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慧編輯蔔昌炯
伊朗導演阿巴斯·基阿魯斯達米（1940－2016）“夏的頭一天/我随着風來/秋的最末一日/風将帶着我去。”這是伊朗導演、劇作家、詩人阿巴斯·基阿魯斯達米的一首小詩。
随風而來的他，沒能等到“秋的最末一日”。2016年7月4日，在與腸胃癌抗争數月後，阿巴斯于異鄉巴黎去世。
如果不是遭遇疾病，此刻的他應該正在中國拍攝《杭州之戀》。這部原定于2016年春天開機的電影，成了他的未竟之作—此前，他曾4次來到中國采集素材、創作劇本，并為場景拍攝了樣片。
身為“伊朗電影新浪潮”的旗手，阿巴斯自稱一生看過的電影不超過50部，甚至從來沒有把一部電影看過兩遍，卻拍出了《櫻桃的滋味》《何處是我朋友的家》《橄榄樹下的情人》《小鞋子》《随風而逝》等帶有濃郁伊朗風情的經典電影作品。
然而，受制于伊朗特殊的政治環境，他執導的電影鮮少在本土獲得公映，絕大多數通過盜版音像和地下放映在國内流傳，創作上也受到諸多限制。伊朗政府把他的國際名聲稱作是西方社會的陰謀，“專門推廣伊朗的壞電影”。1997年，在戛納國際電影節上斬獲金棕榈獎的阿巴斯，還一度因領獎時親吻頒獎嘉賓、法國女演員凱瑟琳·德諾芙的臉頰，在伊朗引起軒然大波，受到保守派的大肆攻伐。為此，他不得不在國外躲了很長時間。
因倦于花費時間讨好官方，他晚年的大部分時間都在國外度過。他喜歡拿着DV在全球各地搜集素材。
得知他去世的消息後，2016年戛納金棕榈最佳導演獎得主澤維爾·多蘭引用了《櫻桃的滋味》中的台詞來悼念他：“‘你想要放棄這一切嗎？你想要放棄這櫻桃的滋味嗎？’永别了，基阿魯斯達米。”
相較于被不少人談論和關注的阿巴斯“轟轟烈烈”的告别，另一位大師、美國未來學家阿爾文·托夫勒的離世在互聯網上顯得要冷清很多。
他比阿巴斯早一個星期去世，享年87歲。如果不提“第三次浪潮”，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他是誰。
早在上世紀70年代，托夫勒就預見了信息時代的到來，并将之命名為繼農業文明、工業文明之後的“第三次浪潮”。
數十年過去，當年他那些驚世駭俗的預言—電郵普及、在家辦公、網絡社交、數字化生活與工作等，大部分成為了現實。
然而，随着“第三次浪潮”由遠及近，逐漸被每一個人踩到腳下，人們開始關注起新一波的浪潮，托夫勒跟他的著作一起，湮沒于時代。
談到未來趨勢，現在的年輕人推崇的是凱文·凱利，很少有人會提起托夫勒—雖然他仍在不斷地發布新的對未來社會的預言。2006年，托夫勒和羅斯福、比爾·蓋茨、斯皮爾伯格等人曾一道被《人民日報》評為“對中國影響最大的50名外國人”。
阿巴斯和托夫勒，這是兩個看起來毫無共同之處的著名老頭兒，一個屬于東方，一個屬于西方；一個是導演、詩人，一個是社會思想家；一個執着于通過影像和詩歌“找尋大家失去的東西”，一個專注于預測未來。
他們的崎岖而漫長的人生互為觀照，最大的交集是都于這個夏天離世，以及都曾或深或淺地與中國發生過關系，并走進不少中國人的心。
阿巴斯與他的攝影師在拍攝《櫻桃的滋味》現場
躁動的熱情和不改的初心
1928年秋，阿爾文·托夫勒出生于紐約的波蘭猶太移民家庭，父親是皮貨商人。7歲那年，托夫勒在姑姑、姑父的鼓勵下，立志成為作家，因為“他們是大蕭條時代的知識分子，總有令人興奮的想法”。
1950年，托夫勒從紐約大學英文系畢業，讀書時對政治活動的關注已經超過了學業。在那裡，他遇到後來的妻子海蒂（阿德萊德·伊麗莎白·法雷爾）。随後的幾十年裡，他們的名字共同出現在一系列著作的封面上。
為了給創作積累素材，托夫勒夫婦畢業後的最初5年在大生産線上過着藍領生活。海蒂成為鋁制廠的工會代表，托夫勒則學着當焊工。夢想成為文學家的托夫勒将自己體驗生活比作傑克·倫敦親自去航海，以及約翰·斯坦貝克和移民工人一起摘葡萄。他将下班後的夜晚時光用于創作詩歌和小說，卻發現兩者都難以駕馭。
1954年，惟一的孩子出生後，托夫勒曾一度說服《工業與焊接》雜志雇傭他做了一段時間記者。“編輯對我說：‘你獲得這份工作是因為你知道如何焊接。現在，證明給我你知道如何寫作。’”多年後，他向媒體回憶起這段經曆。
直到1970年出版《未來的沖擊》，托夫勒才找到自己在出版界的位置。他的第一本著作就成為暢銷書，被翻譯成幾十種語言，全球銷量超過1500萬本，至今仍在重印。他成為世界上最早的一批未來學家—某種程度上，是他和海蒂開創了未來學家這個職業。
然而托夫勒認為自己首先是作家，其次才是未來學家。成名後的托夫勒筆耕不辍，年逾八旬仍在世界各地觀察遊曆。他将個中原因總結為：“我是個好奇的人，我想要知道世界上發生着什麼。”
托夫勒12歲那年夏天，與紐約隔着半個地球的伊朗首都德黑蘭，一個叫阿巴斯·基阿魯斯達米的男孩誕生在一個“孩子很多，隻能勉強維生，但是全家人安甯平靜”的家庭。
少年阿巴斯是一個很難走近的孤獨男孩。“從上小學一直到六年級，我沒跟任何人說過話。”他在《特寫：阿巴斯和他的電影》一書中回憶，“我隻是一個人去上學，又一個人回家……一天，念祈禱的同學沒來上學，大家就說，讓另一個同學來念祈禱，我上去了。這非常令人吃驚，因為這之前沒人聽過我的聲音。”
阿巴斯的藝術生涯從繪畫開始。作為畫家和裝飾藝術家之子，阿巴斯認為繪畫是一切藝術的源頭。18歲那年，他因為在繪畫大賽中得獎而立志進入德黑蘭大學美術學院學習。高考失敗後，迫于生計，他做了交通警。第二年，他如願進入德黑蘭大學，主攻繪畫和圖形設計。
但阿巴斯總共花了13年時間才完成學業，獲得大學學位。“上學期間，我還一直在交通警察部門從事道路管理工作。”阿巴斯在文章中寫道。
大學畢業後，他在廣告公司畫過海報，也拍過商業廣告。1962～1966年，他為伊朗電視台拍攝過150多條電視廣告，這些逐漸為他在業内積攢了名聲。1969年，他加入伊朗王後建立的兒童和青少年智力發展中心（Kanun），并在那裡工作到1992年。奠定他在世界電影史地位的“Koker三部曲”就在這個階段萌芽和誕生。
創作于上世紀90年代後期的《特寫》《櫻桃的滋味》是阿巴斯廣為人知的代表作，其中《櫻桃的滋味》獲得了戛納電影節金棕榈大獎—阿巴斯是伊朗拿到金棕榈的第一人，也是迄今唯一一人。
1979年伊朗革命後，大量電影導演逃離德黑蘭去國外發展，阿巴斯是少數決定留下的人。“當你将一棵樹連根拔起移植到另一個地方，它就不再結出果實。即使結果，果實也不像原來那樣甜美。這就是自然的規律。如果我離開了我的祖國，我的遭遇就會和被移植的樹一樣。”阿巴斯解釋自己的選擇。
除了留下40多部作品的導演、劇作家、攝影師和電影制作人，阿巴斯也是詩人、攝影家、畫家和平面設計師。這位伊朗新浪潮教父每天晚上隻睡4個小時，每年能寫出兩三本詩集，不時在世界各地辦影展。他的詩簡潔自然，不依賴複雜的句子結構，闡述的是最直白的哲學真谛。
阿巴斯還對木工感興趣，木頭的紋理讓他着迷。在多倫多卡恩博物館的攝影展上，他展示了一幅真實大小的門的照片，門框就是他親手制作的。
阿巴斯在多領域都展現了自己旺盛的創作欲和創作成果，他說，這來自于他“靈魂深處、持續終生的躁動不安”。
未來學和詩意的電影預言
上世紀60年代中期，托夫勒開始籌備《未來的沖擊》，準備工作長達5年。他認為快速變化的社會引發人們的困惑，從前習慣的決策模式将逐漸崩塌。
這本讨論美國未來政治和社會制度的鴻篇巨制在1970年問世後，在國際間引起強烈反響，并為英語世界貢獻了一個新的流行詞—Futureshock。
之後的1980年和1990年，他相繼推出了“未來三部曲”中的另外兩部：《第三次浪潮》和《權力的轉移》。
在《第三次浪潮》中，他延續了信息和社會變革的讨論，認為必将迎來“第三波”信息革命。他預測了互聯網和電子郵件的出現、互動媒體和其他技術進步，并預言數字時代的負面影響是“信息過剩”。
《權力的轉移》中，他關注科技給21世紀的政治和軍事帶來的新格局，還預測了一系列地緣政治事件，比如蘇聯解體、柏林牆倒塌和亞太地區的經濟增長等。
托夫勒說，在工廠的5年相當于他的研究生教育，他認識到那些藍領工人和知識分子有着同樣的智識。在他看來，“未來的文盲不是不認字的人，而是那些不會學習的人”。他自己就是最好的例子。托夫勒最初是典型的文科生，數學和科學是他最頭疼的學科。“但是我在很年輕的時候就意識到技術和科學的重要性，我開始學習技術史，接着就是無盡的閱讀。”
身為世界上最著名的未來學家，托夫勒夫婦的詞典中卻沒有“預測”和“潮流”兩個詞語。“我們認為沒人能預測未來。”托夫勒說，“我們構建的是社會和曆史變革的模型。我們會解讀從模型中産生的結論，但是我們始終帶着懷疑的态度。”
雖然重視信息技術，托夫勒卻不盲目地崇拜科技。正如1998年他接受澳大利亞廣播公司采訪時所說：“社會需要尊老愛幼，有同情心和誠實的人。社會需要各種各樣的技能，而不僅是認知能力。你不能僅依靠數據和電腦讓社會運行。”
如果說托夫勒勾勒的是實實在在的未來之路，阿巴斯尋找的則是形而上的雲圖。
作為伊朗新浪潮運動的代表人物，阿巴斯一直堅持新浪潮的電影語言：使用詩意的對話和寓言故事處理政治和哲學問題。生存和死亡、變化和連續性是阿巴斯作品中常見的主題。
在《生命，僅此而已》中，他嘗試了紀錄片和故事片的融合。這部講述1990年大地震後，他到Koker尋人的影片，讓讓·呂克·戈達爾感歎“電影起于格裡菲斯，終于阿巴斯·基阿魯斯達米”。
阿巴斯是人性和人與人關系的預言家，他的影片總是在真實與虛幻的世界之間遊曆。他的電影并不容易看懂，畫面中充滿了沉默的平靜，悲傷，沉思，也充斥着躲躲閃閃的對抗和情緒化的妥協，以及他個人那種難以捉摸的俏皮幽默。
有人評價，基阿魯斯達米創建的是充滿現實主義色彩的寓言電影世界，也有人表示，他通過電影捕捉到了詩歌的本質。阿巴斯本人可能更喜歡後一種評價，他說：“我覺得和講故事的影片相比，詩意的電影生命力更長久。在我家的書房裡，小說和故事書都很新，因為我讀一次就把它們放到一邊。但是詩集都七零八碎，因為我一遍又一遍地反複閱讀。詩總是從你的身邊溜走。”
無論是詩歌還是電影或者其他藝術形式，阿巴斯都在踐行一個主題—“找尋大家失去的東西”。他認為，追求藝術其實就是追求“人生中最本性的東西”。
哥倫比亞大學伊朗研究教授HamidDabashi在悼念這位偉大導演時說，阿巴斯的特殊之處在于，他的風格、情感和電影畫面根植于伊朗，卻具有普世的效應。他用自己的風格締造了一種國民身份認同，很少有電影人能做到這一點。
阿巴斯的成功為後面幾代電影人鋪平了道路，伊朗從此成為藝術電影的新堡壘。“他不隻是一個電影制作人，”獲得奧斯卡金像獎的伊朗導演法哈蒂說，“他是一個現代神話，無論是他的電影還是他的私人生活。”
座上賓和“拒絕入境”
成名後的托夫勒過上了從未想過的舒适生活。“我沒想過自己能過上優越的生活，”托夫勒說，“我（和海蒂）出身工人階層，現在卻能夠坐在陽光下，享受并不廉價的午餐。”
前兩本書的版稅，讓托夫勒得以在洛杉矶的時髦社區買下一棟房子，居住至今。房子是上世紀中期的現代風格，坐擁大落地窗和巨幅白色地毯。托夫勒在屋内安裝了一個兩層高、灑滿陽光的書房。屋内的設備是現代化的，但是作為結婚60周年禮物而收到的嶄新iPad一直躺在盒子裡。海蒂對這樣的新設備心存芥蒂。
發表《未來的沖擊》後，演講邀請從世界各地飄來，托夫勒說他們在韓國受到的歡迎如同“搖滾明星”。無論是喬布斯那樣的商界領袖還是戈爾巴喬夫一類的政壇明星都将他們視為座上賓。
1980年，特德·特納在托夫勒思想的影響下，創立了CNN。1995年，托夫勒的新書《締造新的文明》出版，戈爾巴喬夫在舊金山的全球治理大會上，用“通往新的文明”作為個人的演講主題。
托夫勒還創立了以自己姓氏命名的管理咨詢公司，為全世界商界和政界領袖獻言獻策。
成名後的阿巴斯卻因為持有伊朗護照而多次受到西方安全部門的質疑。
很多時候，大師的名氣也敵不過伊朗的國籍。2002年10月，阿巴斯去美國參加紐約電影節時被拒簽。電影節計劃放映他的新片《十段生命的律動》，随後他受邀到哈佛大學和俄亥俄州立大學演講。
因為“9·11事件”變成驚弓之鳥的美國駐法大使館告訴電影節的組織者，他們需要90天調查阿巴斯的背景，因為他來自伊朗。組委會請求大使館破例，遭到了拒絕。“他們并非不能破例，而是他們選擇不這樣做。這真可悲。”組委會發言人憤懑地控訴。
媒體曝出這個消息後，一些電影圈人士及文化名人紛紛跳出來為阿巴斯求情，批評美國的文化孤立。然而阿巴斯在給電影節主席的信中卻看不到一絲怨言：“我并不比想要到美國探望孩子的年邁母親更應該獲得美國入境簽證。對我來說，這樣的決定似乎正是我應得的。”
兩年後，他制作的莫紮特歌劇《女人皆如此》在倫敦巡演。當他在巴黎申請英國簽證時，英國駐法使館簽證處要求他支付押金，以防他借機申請政治避難不再回國。回憶起英國簽證處的刁難，阿巴斯聳聳肩說，“我的護照上已經沒有地方蓋章了。我出國很多次，從未想過逃離我的祖國。到了這個歲數，我的想法不會改變了。”
雖然後來英國駐法大使出面幹預，但阿巴斯被“屈辱的對待”搞得非常疲憊，最終在歌劇開演3個星期前退出了項目。“雖然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要對我區别對待，為了自己的快樂我還是決定放棄。”
阿巴斯一生中直接參與政治活動隻有兩次，是15歲的時候。“我再也不會參與政治活動，我相信革命者有合法的動機，但是革命總是情緒化和不理智的，然後合法性就遺失了。接着邪惡的權力介入接管了一切，将革命引向另一個方向。”
阿巴斯沒有逃離伊朗，并不意味着他是沒有政治立場的人。他的電影《十段生命的律動》将攝像頭固定在汽車裡，通過開車的女性與搭車人的交談，展現伊朗社會對女性的輕視。
據熟悉他的人介紹，堅持生活在祖國的阿巴斯境遇其實很複雜，“他有時能獲得政府高層的支持，有些部長願意幫助他。但是很多硬杠約束和限制着他，他的職業生涯就是這樣的循環和反複”。政府知道阿巴斯的國際聲譽，但是他的電影審查時仍然會碰壁。比如電影《随風而逝》中，阿巴斯引用了波斯詩人莪默·伽亞谟的詩。電影審查機構的人堅持要把那段話剪掉，因為伽亞谟的話有不同的解讀方式，其中之一是死後的世界并不存在—這有違伊斯蘭教教義。
在阿巴斯人生最後10年，他的電影被伊朗審查機構全面禁止。他隻能在伊朗之外尋找藝術空間。
影響中國與發現中國
托夫勒推出《第三次浪潮》時，正是亞洲新興經濟體崛起的關鍵時期。據托夫勒官方網站介紹，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韓國前總統金大中等亞洲國家的領導人都受到過托夫勒觀點的影響。
托夫勒在書中預言，中國會成為世界強國并引領世界變局。2001年11月，他訪問中國時表示，中國正在經曆“令人驚訝的變化”，“和幾年前相比，中國已經是個不同的地方了”。
此前，托夫勒曾8次來到中國。第一次來華是1983年1月，他在中國社科院進行了演講。他還帶來了海蒂與日本及加拿大電視公司共同制作的《第三次浪潮》電視片。
在出發前往中國前，托夫勒告訴海蒂，不用帶電視片的錄像帶，因為他認為沒人會播，也沒人會看。海蒂告訴他：“别傻了！中國的高層會看的。”顯然，海蒂是正确的。
他離開中國不久，《第三次浪潮》就被翻譯出版，首先在黨内領導層傳閱，但很快被當作“西方的精神污染”從書店撤架。1983年10月後，随着黨内思潮的扭轉，《第三次浪潮》被大量印刷并在全國分發傳播，成為當年《鄧小平文選》之外，最暢銷的書籍。
中國大地迅速燃起了“托夫勒熱”。學校在上課時間播放《第三次浪潮》的電視片，最邊緣的地區也不例外。《第三次浪潮》和《未來的沖擊》被大學生追捧，閱讀和談論托夫勒成為積極向上和前衛的标志。
學者雷頤是這段曆史的親曆者。他回憶，當時中國正處于打破堅冰、思想解放的階段，《第三次浪潮》對未來社會、信息革命的描述，讓很多人耳目一新，“一下子就像火山迸發一樣，人人都在談這本書”。
這一切托夫勒最初并不知情。兩年後，他在去巴黎的飛機上，通過法國《快報》得知自己的書在中國暢銷時，十分驚訝。他既沒有得到版稅，也沒有授權中文版的出版，但是很高興自己的書在促進中國改革中發揮了作用。
托夫勒再到中國的時候，總有人認出他并對他說，當年曾騎車十幾公裡去看《第三次浪潮》的電視片。“這麼多年過去了，他們仍然會對我說，‘你改變了中國’。”托夫勒接受《人民日報》采訪時說。
和托夫勒一樣，阿巴斯在中國也享有盛名，是一群文藝青年的文藝地圖上不可忽略的坐标。而阿巴斯也曾多次來到中國，最近的一次是2015年宣傳他即将開機的作品《杭州之戀》。
因為對光線敏感，阿巴斯常年戴着茶色眼鏡或者太陽鏡。但是在與他有過交往的中國藝術工作者眼中，阿巴斯快樂随和，對廣場舞、中國美食充滿了孩童般的興趣。他甚至會鑽進音像店，買光他所有電影作品的盜版DVD，帶回國送給朋友。
《杭州之戀》曾定名《随風行走》，與他的一本詩集同名。他透露想用伊朗女演員和中國男演員演繹一段發生在杭州的愛情故事。對于電影更詳細的計劃，阿巴斯保持神秘。與他合作多次的女演員朱麗葉·比諾什透露，電影講述的是“一個女清潔工和大廈中幾百個房間的故事”。
2010年在意大利拍攝的《原樣複制》和2012年在日本拍攝的《如沐愛河》是阿巴斯僅有的伊朗之外的電影作品。
在海外拍片緣于阿巴斯對電影和語言關系的思考，他說過：“我在伊朗拍電影，你們要通過字幕看我的電影。我就想，如果反過來，我通過字幕去拍電影會怎麼樣呢？”
他想考察電影語言到底能跨越多少界限，希望“不犯任何文化上的錯誤，這樣就沒人會意識到這是由外國團隊拍攝的影片。上兩次我做得還不夠好，讓我們來看看在中國會怎麼樣”。
這部電影原定2016年4月在杭州開機，因為阿巴斯堅信“所有講述愛情的電影都應該在春天開拍”。春天來過又走了，而阿巴斯與中國的“愛情故事”注定隻能是個遺憾。
美國未來學家阿爾文·托夫勒（1928-2016）相濡以沫與群情激奮
兩位大師相繼離去，除了作品，他們還留下了不一樣的唏噓。
托夫勒留下的是與他共同生活了60多年的妻子海蒂。
海蒂既是托夫勒的愛妻也是他的合著者。兩人工作時經常為了一個想法争論不休。“我們有着同樣的價值觀，分享所有信息，但是我們對信息的解讀并不總是一樣的。”當他們觀點不一緻時，托夫勒就拒絕将相關内容寫到書中，而海蒂會想盡辦法說服他。“這個過程反複進行，非常有幫助。”
他們對自己的職業有着相似的觀點。托夫勒說，作為未來學家，他并沒有覺得自己有“上帝視角”。每個人随時随地都會預測還沒發生的事。《科學》雜志指出，就連猿猴也會預測和設想未來。他認為将未來學家比作上帝的人根本不知道未來學家是什麼。
未來學家思考的是這個世界長期将要發生的事，而不是10分鐘後或者明天。“我和海蒂沒有水晶球。我們做的事就是盡可能多地閱讀，旅行，并與那些創新和變革的人交談，從他們那裡收集信息。然後我們決定哪些最重要，寫成一本書。我們沒有魔力，我們寫下的一切也不是确定無疑的。據我所知，任何聲稱自己知道未來之事的人，都是江湖騙子。”
幾乎所有的托夫勒著作都是夫婦二人智慧的共同結晶。“我為她感到驕傲，也為我能為她驕傲而自豪。她是位了不起的女士，我從她身上學到很多。她也一樣。”托夫勒說，“我們已經争論了60年，但是我們還是深愛彼此。我總是想念她，她也會想念我，我們像兩個孩子那樣相愛。”
阿巴斯留下的是生命戛然而止的遺憾和伊朗民衆對醫療行業沉疴宿疾的反思。
2016年3月，阿巴斯被确診患上了消化道癌。阿巴斯去世前進行了4次手術。據阿巴斯的好友MohammadShirvani在Facebook上透露，阿巴斯曾經批評過他在伊朗的醫療團隊：“我覺得自己再也不能站起來導演電影了，他們摧毀了我的消化系統。”
阿巴斯的兒子巴曼告訴BBC，伊朗的醫療團隊拒絕向病人及其家屬通報病情，阿巴斯對此很憤怒：“這到底是有多機密，連病人都不能知曉？”直到進入法國醫院，他才得知自己真實的身體狀況，“這是4個月以來，第一次有醫生告訴我們狀況”。
這種情況在伊朗很普遍，伊朗電影導演DariushMehrjui憤怒地控訴：“我對此非常惱火，是醫生的粗心和不負責任導緻了阿巴斯·基阿魯斯達米的死亡。”
伊朗的健康部長卻表示，阿巴斯根本就不應該到法國就醫。“總體來說，我們的醫療團隊并沒有忽視他的治療。”而部長本人更是在阿巴斯住院期間去探望了6次之多。伊朗人随即在社交網絡上發起了聲讨對阿巴斯醫療差錯的運動。
6月底，他前往巴黎就醫。7月4日阿巴斯在醫院過世。
7月8日，他的遺體抵達德黑蘭機場，很多伊朗導演、演員、藝術家在機場等待。
停機坪上專門為他鋪上了紅地毯，這是阿巴斯第一次在伊朗“走”紅毯。伊朗文化部、外交部部長也為他發來唁電，贊揚他對伊朗文化的貢獻。
按照阿巴斯的遺願，他的遺體被埋葬在德黑蘭40公裡外的小鎮Lavasan。
當天，數以千計的伊朗人夾道為他送行。葬禮的公告闆上寫着，“第一次歡迎，最後一次告别。”此前，從來沒有這麼多人為他聚集。
葬禮上，因《一次離别》而獲得國際聲譽的著名伊朗導演阿斯哈·法哈蒂說了這樣一段話：“你在戛納拿下金棕榈後，政府不允許人民去機場歡迎和祝賀你，而當你的棺木從巴黎運送回來時，人們終于被允許去迎接你了，因為你不再能說話了。”
《櫻桃的滋味》劇照
《随風而逝》劇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