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野圭吾的火爆，再次為中國影視業的“大IP時代”添加了注腳。
由其代表作《嫌疑人X的獻身》改編的同名國産電影，自3月31日公映，截至4月7日累計票房3.15億元，打破華語犯罪題材類影片紀錄。這隻是一個開始。圍繞着東野圭吾—這位在30多年裡出版90餘部作品、被公認為當今最具商業價值的推理作家，多個影視劇開發項目箭在弦上。
在不太遙遠的未來，這位59歲的“千面作家”或許會在日本大阪接待一撥撥蜂擁而至的中國影視投資者，與他們就劇本改編事宜展開漫長的讨論。
2006年，時年48歲的東野圭吾獲得日本大衆文學領域的最高榮譽—直木獎，獲獎作品是他上一年出版的小說《嫌疑人X的獻身》。鑒于直木獎對小說家的象征意義，上海新經典編輯部在猶豫了4年之後，終于決定買下東野圭吾部分作品的中文版出版授權。
2008年，《嫌疑人X的獻身》中文版問世；2009年，《白夜行》中文版發行；2014年，《解憂雜貨店》内地中文版更是連續占據2015年和2016年Kindle年度付費電子書暢銷榜冠軍。2016年3月，東野圭吾以2025萬元的年度版稅收入，榮登外國作家富豪榜第二位。新經典外國文學總編輯黎遙評價:“大衆圖書中暢銷的、長銷的、好賣的、受人尊敬的、影響大的這些元素，在東野圭吾的書裡都能夠找到。”
東野圭吾在推理小說的創作上集前人所長—既具有早先本格派的“古典”：以解謎為主，重視通過邏輯推理展開情節，将犯罪動機簡單歸結于個人原因；又兼具新晉社會派的“新潮”：把現實日本社會與人性聯結起來，重視人物塑造兼以批判社會積弊。
2016年年初，網上傳出導演賈樟柯将監制投拍東野圭吾的推理小說《悖論13》。這部小說建構在末世災難的科幻背景下，這對素以精準呈現當代現實社會見長的賈樟柯而言，是另一種挑戰。2017年3月，優酷宣稱拿下東野圭吾的推理小說《秘密》，即将打造超級網劇和同名電影；萬達影業與香港英皇影業對《解憂雜貨店》的改編也已立項。
版權交易平台雲萊塢近日借勢上線了東野圭吾影視版權專場，10部售價200萬元起的影視版權被同時展示出來。東野圭吾的作品在日本國内已經被逐年陸續改編出了50餘部影視劇，而在中國影視文化市場，針對這座富礦的開采才剛起步。
一位制片人對東野圭吾IP改編劇的商業前景十分樂觀：“情感、推理、社會，在這個框架下，是一個個很有畫面感的故事。”他表示會重點考慮選擇東野圭吾推理和情感線兼具的作品進行改編。
事實上，這種偏灰暗格調的懸疑、推理作品，曾經一度在中國影視劇市場受阻。
日劇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傳入中國。講述動人家庭故事的《血疑》，由黑澤明導演、講述日本柔道變革故事的《姿三四郎》，以及體現日本女排艱苦打拼的《排球女将》等劇作，風格鮮明、溫情脈脈，山口百惠、三浦友和等日本演員一度成為中國觀衆的偶像。90年代，日劇在中國的發展到達鼎盛階段，《東京愛情故事》、《悠長假期》、《戀愛世紀》等偶像劇表達的樸素價值觀，恰好滿足了相對保守的中國觀衆的口味。
日劇在90年代末的式微，或許與題材逐漸趨向揭露社會弊病和探讨更為複雜的人性有關。從外部來看，“韓流”的影響則更為劇烈。“韓流”進入中國的起點，被普遍認為是1997年韓劇《愛情是什麼》的熱播；此後不斷發展，則是韓國政府積極推進“文化立國”的産物—1988年，韓國政府制定“放開國産劇、限制進口劇”政策，1998年正式确立“文化立國”的發展方針，提出成為世界五大文化産業強國之一的目标。
據早年韓國媒體報道，韓國廣播電視節目有73%出口到亞洲國家和地區，其中台灣地區為24.5%、日本為19%、中國大陸為18.6%。韓劇在推廣之初有意壓低價格，在與日劇的競争中獲得明顯的價格優勢。世紀之交，“韓流”的風頭逐漸超過日劇，中國資本圍繞韓國IP改編影娛文化産品也順理成章。
但變數也時刻存在。據界面新聞報道，2016年共有53部韓國藝人參演的影視劇在中國市場不再暢通無阻，一些衛視的韓綜節目或叫停，或對韓國合作團隊調整撤換。與此同時，日本IP的引進和改編突破以往零敲碎打的局面—除東野圭吾外，其他日本熱門IP也一并受到關注。
目前國内公布的日系IP改編有15部左右。翻拍劇如《求婚大作戰》、《深夜食堂》等在2017年排劇計劃中赫然在列；改編自日本魔幻文學小說家夢枕獏《沙門海之大唐鬼宴》的電影《妖貓傳》定檔2017年12月，由陳凱歌執導；改編自導演山田洋次《家族之苦》的電影《麻煩家族》定檔4月28日；由黃曉明主演、改編自日本著名漫畫家北條司同名漫畫的《城市獵人》，或将于2018年上映。
從經濟上考量，與此前動辄千萬元的韓系IP相比，當初不到100萬元拿下的《嫌疑人X的獻身》電影改編版權，堪稱物美價廉。但價格并非是日本IP談判中最大的阻力，與版權方以及原作者就改編理念和整套方案達成一緻才是關鍵。《嫌疑人X的獻身》導演蘇有朋在與媒體交流時，幾次提及被對方的謹慎甚至苛刻态度搞崩潰。
據國内某影視公司負責購買版權的匿名人士介紹，他在2015年7月曾通過日本富士電視台設立在香港的相關公司，溝通購買兩部日劇的翻拍版權，耗時7個月與對方談判，才最終達成合作。他向媒體吐槽：“7個月在國内一部劇都能拍完播完了，我們僅僅是簽了合同、拿到版權而已。”
按照日本的相關規定，即便在取得版權方信任，并就改編理念、出價等達成一緻之後，還要取得IP授權—這一環節因為日本影視劇版權歸屬複雜、相關規定龐雜等問題也非常棘手。比如，想翻拍某部日劇，不僅要獲得影視版權的授權，還要得到原版小說的海外版權。倘若後者不同意，也隻能作罷。
更為嚴苛的是，有日本公司或原小說作者會要求先看到改編劇本或大綱，商議通過後才肯簽署授權合同。對中國影視公司來說，一旦合作沒能如期達成，此前花費的時間和人力成本都是難以接受的。
惡意炒作行為業已出現。“有做中間代理的，他也沒有版權，跟你吹牛說他有，然後你給他高價，他拿着錢去談，中間卡掉一把錢。還有收代理費的，就是騙子一堆。”電影制片人顧曉東就當前日本IP在國内的混亂狀況向媒體表達了擔心。
更大的風險來自中日兩國在内容監管上尺度的不同。包括東野圭吾在内的諸多日本小說，牽涉過多的犯罪情節和動機、開放或颠覆性的倫理觀以及政治醜聞等内容，使得它們在中國的改編難度加大，本土化前景堪憂。
“日劇會不會成為下一個風口，說實話我持謹慎态度。”一位業内人士表示。而更大的隐憂同樣來自政策和兩國政治關系狀況的風險。2014年搜狐視頻下架了一批美劇，除了直接的經濟損失外，用戶和廣告客戶流失不可謂不嚴重。而眼下，艱難地追逐日本IP似乎是一種近水樓台的選擇，但可以想見，接踵而至的問題同樣不可避免。
價格并非是日本IP談判中最大的阻力，與版權方以及原作者就改編理念和整套方案達成一緻才是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