錢才可以辦，沒錢辦不了。
在産業結構方面，能源基地建設初期，由于當時全國能源供應緊張，急需山西多生産煤炭，所以山西在基地建設中把主要精力放在增産煤炭上。那幾年煤炭産量上得很快，但交通運輸能力不足、農業基礎薄弱、輕紡工業落後、日用消費品供應不足等矛盾日益突出，制約着煤炭的開發。實踐使我們體會到，作為一個省，國民經濟是一個整體，應有全面的産業政策，形成合理的地區經濟結構，山西不能光出煤，其他産業也得發展。我當時就開始調整投資比例，煤礦少投一點，其他包括農業以及鋼鐵、化工等第二産業以及第三産業都增加。從1980年以來的十來年間，特别是“七五”以來，省級用于農、林、水基本建設的投資共10.6億元，其中來自煤炭所累積的資金為5.06億元，占47.7%。影響比較大的是第三産業，第三産業的就業人多，對職工子女就業有好處，老百姓上市場買東西也都方便了。
小煤窯的問題
鄉鎮煤礦的發展方向是正确的，但由于上得很快，缺乏經驗，管理跟不上，逐漸也暴露了一些問題。
資源損失浪費太大是主要問題。小煤礦的設備簡陋，采煤方法落後，沒有機械化，都靠人工采，資源回收率很低，1萬噸的儲量頂多采出3000噸。相比之下，國有煤礦機械化程度高，1萬噸儲量可以拿回7000噸，資源回收多。這在小煤礦發展初期是難免的，但長期這樣下去不行。對此，起初的時候我們隻是說一說，也沒有什麼好的措施，因為隻要是用手工挖煤，回采率就沒有辦法提高。另外有些地方采完以後地表就塌陷了，農田被破壞，省裡都給補貼，讓農民不種地了，轉移搞鄉鎮企業。
到90年代，煤炭産量不再十分緊張，山西開始逐步對小煤礦進行改造。好多小煤礦都合并了，改造成正規的大煤礦，搞機械化采煤。還有的關掉，由省裡給經濟補貼。另外對鄉鎮的小煤礦審批變得嚴格了，少批或者不再繼續批了。這樣，用了一兩年時間改造完成。
大力發展鄉鎮小煤礦，這隻是一段曆史，在當時的情況下必須這樣做，否則煤炭的産量就上不去，國家經濟發展就快不了。後來不能這樣做了，當然也不需要這樣做了。
再多困難也要堅定地往前走
其間也有很多曲折。當時存在一種錯誤認識，認為多出煤炭是把山西資源給了别人，是“出賣山西資源”，山西煤炭大量調出，是吃了大虧。實事求是地講，從總體上看，在煤炭生産上，山西是受益者，絕非受害者，這是最基本的事實。山西多出煤，多為國家作貢獻，不是出賣山西的利益，山西是全國的一部分，山西的煤炭資源是屬于國家的，建設山西能源基地是國家的決策，山西這個局部和全國大局是統一的，根本利益也是一緻的。事實上，當時十來年間，山西外調煤炭獲得的各種價外補貼總共有幾十億元，這成為山西建設資金的主要來源。這些煤炭補貼除一部分用于能源、交通建設外，大部分用于發展其他方面的經濟建設和改善人民生活。如果沒有煤炭價外補貼這筆資金，僅靠财政收入，是辦不了這麼多事情的。山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同能源基地建設分不開的。最能說明問題的是産煤縣經濟發展快，人均收入高，多數産煤村都較快地富了起來，大大超過了無煤的地方。
這十年，我個人認為得的多，失的少
我剛上任那年是49歲，在當時是最年輕的省長了。我剛去的時候，山西有的老同志是不滿意的，他們認為我不是山西人，對我有排外情緒。不管怎麼說，我還是堅持下來了。
我這十年，山西比較穩定。發揮山西煤炭優勢，多出煤對國家有好處，對山西老百姓也有好處。煤炭好了，經濟就好了，經濟好了别的工業也可以上去。一般我做事比較實事求是，感到怎麼有利就采取什麼辦法，好多官員都是上面叫怎麼幹就怎麼幹，這不行。做什麼事情都得有自己的想法，要去思考、動腦筋。一個新生事物都有人反對，可是要突破了也就突破了，突不破就完了，需要有勇氣。我那個時候沒想一心當官，不叫我幹我就不幹，還搞技術就是了。
我總是這樣想，總歸要服從大局。國家需要煤炭，不能說為了地方利益不管國家。但是，山西人民的利益我也得維護，兩頭都得做工作。“大中小一起抓”這個方針現在可能不合适了，但應該可以說，山西發展最快的時候就是“六五”“七五”這十年。
回顧我主政山西這十年，我個人認為得的多，失的少。山西煤炭儲量多，還是要靠多出煤才能富起來。别的沒什麼優勢，地處黃土高原，不靠煤還能靠什麼，富起來有錢了才有條件搞别的。這個方針，要是放到現在肯定要修正，但在那時候是對的。必須在當時的情況下看問題，這是關鍵。
1983年6月，省長王森浩（右）在潞安礦務局石圪節煤礦井下視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