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5月24日上午10點，韶山派出所的黃所長來到韶山學校，請少先隊大隊部挑選幾位各方面條件優秀的同學去拍電影。學校很快挑選了陳巧雲、李碧林、譚豔如幾位同學。到派出所後才知道，不是去拍電影，而是要去完成一項重要的政治任務：迎接一位重要外賓。
陳巧雲：我們那時都是十一二歲的小孩，聽說要代表韶山少先隊員迎接越南民主共和國胡志明主席，一個個都高興得不得了。黃所長對我們說，胡主席1921年在法國巴黎各殖民地民族聯合會上立志，越南一天不建成獨立自主統一的社會主義國家，他就一天不建立家庭。胡主席一直沒有結婚，非常喜歡小孩子。那時已是初夏，我們本來都穿着花裙子，學校老師又給戴上蝴蝶結。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個個嘴巴都合不攏。老師還采來一束校園種的花叫我拿着，準備獻給胡伯伯。
我們先在派出所等，過了一會兒，黃所長就帶着我們到學校門口公路上等。“來了，來了。”黃所長指着兩輛小車說。第一輛是軍用吉普車，第二輛是蘇式吉姆車，我一眼就認出來了。大人們說過，毛主席1959年回韶山就是坐的吉姆車。
吉姆車在韶山學校門口停下來，陳巧雲等幾位少先隊員像花蝴蝶一樣飛了過去。車門打開，一位長着胡子的老爺爺笑眯眯地站在孩子們面前，車上還走下來湖南省委副書記周裡、湘潭地委書記餘正武以及越南駐華大使。
黃所長說：“胡主席好！”少先隊員記住囑咐，同聲叫：“胡伯伯好！”陳巧雲雙手把鮮花獻給了胡志明。胡志明雙手接過來，說：“小朋友們好。”又友善地向黃所長等人點頭，說：“這兒離毛主席故居不遠了吧，我們一起走去。”
陳巧雲：胡伯伯給人沒有一點生疏感，就像自己家人一樣。少先隊員搶着說：“我們給胡伯伯帶路。”大家簇擁着胡伯伯，蹦蹦跳跳向故居走去。大家熱情地問胡伯伯“見到毛主席了嗎”“毛主席身體好嗎”，有的說，前年毛主席回來時，韶山學校學生都看見了毛主席。一路上叽叽喳喳說個不停。胡伯伯聽後笑得好開心。
韶山學校離毛主席故居三四百米，十幾分鐘就走到了。故居工作人員毛乾吉、汪久成迎出來，胡志明輕輕握手後，簡單問了問他們的工作情況，不斷點頭。走到故居門前，他仰起臉凝視着門匾上“毛澤東同志舊居”幾個大字，認真端詳起來。1961年4月9日，劉少奇（左一）參觀毛澤東同志故居胡志明說，“我們是兄弟”
汪久成：雖然胡志明主席是第一次來韶山，卻好像對這裡的一切都很了解。他當時問我，這裡原來稱“故居”吧，他說自己好幾次都準備來，注意到報紙、畫報刊登的照片中門匾都是“毛澤東同志故居”幾個大字，問我什麼時候改的。
毛乾吉同志用目光鼓勵我這個年輕人說，我也沒有考慮太多，就一五一十地“倒起了豆子”——
一個多月前，1961年4月9日，劉少奇主席在老家炭子沖調研後來到韶山。當時劉主席的眼睛也是凝視着“毛澤東同志故居”幾個大字，思考片刻，指了指門匾，輕輕地問：“曉得這個門匾是哪個提議的？”
當時我搖搖頭。毛乾吉想了想，他是知道一點，但不确定，也搖搖頭。劉主席緩緩說道：“‘故’字有‘過去’和‘去世’兩種意思。我們的毛主席身體很健康，應當把‘故’字改為‘舊’字。”
劉主席的話一說完，第一個吃驚的是毛乾吉。他事後對我說：“那麼多領導人看過都沒有說什麼，毛主席1959年回來看過也沒有說什麼。聽說這個門匾還是毛主席的老師徐特立一錘定音的呢，怎麼會有這麼嚴重的問題呢？”韶山同志積極認真地把劉少奇的意見記了下來，逐層向上級彙報，不久就批了下來。“毛澤東同志舊居”門匾很快在上屋場挂了起來。
胡志明了解到新門匾是聽從劉少奇的意見新做的，微微笑笑，說起1959年他在廬山上對劉少奇有次不平常的拜訪。筆者拜訪當時的廬山管理局工作人員彭毓炎，他談起了當時的情況。
彭毓炎：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胡志明8月9日因要事專程上了廬山，當天拜訪了毛澤東等領導人。第二天一大早，他就來到劉少奇下榻的柏樹路124号别墅。胡志明不要翻譯說明任何情況，也不許警衛禀報，而劉少奇和他的秘書晚上睡得遲，清晨還沒有起床，身邊其他工作人員都不認識胡志明。當時我是廬山管理局派駐124号别墅的管理員，我也不認識他，幾次走到他跟前說：“老同志是不是要喊醒首長？”胡志明都表示不用，他沒有事，就在外面等少奇同志起床，沒有關系的。胡志明一口中國話，穿得又樸素，頭上一頂常見的灰色布帽，不認識的人誰也不會把這個瘦老頭和外國元首聯系起來。我還當他是南方哪個省的一般幹部，最多是一位中央候補委員。
過了半個鐘頭，劉少奇起了床，我請人通報了這個情況。秘書出門一看，愣了神，一眨眼工夫，劉少奇就穿着便服跨到胡志明跟前，恭恭敬敬地請胡主席到屋裡坐，連聲道歉。胡志明連連搖手，真摯地說：“我不讓告訴您的。您晚上工作得遲，我來看您，不能影響您的休息。”劉少奇再次深表歉意。胡志明很自然地說：“我真的沒有感到什麼，我們是兄弟！”
講毛主席如何談讀書
胡志明接着問少先隊員：“小朋友，你們誰能為我當故居的講解員呵？”胡志明的漢語帶點雲南話尾音，比較慢，很好懂。“我來。”陳巧雲毛遂自薦，“胡伯伯，我經常到故居來聽講解，也喜歡讀一些寫毛主席的故事書。我來做講解員。”胡志明高興地點點頭：“那我們就聽你的了。”周圍一行人都笑了起來。
走進故居，胡志明擡頭看了看堂屋屋頂，不由地說：“毛主席老家房屋很高大。”陳巧雲等少先隊員事後通過請教學校老師才知道，湖南農居與越南農居有很大的不同，越南農民一般是用竹子蓋個小房，下面空半層，喂豬做飯，上面住人，生活很簡陋。在毛澤東青少年時候的卧室，胡志明待的時間最長。1960年後，毛澤東小時候讀過的書都集中保存在南岸的陳列室，屋裡僅保留一盞小煤油燈，引起了胡志明的特别關注。
左圖為1961年劉少奇（第二排左三）等人在韶山，右圖為1963年2月22日，西哈努克親王（右二）等人在韶山。可以看到，匾額上的“故居”變成了“舊居”陳巧雲：記得胡伯伯問：“小朋友，毛主席在這個屋裡讀了哪些書啦？”
“《孟子》《春秋》《三國演義》《水浒傳》，還有《孔子》。”
“不，沒有《孔子》這本書，孔子的書叫《論語》！”小學生們在胡伯伯面前争論着，胡伯伯忍不住笑了起來。
“胡伯伯，您給我們講一個毛主席讀書的故事，好不好？”“好啊，毛主席小時候讀過這麼多書，總結到什麼啊？”這個提問可把一屋子人問倒了。一雙雙眼睛都盯着胡伯伯，“我跟你們講一個我和毛主席在延安讨論書的故事。”
汪久成：胡志明說：“我年輕時叫阮愛國，我是先認識周總理，後來才認識毛主席的。我在巴黎就和周恩來同志認識了，關系很親密。周恩來同志在黃埔軍校任政治部主任時，他結婚的新房，我也去過。那時在廣州，我們成立了一個越南青年革命同志會，舉辦越南青年政治訓練班，組織越南青年到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聽毛主席講課，很有啟發。嚴格說起來，越南革命不是按照蘇聯的模式，而是深受中國革命的影響，也就是毛主席的農民革命戰争的思想進行的。越南也和中國一樣，深受帝國主義的壓迫。我當時和毛主席不太熟悉，隻認為他講的很有道理。後來我參加了中國的抗戰，在延安和毛主席熟悉起來。一次在延河邊，我見到毛主席背着手散步，就走了過去。兩人談起了小時候各自喜歡看的書，興緻很高，毛主席有句話對我印象很深，他說，他小時候看的書實際上是兩種，一種是安撫造反的，一種是贊同造反的。造反的結局也寫有兩種，一種是當了投降派的，欺壓在老百姓頭上；一種是被統治者鎮壓下去的。毛主席的這句話給我很大的啟示，用這種階級的曆史的方法分析越南的形勢和革命，不清楚的事就清楚了。毛主席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一生都是在用階級的曆史的辯證的方法在分析重大問題。你們太小了，長大了，你們就會明白，為了本民族的真正獨立和主權，毛主席一生都是用這種方法和帝國主義、修正主義作鬥争。這也是造反，造帝國主義、修正主義的反。”
最後，胡志明同少先隊員們在故居前合影。與“胡伯伯”相處的這段短暫卻美好的時光，也成為這些孩子們畢生難忘的珍貴記憶。
作者系江漢大學特聘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