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起來平淡無奇的盤子。外層是一種被時光磨損的白，盤内淡綠色的底上印着一粉二紅3朵牡丹花。一共3個，摞在一起，在一片色彩明豔、圖案精美的搪瓷産品裡，顯得很是暗淡。
它們已經38歲“高齡”了，老，舊，毫無競争優勢。但在謝黨偉心中，全場1000多件展品都不及這3個小圓盤對他更有意義。
1978年，謝黨偉參加上海市青年工人能手比賽，與20位噴花高手PK摘得桂冠。這3個盤子正是他當年的賽場之作（共有10個），除了光澤略有耗損，沒有一絲刮痕，不露一塊鐵皮。
“我保存它們很仔細，在家裡都是用紅布包起來，隔一兩天拿抹布擦擦，很愛惜的。”謝黨偉告訴《博客天下》。他輕輕拿起一個細細打量，表情柔和，眼神親昵。湊近了，能看到他右手近食指的虎口處結有一塊厚厚的繭子，那是噴槍常年摩擦留下的印記。
當年他噴繪這些盤子時不過22歲，是上海久新搪瓷廠的普通工人。現在他60歲了，随着搪瓷産業沒落，從生産者變成了收藏者。上海八分園，謝賢協助父親謝黨偉策劃布置了“中國搪瓷百年展”2016年11月24日在上海嘉定區八分園舉辦的“中國百年搪瓷展”，讓謝黨偉一償夙願—那些被他視為寶貝的搪瓷藏品不再蝸居家中、積灰于倉庫，而是作為藝術品供大衆觀賞—一千多件展品，大部分是他的私人收藏，少部分來自其他收藏家與搪瓷日用企業的捐贈。
搪瓷又稱琺琅，最早出現在埃及，是一種利用高溫塗凝在金屬底坯表面上的無機玻璃瓷釉，具有耐高溫、耐磨、絕緣等性能，曾被廣泛運用在人們日常使用的飲食器具和洗滌用具上。但随着近年價格低廉、擁有更好工藝的瓷器、不鏽鋼等制品湧入，日用搪瓷産品逐漸銷聲匿迹。
“從1916年上海閘北設立的第一家現代搪瓷廠算起，2016年恰好是中國搪瓷的百年紀念。”謝黨偉說，這是兩年前他和妻子史惠娟商量“借用”她的八分園舉辦展覽的初衷。
謝黨偉不是一個人在戰鬥。除了妻子，他27歲的兒子謝賢、兒媳高歡歡、兒媳的朋友臧潔雯也參與了策展。一年前，正是這3位學服裝設計出身的85後年輕人攜手打造了以搪瓷為發聲點的設計師品牌“玖申”。
“玖申”諧音“久新”。作為已經關閉的上海久新搪瓷廠最後一任廠長，謝黨偉把手中看似已經熄滅的火炬傳到了年青一代手裡。
那個物質稀缺的年代，搪瓷用具常被當作“獎品”或“禮品”。謝黨偉奪冠噴花比賽的獎品，就是一個口徑10厘米的搪瓷杯子
國民記憶
場館一角的視頻錄制場地布置成了1958年上海尋常人家的生活場景：老式縫紉機上擱着一個搪瓷茶杯，一座半人高的木櫥上整齊擺放着搪瓷飯盒、木鐘擺、搪瓷暖水壺，一側的三腳木架被6個花紋各異的搪瓷臉盆占得滿滿當當。
前幾個小時，幾位結伴而來的中年女性走到這兒停住腳步，拿出手機、單反一陣拍。其中一個燙着鬈發的女性興奮地拍着同伴肩膀說：“啊，我姆媽上班時就用這種搪瓷飯盒，太熟悉了！”
除了搪瓷展品，其他老物件都是謝賢淘來的。他戴着黑邊圓形眼鏡，三七開的劉海往右厚厚一翻，整個人新潮又精神。縫紉機是借的，三腳木架來自二手市場，“鐘擺和木櫥是外婆家的，那個外鑲鏡面的舊木衣櫃我從動遷房廢墟裡搬出來的”。
因為父親生産和收藏搪瓷，1989年出生的謝賢從小和搪瓷朝夕相處。從他記事起，家裡能裝東西的器皿幾乎都是搪瓷做的—即使沒有這樣的父親，搪瓷制品也是40後至80後成長記憶裡再熟悉不過的物件。
自19世紀初，搪瓷被西方國家大量運用到日常生活用品上，繼而從日本等地進入中國後，它就逐漸被國人改造為中國民族工業的一部分。1917年創設的中華美術琺琅廠是中國人自辦的首家搪瓷廠。到了1930年代，上海搪瓷業興盛一時，發展為民族工業的重要代表。彼時的上海，寬邊、原肚、深底的九星牌“得勝面盆”銷路最廣，食盒、食籃也頗受人們歡迎。
物美價廉、流行于底層家庭，這是大衆習慣于為搪瓷貼上的标簽。其實不然。在西方工業革命之前，搪瓷的前身琺琅主要運用于一些工藝品上，服務于歐洲豪門貴族，是他們私人定制的高級器物。在當時的中國也一樣。琺琅最早傳入中國是在隋唐時期，之後一直在宮廷打轉，明代的景泰藍即是個中産物。由于景泰藍的釉料是從西方進口，價格昂貴，其制品非普通人家所能擁有。
琺琅技術從貴族工藝品轉向民用，進入普通人家日常生活，始于西方工業革命。之後，1914年，日本趁一戰爆發，将大量低質琺琅制品傾銷到中國，并帶來了“搪瓷”這一從日語轉化而來的詞彙。由于是舶來品，搪瓷在民間一度被稱為洋瓷。又因為用途不同，命名上出現分野，工藝品仍叫琺琅，日用品則稱搪瓷。
搪瓷在中國的普及最初也經曆了從城市到農村、從富裕之家到尋常百姓的轉化過程。民國早期，隻有城市裡少數有錢家庭才用得上搪瓷器具。某種程度上，它堪稱那個年代的奢侈品，裝飾着一個家庭的體面生活。
大戶家庭出身的作家張愛玲就曾用網兜提着“洋瓷蓋碗”去菜市場買豆腐，張恨水熬夜寫《金粉世家》時，陪伴他的也常是爐子上咕咕作響的搪瓷茶壺。
1949年後，國家大力發展搪瓷産業，上海一些搪瓷廠内遷支援長春、蘭州、開封等地。1956年輕工業部研究制定搪瓷制品标準，開啟了日用搪瓷“家家有，人人用”的序幕—從部隊到工廠到農村，從茶杯、碗盤、面盆到痰盂、尿盆，搪瓷制品無處不在；上至國家領袖，下到平民百姓，搪瓷面前沒有高低貴賤。
謝黨偉對搪瓷的初印象源于一隻普通的搪瓷小碗，白淨素坯上是手撒的星星點點。那是他那代人的童年集體記憶—外婆、奶奶總是用這樣一隻碗喂孫輩喝粥。
受邀參加搪瓷百年展的上海現代服務業聯合會會長周禹鵬對搪瓷也有很深的情結，他記得小時掉落過一隻搪瓷碗，換來媽媽的一記巴掌—“這麼好的東西被你打壞了！”長大後，周禹鵬離開上海随知青下鄉，随身攜帶的則是“最時興”的搪瓷茶缸、搪瓷碗、搪瓷表。
展區一樓，有一個露出點點鏽迹的搪瓷面盆。白底，深肚，内圈繪制十朵牡丹花，卷邊一圈綠色的瓷釉部分剝落，盆底略微發黑，碩大的紅色“獎”字卻清晰可辨。這是1962年長春搪瓷廠發給年度優秀宣傳員的獎品。
那個物質稀缺的年代，搪瓷用具常被當作“獎品”或“禮品”。年輕工人進廠，獲贈搪瓷杯；當選“先進生産者”、“勞動模範”，捧回的也多是印着“獎”字和單位名稱的搪瓷杯、搪瓷面盆；退休時，“老壽星面盆”則是發給老員工的紀念品标配。
謝黨偉奪冠噴花比賽的獎品，就是一個口徑10厘米的搪瓷杯子，上面寫着“上海輕工技能比賽”及一個大大的“1”，他舍不得用，贈給了外婆。
在很長一段時間，搪瓷制品還是年輕人婚禮上的“硬件”。謝黨偉記得，國畫家穆益林曾為久新搪瓷廠設計了一套主題為萬紫千紅、花好月圓、芙蓉鴛鴦、竹編牡丹、金錢牡丹五朵金花的小配套描金系列産品，賣得最為緊俏，須憑結婚證明才可購買。一套定價122元，包括2個面盆、2個杯子、2個痰盂，月工資約40元的上海普通工人得省吃儉用上半年。饒是如此，“我們廠的職工結婚，也隻能買二等品”。
如同糧米油鹽，日用搪瓷的漲幅牽動消費者的心，對國民經濟有舉足輕重的影響。1986年，《價格月刊》刊載了《全國部分城市日用搪瓷制品價格執行情況》，針對前一年年北京、上海、天津等直轄市與沈陽、西安、武漢等省會城市的搪瓷面盆、口杯、雜件的價格浮動情況做了詳細數據統計。
1980年代，輕工業部還在重慶矽酸鹽研究所成立搪瓷職工大學，這所學校在6年後迎來了包括央視在内的多家電視台的專題片拍攝組，還被重慶市科委鑒定為出科研成果最早、最多的職工大學。
他有一件珍貴的民國搪瓷藏品，一個直徑約20厘米的青天白日中國國民黨黨徽，反面印着“民國三十七年十月十日”
搪瓷背後的厚重曆史
因為深入千家萬戶的日常生活，1949年後搪瓷制品一度被廣泛用于政治宣傳，上面印着領袖頭像、各種各樣的革命口号及運動語錄。
先是抗美援朝慰問杯。白底紅字、天藍色滾邊，畢加索的鴿子飛在天安門上空，上書“保衛祖國、保衛和平”、“獻給最可愛的人”等字樣。謝黨偉印象很深，那時上海的國營搪瓷廠“大概生産了72萬件這樣的杯子，由中央慰問團帶給前線戰士，人手一個”。
“上山下鄉”時期，知青行李裡多半裝着一個由本地革命委員會分發的搪瓷杯，還是白底紅字，寫着“贈給上山下鄉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光榮”、“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等口号。
1963年全國掀起學雷鋒熱潮，搪瓷杯上的文字随即變成了“做紅色螺絲釘”、“向雷鋒同志學習”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十年“文革”，印着毛主席語錄的搪瓷杯随處可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隻等閑”……這些杯子除了零售，還被廠家批量采購用于員工表彰。“我的師父跟我講，隻要新語錄一出，車間裡就會馬上組織工人噴花、燒制，連夜包裝出廠。”謝黨偉指着六七個大小不同、印有毛主席語錄的搪瓷杯說。
1979年對越自衛反擊戰前夕，中央慰問團向上海一、三、六、七搪瓷廠聯合定制了97萬件以天安門為背景的搪瓷杯，杯身上寫着“自衛還擊，保家衛國，勝利紀念”、“來者必殲”等宣傳語。
搪瓷制品被當作政治宣傳載體，素有傳統。中國搪瓷工業的崛起最初其實也是源于抵制日貨。“五四”運動期間，來自日本的搪瓷器皿受到沖擊，相應地，鑄豐、益豐、中華等一些民族搪瓷企業相繼創立。
1925年“五卅”慘案後，上海益豐搪瓷廠自發特制噴有“勿忘五卅”、“一片冰心盟白水，滿腔熱血矢丹青”的紀念臉盆，市民競相争購。與之相對，日本在華搪瓷廠漸次倒閉。
謝黨偉的收藏裡，有不少承載特殊年代政治印記的搪瓷。他有一件珍貴的民國搪瓷藏品，沒有展出。那是一個直徑約20厘米的青天白日中國國民黨黨徽，反面印着青底白字的“民國三十七年十月十日”。1948年“雙十節”，盡管敗局初定，國民黨卻不忘向久新搪瓷廠訂購“國慶”紀念品。這塊國民黨黨徽安然度過“文革”歲月，至今毫無損壞痕迹。
1970年代，謝黨偉初到久新時，搪瓷日用品上的政治色彩有所淡化。他最常噴的圖案是花、葉、魚、船，不再是口号、語錄、偉人頭像。他琢磨噴牡丹花要内深外淡，噴城隍廟九曲橋得走直線，甚至為一條魚調配出深淺不一的6種灰色，準備6支噴槍，漸次上色。
但在精神上，搪瓷仍是民族自強的信心來源。比如80年代流行的印有牡丹花圖案的臉盆，是在民國開發的“柿形”臉盆基礎上，中國搪瓷工人首次自行升級的工業設計—為矮墩扁平的造型加入弧度使之更加流暢優美。出于自豪感，人們稱之為“36厘米雙搪得勝式臉盆”。
除了是國家出口創彙的項目，搪瓷産品曾經還被當做國禮。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結束，獲贈一套上海搪瓷三廠生産的熊貓圖樣湯盆，并将其陳列于白宮。1977年，上海搪瓷一廠在柬埔寨國王西哈努克下榻的賓館裡制作了裙闆式彩色浴缸。
改革開放後，久新搪瓷廠被列為外賓接待單位，樣品室來過多位外國領導人。臨别時，廠裡會送歐美元首一對搪瓷咖啡杯，送伊斯蘭領袖一套搪瓷茶杯—都是一等一的精品。
1999年，謝黨偉接待了美國搪瓷協會創始人伍德饒·卡本特，這位93歲高齡的美國客人當場畫了一個聖誕快樂的盤子，随即燒制成搪瓷盤。如今這個盤子屬于謝黨偉的珍藏。
搪瓷的式微，謝黨偉認為跟不鏽鋼、鋁合金和塑料制品的崛起有關—它們價格更低廉，形态更豐富簡約。如今，中國搪瓷協會登記在冊的搪瓷民營工廠僅剩百餘家，其中做日用搪瓷的隻有20多家，80%銷售到國外。
雖然在城市家庭逐漸銷聲匿迹，但在某些農村和兵團，搪瓷仍大量存在。2013年，新疆學者邬建華走訪多個新疆兵團家庭發現，一半家庭還在用搪瓷杯喝水，捧搪瓷碗吃飯，在搪瓷盆裡洗臉，另一半家庭用搪瓷杯漱口，用搪瓷碗盛雜物或者種花—搪瓷曾陪伴他們走過炮火紛飛的年代，如今又成為兵團生活和審美文化的一部分。
一個時代的結束
謝黨偉一直清楚地記着一個時間—2002年9月21日。那天，他把久新搪瓷廠生産的最後一批産品送上集裝箱，靠在爐窯邊哭了一個半小時。
2000年前後，上海進行産業結構調整，由于搪瓷産業整體下行，加上生産過程難以避免地産生污染，輕工業局要求國營搪瓷廠停産關閉，久新是堅持到最後的一家。
算下來，謝黨偉在這家工廠已待了近30年。1973年，18歲的謝黨偉進入上海搪瓷六廠（即久新）技術學校半工半讀，在制坯、搪燒、噴花等車間輪崗學習，兩年後分配至這家已有43年曆史的工廠的噴花車間。
經過一段時間的技術研習，謝黨偉和副手每天能噴420個面盆，遠遠超過車間兩人一天噴240個的平均定額。1979年，他被評為上海首屆新長征突擊手，受邀去外灘乘遊輪，到工人文化宮演講，“真是火了一把”。
此後，謝黨偉曆任團委書記、組織科科長、噴花車間主任、廠長助理。1994年，久新廠搬遷至浦東兩個足球場大小的新廠房，引進了先進技術、生産線和污水處理設施，謝黨偉也開始了管理全廠1600多号人的廠長生涯。
鼎盛時期，外銷訂單源源而來。做廚房用具，做大型浴缸，也做大型平闆。“那時候很興奮，什麼都敢做，隻要來單子都敢接。”謝黨偉回憶起好的年景，廠裡月均能裝50個集裝箱，年均産值1.6億元，最高的一年做到了2.2億元。
久新搪瓷廠關閉後，輕工業局安排謝黨偉去其他行業的國營廠做廠長，他拒絕了，并撂下一句話：“我不做舊體制的殉葬品”。卸任後，謝黨偉拉上久新的十多個技術人員，去彼時距離上海市區兩三個小時車程的南彙區中港村開辦私營搪瓷廠。
謝賢去過兩次南彙，印象深刻的，一是路途遙遠，另外就是父親“完全不像一個廠長該有的樣子”的穿着—一件打着補丁、内裡棉毛外翻的厚外套，褲子鞋子也灰撲撲的。一看父親的辦公室，沒有一個像模像樣的桌子，而他的卧室是一間位于閣樓、5平方米的小黑屋，床邊沿堆滿搪瓷制品。
内外因素疊加，堅持了快一年，謝黨偉的搪瓷創業以失敗告終。從不會唱歌的他學會了一首歌—《愛拼才會赢》，唱着唱着就流眼淚。消沉了一段時間，謝黨偉決意轉行，但搪瓷仍是生活的重心—從此專注于搪瓷收藏。十多年下來，他共收藏了2600餘件搪瓷制品，涵蓋日用品、工業品和工藝品。
此次謝黨偉圓夢，離不開妻子史惠娟和兒子謝賢的支持。
2014年，從事房地産開發多年的史惠娟萌生了一個想法：打造一處文化會所，既作為和好友們喝茶、看書、聊天的固定空間，又能舉辦一些公益性的文化分享活動。
之後，她買下嘉定八分園這處完成曆史使命的小區售樓地盤，邀請專業團隊改造、設計。此時謝黨偉内心也湧現一個清晰而強烈的念頭—舉辦一次百年搪瓷展。那年元旦，他嘗試在新浪微博上發起搪瓷老産品展示與轉發活動，網友們的反響出乎意料地好：至今有332萬人次閱讀分享，底下跟着10000多條評論。這讓他更加堅定了要做這件事。
于是，一番商議後，妻子負責提供場地，27歲的兒子負責策展，謝黨偉負責展示藏品和實現心願。
北京南鑼鼓巷一家商店展示的搪瓷缸子從生産到收藏
沒轉行前，謝黨偉就有意識購買自家廠産品，也買兄弟工廠的新品、精品。轉行了，他就趁着周末到古玩市場、舊貨市場淘老搪瓷物件，每淘到一個特别開心，回家就把它仔細洗淨，用心包裝。
除了買，他還有一個法子，就是“讨”。謝黨偉每次出門，背包裡都要放上一沓塑料袋，“萬一人家有搪瓷願意給我呢”。去朋友家做客，謝黨偉不徑直走到客廳，而是第一時間拐入廚房，“先看看裡頭有沒有搪瓷”。
也全不是白讨。如果提前知道某位老同志家裡有搪瓷藏品，謝黨偉會估算好價格，提上相應價值的禮品去換。如果搪瓷品在外省市，他就寫信索取，家裡時常收到全國各地寄來的郵包。出國公幹或旅遊，謝黨偉最愛去文化集市、古玩市場，淘淘當地特色的搪瓷品。
孤身奔波于搪瓷收藏之路，謝黨偉的一大感受是：“大家都覺得搪瓷太低微，太常見了。像1980年代時興的結婚套裝一共122塊。景泰藍要一千多塊多塊，陶瓷要六七百塊，可搪瓷才百來塊出頭，這裡面能有什麼東西啊。”
他對一位畫家的話一直耿耿于懷。那天，畫家朋友到家裡做客，看到堆疊遍屋的搪瓷，脫口而出：“謝黨偉，你收藏這些破鐵皮，有空！”
“有空”翻譯成上海話就是“介空”，是貶義詞。“他是說我閑得發慌，沒事兒做！”提起這茬時，謝黨偉正拿着一個全國限量生産22個的紫色繁花搪瓷面盆，平和語氣裡陡然夾雜些許憤然，一雙笑眯眯的眼睛也不由得瞪大了。
親曆搪瓷強勢入侵生活，妻子史惠娟一度難以容忍。她熱愛旅遊，旅程結束總會挑一個紀念品，放在卧室的櫥櫃裡增添藝術氣息。這難免要跟丈夫的搪瓷收藏品争奪空間戰。
她勸說謝黨偉調整收藏類别，比如玉石、景泰藍等市場認可的藝術與商業價值更高的物件，但這類談話往往像一場獨角戲，謝黨偉反應寥寥。“他跨不出這步，想的念的就隻有搪瓷而已。”史惠娟對《博客天下》說。
兒子謝賢曾一度覺得父親的愛好不可理喻，但考慮到自己依然保有一方未被搪瓷侵占的獨立空間，他也并不反感—直至這次采訪，謝賢才知道自己房間的床底下，父親也偷偷存放了許多搪瓷藏品。
本科畢業，謝賢前往意大利米蘭修讀品牌與奢侈品管理。學習之餘，他輾轉去到歐洲各國旅遊，帶着父親囑托的唯一任務—收集當地好看的好玩的搪瓷制品。他看到蘊含歐洲古老手藝的搪瓷物件，也接觸到融合新潮元素的搪瓷設計，對搪瓷的好感慢慢滋生。
真正颠覆他對搪瓷的認知，是2013年春天的一次出遊。謝賢和女朋友高歡歡一同去捷克首都布拉格旅行，正好遇上複活節集市。馬路兩旁的小攤位一個接一個，除了手繪着城市、動物或卡通圖案的搪瓷碗、盤、杯，手工藝人還把搪瓷做成發卡、耳環、胸針、吊墜，不一定特别精緻，但複古又好玩。
他突然意識到，搪瓷不需要大紅大紫，不需要口号式的貼花，它們完全可以做到符合年輕人審美的活潑趣味的樣式，“突然發覺搪瓷這東西真的蠻好玩的，記到心裡面去了”。
在國外尚未退出曆史舞台的搪瓷，也給了謝黨偉與兒子一起重振搪瓷事業很大的信心。他去過美國家庭，發現他們用的搪瓷“是一流制品”，器形、顔色都與國内不同，充滿現代感的設計，符合人們的審美。
2015年上半年他去意大利佛羅倫薩參加世界搪瓷大會，現場有老工匠敲敲打打，為搪瓷挂墜手繪釉彩，小小一個開價50歐元，買的人居然不少。
2016年初，三個80後臧潔雯、高歡歡、謝賢（從左至右）共同創立“玖申”
傳承
八分園三樓展區中央，一個高大的四方體裝置引人注目。外層套着一個圓形镂空的正方形厚紙闆，兩塊雙面玻璃呈“十字形”交叉，東南西北依次擺設的不同主題的搪瓷品，既呈現在參觀者面前，又映襯于兩側玻璃中。
“這是伊斯蘭風情花紋，這些搪瓷品歐洲人很喜歡，還有我們傳統的牡丹花系列。”繞裝置一圈轉到南面展示區域時，謝黨偉會暫停幾秒，用一種盡量低調的語氣向參觀者介紹，“這些是我兒子他們用了一年制作的幾款作品。”
展出的搪瓷産品包括“收獲”、“流淌的世界”和“TheThread”三種主題。最小的牛奶杯139元，8寸盤子429元，最大号茶葉罐599元，不僅在外觀突破了傳統，謝賢創立的“玖申”也一改搪瓷往昔的低廉定價。
“我們在微店、良倉網站和一些線下買手店都賣得不錯。”負責品牌管理和産品定價的臧潔雯告訴《博客天下》。加上禮盒形式的批量銷售與定制設計的單子，“原本打算虧兩年”的玖申，不到一年時間就實現現金流轉正。
2014年夏天，謝賢和高歡歡相繼回國，一個在上海工藝美術學校教書，一個先後在快時尚公司和設計師工作室工作。兩個人一直想要做一些跟設計、創意相關的事情，一年後他們正式向謝黨偉提出“做搪瓷”的想法。
“他們問我能不能做，我說搪瓷一定能做。”看到年青一代對搪瓷有興趣，謝黨偉非常高興，願盡全力支持，卻也謹慎、擔憂。他們一起分析搪瓷的前景，對比國内外搪瓷情況，讨論當前行業問題，最後統一認識：堅決不做爛品。
新品牌取名“玖申”，蘊含着對上世紀久新搪瓷廠的緬懷與傳承。2015年暑假，謝黨偉帶着兒子兒媳趕赴浙江、山東、廣東等地的日用搪瓷廠實地考察。
“你帶我們去看最好的搪瓷工廠，我們就想做出最好質量的搪瓷。”謝賢告訴父親。他們來到浙江安吉的一家搪瓷廠，鐵皮、釉料、花紙都從日本進口，曾為無印良品做過訂單，員工接受過美國設計師的配料、塗抹培訓。
那是謝賢第一次完整目睹搪瓷制品的制作過程。一隻普通的搪瓷罐子至少要經過20道以上工序—制坯，酸洗，制釉，塗搪，晾幹，燒制，貼花，再燒制，晾曬。盡管鐵皮可由大型器械自動壓制成不同器形，但塗搪、貼花都帶着工人手作的溫度。
謝賢向廠長展示産品設計圖，有帶棱角的錐體的，有碗狀雙層中空的……廠長皺着眉，看一個，拿起筆打上一個“×”。謝賢心裡一涼，“來之前沒有想到，搪瓷受技術限制這麼多”。
隻能請工人們為僅剩的幾款産品打樣。作為高歡歡的大學室友，臧潔雯是被樣品打動的，“和我小時候用的土土的搪瓷碗不一樣”。之後她辭去服裝公司商品企劃一職，成為“玖申”第三位核心創始人。
浙江安吉的這家搪瓷廠主做外銷，單品訂單多是幾萬件起。玖申的單品隻有幾百上千的量，起初對方不樂意接這麼小的單子。關鍵時刻，謝黨偉的面子和昔日江湖地位起了作用。
“收獲”系列驗貨時，謝賢和高歡歡在安吉待了3天，“幹了一件讓貼花工人徹底煩我們的事”—死守貼花工序，将300多個貼歪、有氣泡、接線不齊的杯、盤扔到水裡泡花，然後刷子與手并用地撕掉花紙，晾幹了再讓工人重新貼。
這一系列反響不錯，中年群體、年輕人都能接受。謝黨偉提到，他的一位姓趙的年輕朋友買了牛奶杯，發現本來不愛喝水的兒子喝水頻率明顯增加，特意發來微信表示感謝。
搪瓷協會、輕工業協會裡的老一輩搪瓷人，對年輕人的創新很是認可，他們也是“玖申”背後提供技術和工藝支持的強大“親友團”，公開場合或私下碰面，都稱謝賢等為“搪瓷二代”。
籌備多年的中國搪瓷百年展順利開幕，謝黨偉心中總算放下一塊大石頭，但新計劃又醞釀而生—過幾個月，他想再辦一個小型的國外精品搪瓷展。作為總顧問，他還關心“玖申”的下一步戰略。“研發投入還要加大，既然做了就要搶在前面，不能被趕超。”他啞着嗓子叮囑兒輩。
謝賢點點頭。他已為“玖申”繪好藍圖：從一張餐盤做起，逐漸擴大品類最終打造成一個家品牌。年輕人的野心不囿于搪瓷，他試圖把伴随着自己成長記憶的日用搪瓷，重新拉回人們的視線，為父親，也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