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之不易的“第一次”
90年代初，兩岸關系剛出現破冰的趨勢，很多配套政策包括思想還沒跟上，所以當學者到對方所在地進行學術交流的時候，往往面臨着一些具體的“考驗”。
我是最早由官方正式批準去台灣進行學術交流的大陸學者，期間的經曆頗為周折。1991年11月，台灣政治大學曆史研究所所長胡春惠教授來函，邀請我出席次年5月召開的“黃興與近代中國”國際學術讨論會。當時台灣人可以到大陸來，但除了極個别直系親屬奔喪外，大陸人到台灣還是不被允許的。當時，中國社科院各研究所已經多次接待台灣學者，積極推動海峽兩岸交流，都期盼能早日實現學術上的互訪。如果能成行，這意味着兩岸學者将第一次共同在台灣開會，尤其是意味着将突破兩岸間的單向交流，實現雙向交流，意義重大。因此，我立即決定接受邀請，并複函台灣政治大學曆史研究所：鑒于大陸方面對台灣舉辦國際性會議，不會批準，建議對邀請函件用語稍作修改。對方回函同意删去“國際”字樣。此後，在有關會議籌備的文件中未出現“國際”二字。我随即向中國社會科學院台港澳辦提出申請，社科院台港澳辦立即轉報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很快得到批準。
最終得以出席會議的大陸學者有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尚明軒副研究員、湖南師範大學的韋傑廷教授及我共三人。原本台灣政治大學的邀請名單上有20多位大陸學者，兩岸的相關單位都對此進行了嚴格的審查：台灣入出境管理局删去了有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身份的學者；大陸方面，教育部不同意直屬高校的學者出席。
接下來便是辦手續。我院台港澳辦收到台灣方面發來的入台證傳真件，随即轉報國台辦并得到批準。那時候的程序是，國台辦将批準文件分送中國社科院和公安部，由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向北京市公安局發出指令，辦理往來台灣通行證。為了争取時間，我直接到國台辦取走給我院的批文，到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找到負責的副局長，向他出示。他确認是正式文件，但說公安部還未收到，不能辦理。我告訴他，等到了我的時間就不夠了。經過一番周折，第二天我拿到了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給北京市公安局簽證處發出的指令。拿着這個指令，我到前門公安局簽證處順利辦理了證件手續。
第一次赴台之旅讓我感受到，兩岸辦事機構在相關工作方面還有待完善。1992年5月7日，我們三人一行從深圳過羅湖橋到香港（當時唯一的通道），被英國管理下的香港警方扣留審查六小時。次日下午在啟德機場登機時，我們走到舷梯上又被空姐攔了下來，原因是未帶入台證。我們這才想到，台灣方面并未給我們寄來證件原件。陪同我們的胡春惠給台灣方面打電話，一番協調後才得以登機。下了飛機，一位工作人員拿着入台證分發給我們。這樣，我們三人才成為合法入境者。1992年6月28日，張海鵬（右）在北京首都機場貴賓室接待台灣學術代表團團長歐陽勳（左）到了台灣，我立即發現，兩岸雖然隔絕許多年，初次見面并不覺得隔膜，言談禮節、行事作風，處處能感受到彼此同根同源。起初可能抱有的某種敵意，随即煙消雲散了。分歧歸分歧，朋友歸朋友。兩岸一家親，我切身體會到了。
在台期間，接待方專門安排我們到海基會拜訪了副秘書長陳榮傑。寒暄過後，陳先生忽然問我：“張先生，你是共産黨員嗎？”對這個問題，我正在考慮應該怎麼回答，他接着說：“你不需要回答我。我知道，你們當中有許多人是共産黨員。我是考慮到你們在台灣期間，可能有人會向你們提出這個問題。如果有人問你，我建議你不要正面回答，打個哈哈，王顧左右而言他，用别的話題帶過去。如果你說自己是共産黨員，按照我們這邊的法律，我們可以抓你。但你是我們邀請的客人，抓你不妥。我們不抓你，民進黨又可能前來提告，我們也很麻煩。如果你是共産黨員又不承認的話，說明你不誠實，這對你也不好。”他是半開玩笑半嚴肅地講的。他的這番話，驅散了我到台灣來的緊張感。我對他說：“陳先生，您講的很好，我會參考您的說法。”事實上，在台灣沒有人向我提過這個問題。然而，籌辦學術會議的博士班學生仍私下跟我講：“張教授，你在台灣的一言一行我們都是要記錄的，每天往上報。”當時的氛圍可見一斑。
對台灣學者來說，到大陸也需要一定的“勇氣”。回京後，我邀請時任中國國民黨黨史編纂委員會主任秘書邵銘煌先生等三人來京交流。出于主人的禮節，我所在的研究所應負責安排他們的起居，但他們婉拒了，堅持自己聯系住處。當我問起邵銘煌住在哪個飯店，他告訴我說：“我們三個人住了一間房間。”我很詫異：“為什麼不是每人一個房間？”邵銘煌悄悄跟我說：“我們有點兒怕。”為了能夠三個人住在一起，他們不得不叫飯店在房間裡多加了一張行軍床。
1992年6月，我們和台灣師範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在北京合辦了一次孫中山研讨會。對方邀請了一位叫周陽山的學者，此人後來做過新黨的新聞發言人及“立法委員”，他提交的論文第一句話就是：“大陸在中共領導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中共窮兵黩武……”我找到周陽山，委婉但又堅決地對他說：“咱們都是中國人，要懂得為客之道。我邀請你到北京來，你就是我的客人，客人對主人總是要有一點尊重吧？你的論文一開篇就這麼說，那不等于客人一進門便指着主人的鼻子罵一通嘛！再說，這并不是事實。”他說：“你改，你改，你拿筆塗。”我把毛筆放在他面前說，你自己把它塗掉，不塗就不能上會。他馬上拿筆劃掉了。
這一切，現在看來也許有些不可思議，但确是兩岸交流之初的真實狀況。随着後來交流的頻繁，彼此的了解逐漸加深，這種現象也不複存在了。
親見戲劇化的一幕
第一次赴台交流，我還見到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場景。一天上午，我們赴陽明山參觀了國民黨黨史委員會，又在胡春惠教授的陪同下趕往台北故宮博物院。因為山路不好走，所以比約定的時間晚到了半個小時。當時台北故宮博物院院長是秦孝儀先生，他是蔣介石最後一位貼身秘書，在國民黨的地位很高。一走進接待大廳，我們就看到秦孝儀坐着，身後站着台北故宮博物院副院長等二三十人。見我們進門，秦孝儀起身迎接。胡春惠忙上前介紹，秦孝儀不高興地問他：“怎麼晚了30分鐘？”胡春惠連聲道歉，說明原因。1992年5月11日，張海鵬（右二）拜會台北故宮博物院院長秦孝儀（右四）
1995年8月18日，張海鵬（左二）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席對日作戰勝利50周年國際學術讨論會時與台灣學者吳相湘（右二）、李明合影，左一為楊天石賓主坐下後，秦孝儀緻歡迎詞，我緻答詞。主客寒暄了幾分鐘後，秦孝儀便指着胡春惠說：“你們召開的‘黃興與近代中國’學術讨論會很好啊！黃興是湖南人，我也是湖南人哪，我不僅可以去參加你們的會議，還可以去做你們會議的主席呀，為什麼不邀請我？”胡春惠聽後，神情頗為緊張。秦孝儀曾擔任國民黨黨史委員會主任委員，胡春惠當時也在黨史會，是秦孝儀的手下。突然，胡春惠像影視劇裡國
民黨軍人對待蔣介石那樣，雙手迅速“啪”地緊貼大腿外側，筆直地立正回答說：“籌備會議期間我一直在香港教書，不在台灣，會務都是博士班的學生在籌備。”接下來胡春惠有一句話沒有說好，引發了秦孝儀更大的脾氣：“有關會務的一些小事他們也沒問我。”秦孝儀把桌子一拍：“請我去是小事嗎？！”胡春惠一疊連聲：“秦主任委員對不起，秦主任委員對不起，我說錯了。”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在客人在場的情況下國民黨高官對待屬下的态度，太戲劇化了，這是在大陸從未有過的。為了緩和氣氛，我向秦孝儀提了個問題，他回過頭來和顔悅色地回答我，但等話一講完，他又接着訓斥胡春惠，所有人都不敢吭聲。
下午參觀過後，秦孝儀請我們在張大千書屋吃晚飯。在飯桌上，他講：“今天下午我有點失态。”關于這件事，就說了這麼一句。在我理解，這就是他在客人在場的情況下對胡春惠發脾氣的一種“檢讨”了。
晚餐時，秦孝儀問我：“張教授，你今天參觀我們故宮博物院有什麼感想嗎？”我們參觀了台北故宮博物院保存的一些晚清重要文獻，還參觀了地下的庫房，裡面有恒溫恒濕設備，還有滅火設備，靠噴一種惰性氣體來滅火，不會像常規滅火器那樣可能損害文物。這些設備當時北京可能都沒有。
我便跟他講，台北故宮博物院建設得很現代化，北京故宮博物院恐怕還達不到這樣的水平。秦孝儀說：“那我們可以幫助北京的故宮啊！”我說：“秦院長，我可不可以把你這句話帶給北京的故宮？”他答應了。我回來以後，就把秦孝儀說的這幾句話寫了一封信，反映給了國家文物局。國家文物局把這封信登上了内刊。
台灣學者對孫中山的特殊情結
在與台灣學者交流中我感到，盡管孫中山是兩岸學者共同的研究對象，然而不同于大陸學者，有的台灣學者對于孫中山有着特殊的感情，在他們心中，孫中山是神聖不容侵犯的。
我首次赴台參加的讨論會上，黃興的女婿、著名美籍華人曆史學家薛君度提交了一篇論文，其中有一句話講，孫中山、黃興是“雙元領袖”。當時大陸學者一般認為，孫中山側重理論，黃興側重執行。雖然黃興很少發表理論性的文章，但不可否認的是，他做了很多事。如果沒有他，那麼辛亥革命取得勝利、成立中華民國是很難的。所以，說孫、黃是雙元領袖，大陸學者覺得可以接受，沒有感到什麼特别不妥。但對于一些台灣學者來說則不然。在他們看來，孫中山的地位是至高無上的，誰也不能與之比肩。以至于薛君度緻閉幕詞時，因為又提到“雙元領袖”，主持會議的胡春惠竟直接上主席台把他推了下來，說：“算了，你别講了，閉幕式上我來講。”這是大陸學術讨論會上從來沒有過的。
政治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有位學者叫馬起華，曾多次到大陸來參加學術會議。大陸學者稱孫中山是“中國近代偉大的資産階級革命家”，他聽了特别惱火，在文章裡批評說，稱孫中山是資産階級革命家，是極大地貶低了孫中山的地位。他認為，按照大陸學者的曆史觀，資産階級是要被消滅的，是要走出曆史舞台的。說孫中山是資産階級革命家，那是不是意味着他要被消滅了？針對這點，我專門寫了文章講，大陸學者認為，人類曆史是發展的，從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再到社會主義社會、共産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是人類發展曆史上的一個很高的階段，大陸學者說孫中山是資産階級革命家，非但沒有貶低，相反，是承認他在曆史上有非常崇高的地位。1997年6月17日，張海鵬（右）與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中流文教基金會董事長胡佛（中）在圓山飯店合影，左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谷源洋
2009年10月30日，張海鵬（左）在台北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與馬英九先生（右）見面“三大政策”的争論
關于孫中山研究，大陸學者和台灣學者在觀點上曾經有一個非常大的分歧，主要是圍繞“三大政策”。大陸學者的說法是：國民黨一大确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台灣學者認為，這既不是孫中山本人的概括，也不是國民黨一大提出來的。蔣永敬曾對我說：“你在國民黨一大的決議上找找看，有‘聯俄、聯共、扶助農工’這樣的字眼嗎？”他講，國民黨一大的确列舉了很多政策，但并沒有“聯俄、聯共、扶助農工”，這是中共自己總結出來的。
說“三大政策”是事後概括出來的，這個不假。《孫中山全集》第九卷裡就有國民黨一大的宣言，确實沒有這樣的提法。孫中山的其他文章、講演當中，雖有反映“聯俄”“扶助農工”意思的語句，但的确沒有“聯共”。後來，包括日本、中國等地的許多學者查對曆史文獻，發現“聯共”一說最早是1925年黃埔軍校的一本學生刊物《黃埔潮》中提出的。國民黨一大以後，共産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幫忙其改組，而這本刊物的主編、副主編及主要的作者都是中共黨員，代表黃埔軍校宣傳國民黨一大及軍校的主張。他們在刊物上提出，堅決擁護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1926、1927年，黃埔軍校牆上寫的标語、蔣介石的演講裡也經常沿用這樣的說法——有時候提“三大政策”，有時候提“兩大政策”，沒有“聯共”。無論如何，對于國民黨來說，這三個詞并不新鮮。2009年10月12日，張海鵬（右一）在台灣桃園縣中坜市中央大學與汪榮祖（左一）、賴澤涵教授叙舊兩岸學者在進行觀點上的接觸和碰撞之後，彼此都變得更為客觀。大陸學者認為，國民黨一大宣言中固然沒有明确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字眼，但這的确是最主要最突出的政策。“三大政策”既反映了孫中山本人及國民黨一大的原則立場，同時也符合大革命時期的曆史事實。關于這一點，台灣學者也難以否認。
相應地，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對編寫的新版中共黨史作了一點改動，将國民黨一大“确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改成“事實上确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并且在注釋中指出，國民黨始終稱“聯共”為“容共”，即“容納”共産黨之意，“三大政策”是共産黨人後來概括的。這個說法更客觀、更符合實際了。
在“黃興與近代中國”讨論會上，關于“革命”，引發了一點小的讨論高潮。蔣永敬在評價胡漢民筆下的黃興時，引申出“革命”不好的論調，說“大陸革命越革越糟”。我站起來說：“不要一般地說革命不好，應當說該革命的就革，
不該革命的不革。否則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怎麼說？沒有辛亥革命就沒有中華民國，台灣現在不是還自稱‘中華民國’嗎？如果否定了辛亥革命，怎麼解釋這個‘中華民國’呢？”我這一說，引起哄堂大笑，這個話題就過去了。
還有台灣學者講，孫中山的民生主義完全可以取代社會主義、共産主義，有了民生主義，就不再需要社會主義、共産主義了。這是早期一些三民主義學者的反共觀點。對此我曾在文章中回應說，從信仰上來講，孫中山并沒有否定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甚至也沒有否定馬克思主義。1924年孫中山在《民生主義》的演講中尊稱馬克思是“社會主義中的聖人”，盛贊馬克思的學說“集幾千年來人類思想的大成”。孫中山曾談到，日本人把“Socialism”翻譯成了“社會主義”，而他則把“Socialism”翻譯成“民生主義”，認為這四個字要比“社會主義”更好，因此孫中山說“民生主義就是共産主義，就是社會主義。所以我們對于共産主義，不但不能說是和民生主義相沖突，并且是一個好朋友，主張民生主義的人應該要細心去研究的”。盡管在我們看來，孫中山關于馬克思主義、共産主義的解釋并不是那麼符合科學社會主義的說法，但是他沒有反對、更沒有敵視社會主義、共産主義。過去一些反共的台灣學者顯然是歪曲了孫中山的思想。
由此可見，在學術研究上，兩岸學者雖有些争論、有些分歧，但大家坐下來，看文獻、讨論分析，是可以取得共識的。
回首往事，包括孫中山研究在内的兩岸學術交流，那一代中國近現代史學者之間推心置腹交流學問的好風氣給我留下了難忘而深刻的記憶。最初那一次次的開門見山、激烈争鳴，奠定了兩岸學術交流的基礎，開啟了兩岸交流的大門。而我和我的台灣朋友們的誠摯情誼，也成為了兩岸交流曆史中的珍貴縮影。
口述者張海鵬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台灣史研究中心主任，中國孫中山研究會原會長，中國史學會原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原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