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選舉出現了“新常态”嗎？

2016年底，美國将舉行第45位總統的角逐；除美國各界對大選高度關注外，此次總統大選也引發了世界各國的矚目。美國是總統制民主的代表國家，其四年一度的選舉制度是美國政治生活的重要部分。它将決定今後數年内美國的内政外交班子和執政方針，影響中美關系在未來幾年的議題重心。

雖然美國大選形勢瞬息萬變，但從目前初選形勢來看，美國社會的民粹主義思潮已經産生了明顯的政治影響，這種思潮又與美國目前經曆的社會變化有關。由于這些社會變化屬于長期、慢性的過程，可以預見，本次選舉中表現出的政治思潮将在今後一段時期影響美國的内外政事；這些變化能否形成“新常态”，則有待進一步觀察。本文以2016年美國大選中出現的新變化為契機，探讨選舉背後美國社會的變化。

總統選舉對美國的重大意義

美國的政體是總統制（presidential），其總統既是國家元首也是政府首腦。紐施塔特（Neustadt）強調總統既是最高權力機構又是具有全國影響力的政客個體，相比起其他政治部門擁有三大優勢：政治聲望（politicalreputation）、全國知名的社會威望（publicprestige）和主導政策制訂的職務優勢（position）[1]。總統能夠利用其先發制人的政治優勢推動政策出台，并利用聲望和專業信息優勢與國會博弈，達成個人與政黨的政治目标。

通過總統大選，政客、政黨和社會三個層面各取所需。對政客本人而言，總統寶座是職業聲望的巅峰。對社會而言，尋常百姓得以通過大選了解參選政黨的政治主張，選舉具有設立議程（agendasetting）、遊說（persuading）和增強透明度（Clarifying）的功能，其相對公開的競争模式給美國的社會矛盾提供了有效的緩解渠道。對于政黨而言，為了吸引特定人群或團體，參選政黨将調整政策主張，總統大選因而使得兩黨部分團體有機會重新組合。

在此基礎上，2016年的總統大選也被近期美國國内外發生的一系列事件賦予了特殊色彩。在美國國内，雖然2015年前三季度的經濟指标顯示出強勁複蘇迹象，海外資金也從新興市場流入美國，但美國第四季度的GDP增長低于預期，人們對美國經濟的“強勁複蘇”前景再度抱有疑慮。經濟問題與兩大争論焦點——醫保改革和移民問題密不可分。奧巴馬政府的醫保改革是惠及低收入人群的福利政策，但部分經濟學家認為它降低了窮人追求全職工作的意願。而移民問題則受到國内經濟和國際難民潮的兩方面影響，成為美國社會日益關注的話題和競選中的關鍵争論點。國際方面，除奧巴馬大力推進的《跨太平洋夥伴協議》和《跨大西洋夥伴協議》受到質疑外，中東、俄羅斯、南中國海、朝鮮半島等地爆發的緊張事态也影響着美國的外交政策走向，難民危機和随之而來的恐怖主義更在美國引起一場有關人道主義和社會安全的争論。由于衆多競選人、兩大政黨在上述問題立場各異，大選的結果将影響美國未來政策走向。

2016年美國總統競選中的常态和“新常态”

本次美國總統大選的進程既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主流競選理論認為，兩黨候選人在最終大選中會以溫和言論吸引中間選民，而在初選中則以相對極端言論吸引本黨多數，因此初選中的激進言論屬正常現象。另一方面，一些主流學者，如高曼和金（GalmanandKing）認為，總統選舉的結果在選舉之前就可以預測，對競選民調的持續炒作隻是吸引民衆保持政治關注、為參選人增加知名度的活動[2]。到目前為止，特朗普（川普）、桑德斯等被預測為“邊緣人物”的競選人意外獲得高人氣，激進保守人士泰德·科魯茲在共和黨内後來居上，而希拉裡·克林頓在巨大政治優勢下仍未取得決定性勝利，被共和黨寄予衆望、有望争取中間選民的傑布·布什和魯比奧等參選人表現不佳，大幅度敗給“黑馬”特朗普而黯然退選，令預測人士大跌眼鏡。

政治實踐上，2016年總統選舉體現出與以往選舉的延續性。近年來的美國總統選舉要求競選人投入大量時間和金錢，因此許多競選人在2015年已經開始籌備大選，例如希拉裡于該年4月宣布參選，特朗普于6月宣布參選。總統選舉也需要大量資金投入，部分競選人，如威斯康星州州長斯科特·沃克因為籌集不到競選資金而早在2015年就被迫退出黨内提名的角逐[3]。

另一方面，數名缺乏從政經驗的候選人也參加了本次總統競選，其中企業家唐納德·特朗普和前神經外科醫生本·卡森吸引了相當數量的共和黨選民支持，超過了部分職業政治家。特朗普是美國知名的地産大亨，擁有衆多酒店、娛樂設施和地産，在曼哈頓等區域被當作美國商業家的代表人物。他在2000年曾經試探性地參加過選舉，此次再度參選獲得廣泛關注。特朗普的競選投入至今僅有2367萬美元[4]，低于傑布·布什和科魯茲等職業政客，卻取得了出人意料的好效果。卡森是美國著名神經外科醫生，曾獲美國平民最高榮譽“自由總統勳章”，因保守言論而受到宗教人士熱捧；他在2015年的黨内辯論中表現優異，在民意調查中一度位居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