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後30年，她慢慢找回了自己的位置
文張弘編輯方奕晗圖尹夕遠
56歲的惠英紅又開啟了“長氣鬼”（粵語，指不停地說話的人）模式，雙手一刻不停地配合着，話題是她飾演的角色芬姨。
電影《幸運是我》裡的芬姨，曾經是舞廳的駐場歌星，現在老無所依，患有阿爾茨海默症（俗稱老年癡呆症）。“（惠英紅）希望演她媽媽，很多細節都來自她與媽媽的相處。”導演羅耀輝告訴《博客天下》，芬姨的體态、造型、行為舉止都脫胎于惠英紅的母親—她也是阿爾茨海默症患者。
為了讓芬姨更像母親，入行40年的惠英紅需要在外形上作出改變。她不怎麼吃飯，好讓自己變得更瘦；她佝偻着背，往衣服裡塞紙巾，墊出下墜的肚子。
電影裡，芬姨煮肉燒壞了鍋，還分不清亞視是2頻道還是11頻道。
這個細節來自惠英紅和母親的一次争吵。那個時候，惠英紅剛複出不久，正處于事業低潮期。一些年輕電影人不尊重她，甚至惡語相加。回到家，她終于有機會對着母親發洩出來。“我教了幾十遍，她還是不會，我就很生氣，把遙控器扔到她身邊，說：‘這麼簡單的東西你為什麼學不了？你煩不煩啊？你煩不煩啊？每天都是這樣。’”
惠英紅沒有養育過子女，但她飾演的母親角色總能受到青睐。2010年，50歲的惠英紅憑借電影《心魔》裡的母親角色，獲得第29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女主角。4年後，電影《僵屍》裡的母親形象，又讓她拿到第33屆金像獎最佳女配角獎項。
1982年第一屆香港電影金像獎的影後也是惠英紅，她在劉家良導演的影片《長輩》中，飾演“打女”程帶男。那時，惠英紅22歲，入行6年。
如今，除了舊時留下的傷痕，瘦弱的惠英紅身上不再有“打女”的痕迹。眼角的細紋，稱呼年輕男演員為“阿仔”（兒子）的口氣，都讓她看起來更像一個母親。惠英紅覺得自己老了，開始關注一些養生食譜。
關于母親、關于往事的情緒，總是從始料未及的角落鑽出。采訪的前半個小時，惠英紅幾乎所有的回答前都會加上三個字：我媽媽。
“你不讓我演我媽媽，我可能再也不會演了。”電影開拍前，惠英紅告訴導演羅耀輝。這是她第一次把母親搬到電影裡，也可能是最後一次。“媽媽發病的時候，我沒有理解包容她，做得很不好。我要給自己一個贖罪的機會。”惠英紅說。
貧窮
和很多人們熟知的香港明星一樣，惠英紅入行是因為貧窮。
1949年，惠英紅的父母從山東到了香港。惠家有8個孩子，惠英紅排行第五。由于父親沉迷賭博，原本殷實的家庭被漸漸掏空。
3歲時的一個場景，時至今日依然會浮現在惠英紅眼前：擁擠的貧民窟外，圍着一圈鐵栅欄，家裡負擔不起8個孩子的生計，京劇院來的人把兩個姐姐和一個哥哥接走了。惠英紅在鐵栅欄這邊伸着手，一邊哭喊一邊看着哥哥姐姐走上“戲子”道路。“一走就已經知道要十年八載。”惠英紅回憶。
上世紀60年代，香港經濟發展迅猛。這一時期，外來人口湧入，經濟騰飛的同時也造成極大的貧富差距。
那個時候，母親帶着惠英紅在灣仔街頭乞讨為生。她有一個習慣：吃飯要讓孩子先吃，還要摸着肚子安慰他們：“我好飽啊，今天胃不好。”這延續至今，哪怕她患病失去部分記憶，這個習慣依舊保留着。
少年時代靠天吃飯的艱苦生活，讓惠英紅有種深刻的不安全感。和她合作5年的經紀人說，惠英紅從小獨立，沒有安全感，會表現出很硬的性格，這樣别人才不會欺負她。他覺得惠英紅私底下也有柔情的一面，比如她會給寵物狗織毛衣。
惠英紅喜歡跟人聊天，“長氣鬼”的外号由此而來。對她來說，聊天一方面會走近别人，另一方面也怕别人傷害自己。“所以要很會觀察人，這個該防備，那個可以不防備，甚至能多聊一些心思。”
惠英紅交友很謹慎，身邊的朋友最短也有二十幾年的交情。她的交友原則是：太現實的、有利益關系的、品性不好的人，基本不會交。
多年以後，惠英紅這樣解釋安全感：“如果不安排好，沒有拿到穩定的東西，我會不安。人生是很難說的，再回到那麼窮怎麼辦？所以我會安排好到90歲都花不完（的錢），這就是安全感。在事業上，我不願意再掉下來，所以很小心地去把握每個機會。”
為了擺脫貧困，少年時代的惠英紅嘗試把口香糖、撲克牌、紀念品兜售給美國、英國來的水兵。叫賣途中，惠英紅看到一家電影院，“小時候那麼窮，哪裡知道百萬富翁是什麼樣，隻知道這種就是有錢人，是天上的星星。”她回憶起當時的目标，“我現在是人下人，這個是人上人，我也要變成這樣。”
為了成為天上的星星，她進了夜總會跳舞，因為“跳舞跟電影比較近，很多演員都是夜總會出來的”。女一号
跳了兩年舞之後，1976年，惠英紅被導演張徹選中，進入邵氏電影公司，拍攝電影《射雕英雄傳》。惠英紅試鏡的角色是江南七怪中的韓小瑩，張徹覺得她機靈漂亮，讓她演了穆念慈。
母親不同意她進入電影行業，因為錢太少，不給她簽合約。那個時候，以低成本制作著稱的邵氏公司是按月給員工開工資的，惠英紅一個月能拿到500元—如果繼續在夜總會跳舞，她一個月的收入是1500元。
合約是惠英紅騙姐姐代簽的。“我對自己有信心，因為我在灣仔，小孩都是看着我的，我帶頭。家裡有什麼問題，最後也都是我來解決。我覺得自己能控制所有的東西，除非沒有機會走到這一行。”惠英紅說。
獨立、強硬的性格讓她很快在電影行業占據一席之地。
這年夏天，惠英紅演了職業生涯的第一場戲：穆念慈被王爺抓去坐牢，她需要跟父親說一些深情的話，然後抱着他哭。這是整部電影的開機戲，現場來了很多人，但惠英紅沒覺得有壓力，“年輕時就是喜歡炫耀，人越多，我就表演得越好。他們不相信我是第一天拍戲，也沒NG。”
“我就是這種人，很多人看的時候，我就要給你們看到最好的。”惠英紅一字一句地說出這句話。這是她在夜總會跳舞時養成的習慣，“如果今天這場坐滿，我單獨去表演，别人的反應全由我控制，我就很享受這種成功的感覺。你focus（聚焦）在我這邊，我就特别興奮，很精神，腦筋轉得快。如果今天就幾桌人，我就沒那麼有勁兒。”說着，她示範了一遍當年無精打采跳舞的樣子。
穆念慈一角成功後，惠英紅成為邵氏當家花旦，開始跟張徹、李翰祥、劉家良、楚原等大導演頻頻合作，題材以武俠片為主。
1981年，惠英紅主演的電影《長輩》上映。制片經理告訴她，這部電影打破了香港電影史上的開畫紀錄。她第一次意識到，自己真的紅了。
接下來發生的一件事，讓她更加确信這一判斷—邵氏新加坡總部寄來一封信，信上提到：拍動作片，如果沒有惠英紅，就不要拍了。
次年，惠英紅獲得第一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女主角。
惠英紅找到邵逸夫，要求加薪。
“加薪？”
“再不加，家裡就撐不下去了。你不加，我就不拍了。”
“你簽了合約的。”
“合約又不是我簽的。”
“你要多少？”
“5萬。”
這個數字是脫口而出的。惠英紅曾經跟母親許諾：“現在我拿500，有一天我會拿5萬。”
此後，惠英紅每部電影的片酬變成5萬元，她隻演女一号。
這些錢，惠英紅依然無法自由支配。30歲以前，她所有的收入都要交給母親，供養整個家庭。
谷底
上世紀80年代，邵氏公司開始走下坡路，江湖地位逐漸被嘉禾電影公司取代。當時的嘉禾擁有成龍和洪金寶兩位動作巨星，并且開始實景拍攝，場面更加驚險刺激，觀賞性更強，而邵氏還在堅持低成本的片場拍攝。1986年，邵氏公司電影事業停産，轉而拍攝電視劇。
香港電影市場的大環境也在這段時間發生了巨變。70年代末80年代初，香港湧現出一批獨立制片的導演（如徐克、許鞍華、譚家明等），開始文藝片的創作。在電影史上，這被稱為“香港電影新浪潮時期”。
惠英紅從邵氏進入嘉禾，延續她的“打女”形象。那幾年，她拍攝了《扭計雜牌軍》、《霸王花》等一系列動作喜劇片，均由成龍監制。那是惠英紅受傷最頻繁的時期，最嚴重的一次是拍攝《扭計雜牌軍》期間，她的腿骨折了，但搭好的景第二天要拆，必須按原計劃拍完。“下半身根本沒法站，兩條腿吊來吊去，怎麼辦？别人抱着我，拍上半身打，全景就用替身。有多疼？上身一動，下面的腿就會搖，像一把刀插進來。拍完送醫院，打石膏，一兩天之後又出來拍戲。”
“拍完這一系列，突然，差不多一年時間，完全沒有動作片拍。”惠英紅感覺到危機，她隻能看着張曼玉等人主演的文藝電影廣受追捧。“很明顯，重文輕武很嚴重。那個時候，走了好運，女生可以拍這種（武打片）。過了這段，所有戲種都是男生帶着女生走，文藝片、警匪片不會挑我們這種。《霸王花》還是女一，還那麼賣座，翻過身就被淘汰了。”
為了适應變化，改變“打女”形象，1988年，惠英紅去法國拍了一套全裸寫真，希望更多人看到她女人的一面。她的努力并沒有被市場接受，當時交往的男友也離開了她。
“沒有機會了，不是說你不努力，是整體沒機會了。”惠英紅印象最深的是1997年，整年都沒有戲拍。這一年，香港回歸，好萊塢電影在香港的票房首次超過本土影片，香港電影人北上，合拍片開始成為主流。
“當你在第一線的時候，突然之間，人家給你的都是三線（角色），怎麼平衡得了？我每天都在想為什麼會這樣，把自己逼到一個角落。”惠英紅封鎖自己，過起了後來經常被媒體提到的5年圈外生活。
多年之後，回想起那段時間，惠英紅覺得那5年白過了，“沒做什麼事，每天都活在怒火裡，蹲在家裡等運氣”。
“我能做什麼？我又沒讀過書，又沒做過其他事情。想來想去，我曾經那麼紅，就算去找一個售貨員的工作，人家都不會請你。平常大家覺得明星很厲害，誰知道明星背後會有什麼？”惠英紅聽說，有些武行的朋友已經轉行去開計程車了。
“所有東西都沒了，很痛苦。恨自己，恨他們，為什麼不找我拍戲。還會詛咒，什麼都有，變成一個魔鬼，所有東西都是負面的。”當時的惠英紅就像一個火藥桶，總是會弄砸一場原本氣氛極佳的朋友聚會。
這種負面情緒無可避免地發洩在母親身上。母親曾經是惠英紅的精神支柱，也是在那段時間，被确診患有阿爾茨海默症。惠英紅認為自己的性格是承襲母親的，“在要飯的時候，像母雞保護小雞，我被人欺負了她一定會沖出來，二話不說，先跟人家打。我爸是書生，遇到事情是會哭的，别人說他兒子真好，他也會哭。我媽就會沖出來說，‘你幹嗎欺負我老公？’”
母親病了，她也垮了。一天，像往常一樣，惠英紅依舊沒有等到邀請她拍戲的電話。她覺得自己是個廢物，留在世界上也沒什麼用。她對着鏡子罵自己，“媽呀，多醜，你沒用，你快去死”。當天晚上，她吞下大劑量的安眠藥。
轉向
妹妹及時制止了惠英紅的極端行為，将她救了下來。“我一醒來，就看到我媽和我妹妹眼睛都紅腫了，尤其是見到我媽幾乎垮了。我不知道她們哭了多久，隻知道她們很難過，很擔心。我在想，我是非常強的人，為什麼走到這一步，為什麼要讓她們這麼擔心？”
惠英紅意識到自己得了抑郁症，開始看心理醫生。這種情況持續到2002年，她決定重新出來拍戲。這一年，《無間道》橫空出世，許多人将其評價為香港電影的救市之作，寄予厚望。
媒體喜歡追逐英雄落寞的故事，惠英紅得以頻頻露面。同時，她也在四處“敲門”，尋求機會—她給TVB的熟人和以前電影圈的朋友打電話，“我就問，你要嗎？不要也無所謂”。
惠英紅複出後的第一部電影，是吳彥祖監制的驚悚片《妖夜回廊》。這是一部獲得香港電影發展基金支持的低成本電影。
惠英紅飾演吳彥祖的母親，一個曾經很紅、後來流落香港廟街的精神病女人。導演之所以請她出演，是因為她的人生經曆跟角色吻合，能演出滄桑感。
“隻有4天的戲，可是那個角色很突出。不是突然之間我的演技進步，那就是演我自己，不難嘛。可外面的人不知道，以為我演得很好，他們不知道我有多難。”這一次，惠英紅的表演在圈内得到認可，後來她得到機會，拍攝了許鞍華導演的《幽靈空間》，飾演舒淇的母親。
轉型飾演文藝片裡的家庭角色，與惠英紅的經曆是相關的。“我遇到的事情很多，家庭成員很多，離婚、改嫁都有，很多家庭的問題在我家都有。”
之後的幾年，她飾演了一系列影視劇配角，演的多是母親、姐姐、老闆娘。她安慰自己，不演第三第四，怎麼等來女一号？“我每天都提醒自己，我要在心裡做這個功課，這種關口才能慢慢過去。”
拿到《心魔》的劇本，她的人生軌迹開始轉向。這是惠英紅近30年來飾演的第一個女主角，一個對兒子有極強占有欲的精神異常的母親。“這個角色吃到我那麼準，我這情緒病，怎麼不會演？好像為我量身打造的。”
2010年，惠英紅憑借《心魔》中“酗酒的母親”一角，在兩岸三地的電影獎中拿下7個影後。參加當年金像獎頒獎典禮之前，她緊張到需要靠鎮靜劑穩定自己—因為擔心不能拿獎，她瘦了10斤。
上台領獎時，她泣不成聲：“我很想拿這個獎。拿了第一次之後，我風光了十幾年，然後不知道為什麼會跌到谷底，不知道為什麼沒有人找我，不知道為什麼逼自己進入死巷。我把自己藏了很久，不知道怎麼辦好。我連放棄自己的生命都試過，因為真的不知道将來怎麼樣。但我現在很有信心，我知道我是屬于電影的，哪怕是一天、兩天，隻要是好角色，我都會盡量做好。”
《幸運是我》劇照另一種生活
惠英紅在等一個劇本，作為她的謝幕之作。
“我現在真的想挑一個好劇本，在輝煌的時候退，不要在掉下來的時候才退。我不願意拍到很老，因為人總會有滑下來的時候，不是為了錢，也不是為了别的什麼，是為了在最風光的時候退下來。”
面對“很難說”的人生，惠英紅的願望就是不要再掉下去，“我性格太強了，不能面對失敗”。
2015年，惠英紅拍了7部電影，其中還有一部動作片。拍完這部動作片，惠英紅的膝蓋、脖子受傷，不得不休息。
惠英紅閑不住。經紀人給她放假，但不到兩周，電話就追過去：“我很悶啊，不如你去看看這兩天有沒有工作吧。”經紀人覺得，像她這樣級别和年紀的演員，仍然頻繁接戲的原因，就是“她很悶”。
在《幸運是我》男主角陳家樂的印象裡，惠英紅很愛聊天，了解很多新事物。但惠英紅仍然覺得跟年輕人之間存在代溝。“以前我不知道代溝是什麼，現在就很明顯，想跟他們溝通，但說了之後真無趣，他們看電視、上網、購物，有時候沒辦法談下去。”惠英紅向最好的朋友抱怨，現在很難找到新的朋友，因為話題、思維、對名利的看法都不一樣，“還有他們的手段跟我們那種奮鬥好像有點不一樣”。
經曆了香港電影40年風雨，惠英紅看到的變化是，當演員更舒服了。尤其是拍動作戲，連替身都能找到一模一樣的，還有各種特效幫忙。而她年輕的時候，有過不吊威亞從20層樓跳下的搏命之舉。
圈内有傳言惠英紅會在2017年退休，她告訴《博客天下》：“我的想法是60歲後轉到另一種方式的生活。”
“我人生做的事情不多，要飯、跳舞、拍電影，就三個，中間做了兩年美容，這也不算長久的事業。”按照惠英紅的規劃，“另一種生活”就是畫畫，公益捐贈、拍賣和辦畫展。她的很多畫已經受到業内的認可，并且多次出現在她參演的影視作品裡。
她的母親已經91歲了。不久前，遵照一個和尚的指點，惠英紅買來佛經，每晚花一個小時為母親念經。這是她每天必修的功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