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北京到紐約，如今隻需12小時的航程，46年前卻無比曲折：從北京出發，經上海轉機，途經緬甸仰光、巴基斯坦卡拉奇、希臘雅典和法國巴黎，到紐約聯合國總部赴任的中國代表團才最終抵達目的地。
不管旅程是曲折還是順暢，在曾任聯合國副秘書長5年的沙祖康的眼裡，這都是中國和世界越走越近的過程。
即便與聯合國和國際組織打了30年交道，在2012年卸任聯合國副秘書長的沙祖康坦言，“我都不能說我對聯合國很了解，因為聯合國這個機器實在太龐大、太複雜了。”
這種不了解，在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恢複在聯合國席位時尤甚。沙祖康的前輩外交官們穿着“紅都”定制西服，從紅色中國遠道而來，對代表戰後世界秩序的聯合國幾乎一無所知。中國代表團的法語翻譯在啟程前，除閱讀外交部準備的有關聯合國的材料外，隻能從法文《拉盧斯百科大辭典》上查詢有關聯合國的信息。
而受邀啟程前往紐約聯合國總部的中國代表團在法國轉機時，不接受記者采訪，隻接受照相。外國人根本辨不清東方面孔，以為那些胖而魁梧的一定是大官。結果第二天報上登出來的，多是廚師和司機的照片。
當時，無論中國對世界還是世界對中國，都是熱情與無知并存。正是在這種困惑和疑慮不斷被打消的過程中，中國已在聯合國度過不惑之年。“聯合國”作為新聞熱詞經常出現在中國人的視野中。
“在聯合國幹外交，與雙邊外交最大的區别就是，對象是190個彼此差異很大的國家。”70歲的沙祖康說，他們與中國的差異也很大，“這麼一個最大的共産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們的制度、我們的理念、我們的道路都非常特殊。我們自己可以理解，但是并不是所有國家都能理解，第三世界的朋友也未必對我們是理解的。”
而這些外界認識中國的障礙，正需要通過外交官的努力去化解。“交友就是交心，外交就是交朋友，對象是外國人，就叫‘外交官’。”沙祖康認為，拉近中國和聯合國的關系，要從建立信任開始，“毛主席說我們應該相信群衆，并沒有說是中國的群衆還是世界上的群衆，世界上的也是群衆。”
用好國際社會對中國的關切
聯合國的工作看似有條不紊、波瀾不驚，實則暗濤洶湧。曾在聯合國機構工作過的中國雇員透露，聯合國協商框架的建立固然避免了第三次世界大戰，但談判的緊張程度卻毫不亞于世界大戰。多邊外交被外交人員稱為“沒有硝煙的戰争”，中國外交官也被稱作“文裝解放軍”。
聯合國的所有活動都是以政治集團的方式展開的。聯合國超過90%的外交是通過政治集團私下磋商完成的。沙祖康是第七個擔任聯合國副秘書長的中國人，2007-2012年在任
2007年9月6日，首屆“新領軍者年會——從達沃斯到大連”開幕，來自世界各國的政要、企業家雲集大連世界博覽廣場。聯合國時任副秘書長沙祖康（右）與世界經濟論壇創始人施瓦布親切交談聯合國内有三大政治集團，最大的是包括美國、日本和歐盟的發達國家集團；還有發展中國家集團，簡稱77國集團，目前有約120個成員；中國在聯合國中獨步江湖，作為聯合國唯一結伴而不結盟的國家，形成獨立的“一國集團”。“十三不靠”的中國，在聯合國大會及許多國際機構中，都以“一國集團”的名義發言和參加活動，并且天然地成為發達國家和77國集團之間的調解人。
比如沙祖康擔任中國常駐日内瓦裁軍談判會議大使時參與的《全面禁止殺傷人員地雷條約》談判。
當時，由于地雷造成大批無辜平民傷亡，英國、加拿大等國發起全面禁止殺傷人員地雷的倡議。然而禁止使用地雷卻面臨一個悖論：地雷的最大受害者正是地雷的最大依賴者—地雷是“窮人的防禦武器”，隻有對方踐踏領土時，地雷才會爆炸。加上地雷價格低廉、制作簡單，因而是發展中國家的重要防禦工具，而發展中國家又缺乏應對地雷意外爆炸的措施和能力。
中國當時的地雷技術世界領先。談判期間的聯合國走廊裡，循環播放有關地雷的恐怖動畫，每隔一會兒就出現模拟地雷爆炸的聲音，畫面上爆炸的地雷顯示出大字：“中國制造”。
地雷也是當時中國軍事作戰的常用策略。中國軍方相關負責人在背後曾公開指責沙祖康：“核武器不能用，地雷卻要天天用！這麼簡單的道理都不懂，還當什麼聯合國裁軍大使？”
為深入了解禁雷對中國安全的影響，沙祖康特意考察了國内研發、生産、儲存和部署地雷的相關部門和場所，還遠赴中俄、中蒙、中越邊境考察，和邊防戰士同吃同住、深入交流。他研讀的有關聯合國各成員國在地雷問題上的立場文件，加起來有兩米多高。
中國在此基礎上形成了“限制使用地雷”倡議，并創新性地提出地雷使用要“約法三章”：國際社會可更加嚴格限制殺傷人員地雷的使用，以消除其對無辜平民的威脅，但不應禁止為正當防衛而使用地雷。要增加地雷可探測性，每枚地雷中必須含有8克金屬；可為地雷設置戰後自毀、自失能的功能，如安裝有使用壽命的電池等。
中國的主張，受到發展中國家的熱烈支持。限制使用地雷的決議草案，與全面禁止使用地雷決議草案在聯合國同時表決，均獲通過。中國的方案比後者多得了4票。
“在30年的時間裡面，我目睹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沙祖康說，“一年一度的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按照慣例第一個發言的是東道國，也就是美國的總統。你可以想象，美國總統發言的時候座無虛席、濟濟一堂、争相參與。大家都希望了解美國說了些什麼，對自己有什麼影響。第二受重視的就是中國領導人在聯合國大會的發言，那也是濟濟一堂，座無虛席，廣泛參與。所以說，最受國際社會重視的兩個國家，就是中國和美國。”
對于這份熱切，沙祖康很清醒：“大家重視你并不代表贊同你。同樣，大家去聽美國總統的發言，并不是都是支持美國。有的國家去聽聽你會幹什麼壞事，對我造成什麼傷害，那也叫關切、關心。同樣的道理你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最大的貿易國，第二大經濟體，但是你又是最大的共産黨國家啊。人家也想看看你想幹啥。”
不過在沙祖康看來，關切總比不關切好，“要用好國際社會對中國的關切、關心、重視，不管是積極還是消極。”
中國終于有了紅十字會代表處
沙祖康擔任中國常駐聯合國日内瓦辦事處及瑞士其他國際組織代表期間，親曆了許多世界和中國在試探中相互靠近的故事，比如2004年紅十字會在中國設立的第一個代表處。
國際紅十字會是最大的國際人道主義機構之一，也是聯合國系統外最有影響力的國際組織之一。時任紅會主席雅各布·克倫貝格爾每年都提出希望在中國設立辦事處，以利于在抗震救災等各個方面，對中國提供幫助。但中方一律予以拒絕。沙祖康解釋，因為西方曾利用紅會等人道主義組織對中國進行無端的攻擊，醜化中國政府的形象，我們中國人民和中國政府對紅會沒有好印象。“為了不傷害對方，國内給我的指示是，‘請以技術原因予以婉拒’，叫我繼續與對方周旋。”
克倫貝格爾非常熱情，經常請沙祖康吃飯。沙祖康感到他對自己對格外友好。“因為中國這麼大的國家沒有辦事處，他們覺得很沒有面子，對紅會的威信是個沉重打擊。”
2001—2007年，沙祖康當了6年的大使，斡旋了6年。“克倫貝格爾還非常認真地向我介紹情況，一遍、兩遍、三遍不厭其煩地講，我找到各種理由拖延，後來我良心發現，我實在不忍心再讓這位老兄這樣做工作，就實話實說了。”沙祖康告訴克倫貝格爾，中國一貫支持紅會工作，紅會職能方面，唯一感到困難的就是紅會要探視中國在押人員的情況。沙祖康說，“我可以坦白地告訴你，中國是個發展中的國家，監獄裡犯人的總數和美國被關押的人數是一樣的，可是人口數是美國的5倍。所以我們平均翻案人數很低，羁押人數也很低。而且我們中國有很多監獄，發達地區監獄的管理和條件，可以和任何世界上最好的監獄媲美。但是由于中國地區發展不平衡，我們也有一般的監獄，不好也不賴。我不排除中國還有世界上最差的監獄，不符合人道主義的标準，特别是死囚，我們還沒有取消死刑。”
你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最大的貿易國，第二大經濟體，你又是最大的共産黨國家。人家也想看看你想幹啥
中國方面擔心紅會的調查報告不能全面地反映中國監獄在押人員的生活情況，而且有選擇地抓住把柄誇張宣傳，醜化中國形象。沙祖康告訴克倫貝格爾，“我沒有别的要求，我隻想你正确、全面、客觀地反映中國的情況，你不要歪曲就行了。”克倫貝格爾的回答卻出乎沙祖康的意料，“沙大使，你完全誤解我們了，我們寫的報告是不公開的。除非被調查國政府同意我才公開。這是我紅會章程的規定，你不知道嗎？”
沙祖康向克倫貝格爾要來紅會在世界各地所有辦事處的雙邊協定，一份不落地看完了。“原來我們幾十年來對紅會的章程沒有認真研究，先入為主，沒有經過認真的研究，就把紅會拒絕于門外的，加劇了紅會對我們的誤解，損害了我們的形象。”
掃除了疑慮，沙祖康建議國内研究紅會在華設立代表處的問題，終于獲得國内的同意。13年過去了，紅會攻擊中國的事情再未發生過。
2012年6月20日，裡約熱内盧。沙祖康（左一）和潘基文歡迎時任巴西總統羅塞夫（右一）出席”裡約+20“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大會開幕式中國人腳踏實地走上高層
恢複在聯合國合法席位40多年來，語言、文化和體制障礙給中國外交官在聯合國的融入帶來了諸多困難。在西方為主導的體系中用英語進行外交，對老一輩外交官是巨大的挑戰；“逢人隻說三分話”的中式外交辭令在國際平台被認為是支吾其詞；對政治前途的擔憂把外交官變成謹小慎微的“錄音機”，根本無法進行交流；臨場處置權的缺乏，讓中國人在千變萬化的多邊外交形勢下痛失良機，嚴重影響才智發揮。
沙祖康對這樣的風氣十分不服氣，他堅持認為，“你的利益，隻有你自己去争取，去鬥争，去維護。人家是不會維護你的利益的，因為他沒這個義務。多邊外交的表現的方式是鬥争多一點，大家都在争，為維護自己的利益而鬥争。”
中國認繳的聯合國會費，加上聯合國專門機構的會費，已經是聯合國第三多，僅次于美國和日本。但是中國在聯合國秘書處和相關機構的代表性遠遠不夠，特别是缺乏高級官員，就連有一個副秘書長也隻是根據慣例。五個常任理事國，都有一個副秘書長，美國則有多個。除了高級職位很少，中級職位更少，低級職位也非常之少。中國雇員主要在語言部門，不過語言部門的職員大多是海外招聘，他們連大陸的通用語都不熟悉。
沙祖康認為，形成這樣的被動局面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聯合國機構基本由西方主導，習慣集團作戰。“我們中國沒有集團支持，既沒有語言集團，也沒有政治集團，沒有軍事集團，也沒有任何專門的集團。”第二個則是中國自己的原因，“落實不夠，換句話說，就是我們重視不夠。你要問他們，他們都很重視，但是沒有措施等于不重視。”
你的利益，隻有你自己去争取，去鬥争，去維護。人家是不會維護你的利益的，因為他沒這個義務
沙祖康在聯合國任職期間，為中國人争取了很多聯合國專門機構的高級職位。如世界氣象組織、國際電信聯盟、萬國郵政聯盟、世界知識産權組織等。“我開創了這個局面，甚至在國際上造成了錯誤印象，認為中國外交戰略大調整，要搶占國際組織的領導權。這是日本媒體給我造的謠，為此我還受到國内很多同志的誤解。”沙祖康說。
最引人注目的是2006年陳馮富珍當選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這是聯合國成立60多年來，中國人在聯合國專門機構第一次擔任最高職位。陳馮富珍原為香港衛生署署長，在經曆一番波折後被國際衛生組織總幹事委以助理總幹事重任。前任總幹事在任内突然病逝。半年後，世衛組織決定召開臨時大會選舉總幹事，包括中國在内的13個國家推薦候選人參選，競争激烈。
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助選的外交活動全面展開。沙祖康自稱是這次選戰的“前線指揮官”，因為“最後的決戰”是在聯合國展開的。他對每一階段可能出現的選情認真分析，提出對策建議。為了做好其他國家代表的工作，沙祖康頻頻拜訪各國駐日内瓦的大使。在選舉前幾天，沙祖康每天都要會見12到13個大使，甚至到晚上11點鐘還在會見有關國家的衛生部長。
2006年11月9日，世界衛生組織宣布，任命中國推薦的代表為該組織第7任總幹事。感到“每一片骨頭都散架了”的沙祖康忍不住熱淚盈眶。他事後表示，陳馮富珍參與競選的建議，是駐日内瓦代表團提出來的，“這意味着我就必須承擔這樣的責任，我隻能赢，不能輸。”
中國代表當選後，美國《華爾街日報》等西方媒體一緻認為，這是一項政治勝利，反映了中國外交工作的成功，是中國國際地位不斷提高的标志，印證了中國在全球日益增強的影響力。
沙祖康是第七個擔任聯合國副秘書長的中國人，也是第一個主管實質性業務的副秘書長。
他作為中國代表在聯合國工作時，西方集團的代表曾開玩笑，在聯合國裡有兩個人不能得罪：一個是巴基斯坦常駐聯合國大使阿柯拉姆，他為人兇悍，如果得罪了他，将被切成肉片；第二個是沙組康，“因為他會把你磨成肉醬”。發展中國家代表則表示，隻要沙祖康在就放心。“西方待我又敬又畏，發展中國家把我當成親密的朋友。”沙祖康不無快意地回憶。
沙祖康以“敢說”著稱，他曾在聯合國公開嗆美國人權糟透了，引來發展中國家代表的掌聲和美國代表的苦笑。他稱自己是“中國外交官，美國風格”，當外交官就應該“張揚”，“你這樣，隻能受到對手的尊重，對手不會小看你。因為你的每一句話，代表你的祖國，因此人家很看重你的話。如果在這個時候，你吞吞吐吐，也說不清楚的話，那麼我覺得是一種失職。”
2004年，沙祖康擔任聯合國貿易和發展大會第11屆大會全體委員會主席時，主持了整整一年的艱苦談判。“李道豫同志是聯合國中國代表團資格最老的了，他說‘世界上最難的兩件事，一是裁軍，一是貿發，你都幹了。’”
沙祖康透露，美國、歐盟、77國集團和聯合國秘書處都希望他擔任下一屆主管貿發的副秘書長。當時，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到瑞士訪問，沙祖康征求他的意見。錢其琛的年齡和沙祖康的父親差不多，卻一直叫他“老沙”。沙祖康十分看重錢其琛的看法，根據他的建議拒絕了支持者的好意。後來錢其琛向外交部建議，讓沙祖康擔任下一任中國聯合國副秘書長。2007年，沙祖康正式就任。
“我幫助紅十字會在中國落地，發起夏季達沃斯在中國舉辦。國内還有人笑話我，認為我要出風頭等等。我不是沒有私心雜念，但是我做到了先公後私。”回顧在聯合國的任職經曆，沙祖康這樣進行了自我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