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以同樣方式落水的企業家們在同一個周末趕回杭州，迎接他們的是工作人員事先考察好的坎坷路線。幫忙探路的當地人說，他們特意繞開村裡剛修好的平坦騎行塑膠道，非要找山裡不好走的小路，還指着一個幾近90度的泥濘陡坡興奮地嚷嚷，對對對，我們就要這種容易摔跤的路！
這是身為校長的馬雲為這群企業家準備的一門必修課——學習失敗。
馬雲所創立的這個奇怪的企業家組織叫做湖畔大學，他将其定義為一所“不談成功案例，隻講授失敗”的大學。自2015年起，已經有三期企業家學員參與了課程。台上講課的不乏當下最成功的商界精英，馬雲、柳傳志、馮侖、郭廣昌、沈國軍、史玉柱等；台下聽課的也是成功人士，羅輯思維的羅振宇、快手CEO宿華、58同城姚勁波、霍英東之孫霍啟文等等。
每隔兩個月，這些外界眼中的人生赢家要聚在一起，以不同的方式，研究失敗。第一關就是學習賽艇技巧——如果想要賽艇向前劃進，自己先要學會向後倒退。更重要的是，當大家坐上同一艘艇，隻有所有人集體向後靠，才有可能全員加速前進。
賽艇教練告訴他們，學會了“向後靠”，船速最高可以每槳提高1毫米。雖然1毫米看似無謂，但在兩公裡比賽裡要劃180槳，抵達終點時就會成為大優勢。
于是，春風拂面的江南三月，中國最具創新活力的企業家湊在一起，住進了西湖景區的民宿。他們打鋪蓋睡地闆，還要開誠布公，講述自己的失敗。他們鉚足勁體味挫折，練習“倒退”，隻為1毫米的最終勝利。
馬雲說，如果有一天要寫書，他會寫“阿裡巴巴的1001個失敗”。“阿裡巴巴的失敗”，也是剛剛出任湖畔大學教育長的曾鳴，在湖畔大學上的第一堂課的内容。這位中國最優秀的戰略學教授，将緻力于在湖畔大學推行獨特的失敗教育，“用失敗培養中國企業的全球擔當和全球化能力”。幫助中國的創業者，催生未來30年的企業家，成為教育長曾鳴最新的任務。
“中國最著名的失敗者”史玉柱
失敗學習這堂課在星期天早上開始，主講人是史玉柱，這個永遠穿着紅T恤配白褲子的光頭男人是“中國最著名的失敗者”。
他的失敗來得似乎毫無征兆。史玉柱說，巨人集團在珠海最輝煌的時候，每篇文章都是對他的贊揚，他被稱為“中國的比爾·蓋茨”，“世界的巨人”。當巨人集團倒下，成功如同一場幻象瞬間消失了。他找人統計，在失敗之後一個月内，全國媒體發了超過3000篇文章，批評他和他的巨人集團。他感覺自己一夜之間成了“中國首窮”，“活在海平面之下”，“連清潔工阿姨都比自己富有”。
“面對這樣的失敗，你怎麼過來的？”在台下聽課的正佳集團執行董事謝萌提問。
早已翻身的史玉柱半開玩笑地說，自己跟其他人的應對沒什麼差别。一開始想過自殺，但琢磨了一下發現不行——萬一自殺成了，第二天報紙一出，“史玉柱自殺”，事業失敗，還把自己弄死了，這不太好；但萬一自殺沒成，第二天報紙一出，“史玉柱自殺未遂”，自己不僅事業失敗，想死還沒死成，好像更不好了。
後來，他去爬了珠穆朗瑪峰，終于“差點要把自己弄死了”。他對上課的學員說，隔天早上醒過來，“感覺多活一天都是賺來的”。下山以後他重新開始，性格也變了，不再狂妄，一次隻做一件事，不再想着做大做全。
湖畔大學“失敗學習”項目負責人徐斌說，這是失敗學習的其中一種嘗試——案例分享。
“創業者有個最大的特征：他們都是永遠在犯錯誤的人。正是因為創新是做别人沒做過的事情，他們比一般人更有可能踏到邊界，一腳掉坑裡。”他說，有過來人分享失敗，至少可以讓他們知道坑在哪裡。
這的确是個失敗危機四伏的殘酷世界。根據國家工商總局2016年的統計，中國每天有超過1萬家新企業誕生，理論上北京每160秒就誕生一家新公司，但絕大多數民營企業隻能存活3.7年，中小企業還不到2.5年。對他們而言，成功是一個保質期有限的稀有名詞。
“他（史玉柱）一直說一句話，失敗是成功的難産。他自己相信失敗是常态，是每個人必須要經曆的過程，甚至可能是成功的一部分。”第二期學員的班主任張振翼說。
“失敗是最佳的營養。”馬雲在今年湖畔大學開學典禮上這樣說。“我見過無數政界領袖，跟中國商界基本上所有傑出的企業家都交流過，我不是對他的權力、光芒感興趣。每個人走到這一步都經曆過無數挫折，我不斷去思考别人在這個關鍵時刻是怎麼跨過去的。”
不過，對史玉柱而言，他至少還有一個失敗後遺症沒有跨過去。在開放提問環節，抛給他的一個問題是，你為什麼老穿紅色的衣服？
這是史玉柱第一次認真回答這個問題——過36歲本命年的時候，正好是巨人失敗的第二年，母親在過生日那天送了他一套紅衣服。相比于大起大落的挫折時段，那年過得還比較順利。為了延續這個好運氣，他此後就隻穿紅色的衣服。
所以，即便是中國最著名的失敗者，也有自己對于幸運符的執着，目标很明确——不能輸。
複盤失敗，反觀自己
就在史玉柱講述自己的失敗故事同時，研讨失敗的企業家組織了另一場分享會。在湖畔大學位于西湖風景區裡的主校區，湖畔大學第一期學員正在複盤自己過去一年的失敗。
徐斌說，最初他們覺得失敗課主講人必須得像史玉柱這樣，“跌到谷底，再絕地反擊成功”，但依照這個标準找來找去，符合條件的并不多。
“我認為史玉柱談的根本就不是失敗。他隻不過是成功中拐了一個小彎兒而已，統共也就兩年時間。”一期學員、易到用車創始人周航說，“所以說本質上我們學習的是成功，那一段失敗隻不過是大成功的前奏罷了。如果有一天，‘湖畔’真的邀請了一個世俗意義上完全的失敗者來分享，而不是找一個曾經失敗過的成功者，我覺得是一個巨大的新突破。”
所以在新學期的課程上，失敗學習開始第二條教學路線——讓仍處失敗低谷、遭遇事業挫折的創業者分享自己的經曆。
這也是湖畔大學筆試的第一道題：在你的成長和創業過程中，印象最為深刻的、對你影響最大的一次失敗是什麼？
“創業的失敗痛苦，不敢跟家裡人講，怕家裡人擔心；不敢跟員工講，怕員工離開；不敢跟投資人講，怕他不投；不敢跟政府講，怕他不給優惠政策；不敢跟銀行講，因為怕不放貸。所有的痛苦隻能自己吞了忍着，搞不好就出心理病了。”徐斌說，“以前開玩笑講，創業者走着走着就變成‘兩院院士’了，要麼去醫院，要麼去法院。”
秦緻主動分享，“我覺得成和敗、得跟失，都要有個時間周期來考量。”
就在一年前，秦緻還是上市公司汽車之家的明星CEO。他畢業于清華大學，又獲得了依阿華大學計算機碩士和哈佛商學院工商管理碩士，回國前曾供職IBM、麥肯錫等國際大公司，是标準意義上的商界精英。但是和大多數英雄故事一樣，秦緻也遭遇了敗局。2016年6月26日，在持續數月的股權之争後，中國平安成為汽車之家最大股東，秦緻出局，不再擔任CEO，離開董事會。
“我在2016年失去了汽車之家這個事業平台。我覺得這個是果，因呢？還是想自己想得多，想别人想少了。這并不是指利益上的考慮，而是我起心動念沒有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思考，導緻很多關系沒有處理好。”秦緻說。
他嘗試複盤自己的這段失敗。失敗的症結在于，沒有站在股東的角度去思考，幫助他們理解這筆投資的重要性，協助他們更好地理解中國的投資環境。整個過程中隻想到了自己，而自己對這個危機渾然不覺。
“站得稍微遠點，對自己有一個觀察，就能發現很多優點，也能發現很多缺點了。”秦緻說。
秦緻說，他參加的某次活動，工作人員協調出了差錯，一位特别在意準時的業内大佬以為觀衆遲到，當場沖台下發火：“你們怎麼回事？怎麼這麼沒有時間觀念？”
“我看着他發脾氣，突然覺得，他不知道是他自己沒搞明白，把發火對象弄錯了，也不會有人糾正他，他可能一輩子都不會知道真相。但事實上，他的确錯了。”秦緻說，他當時就在想，“這不就是我嗎？”我從1984年創辦企業，18年間和我同台領過獎的知名企業家，絕大部分已經銷聲匿迹。
預防失敗，理解未來
龍井茶的茶園邊，史玉柱的失敗課開始新環節。他向台下學員提問：現在政策、環境、市場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很多窗口已經關閉了，未來應該怎麼樣選擇？
加速更疊的企業生命周期對所有身處其中的商業決策者都是挑戰。柳傳志來上課時，帶了一沓打印好的名單，上面寫着十年前評選的中國十大商業領袖。他讓學生在裡面找，現在還活着的企業剩了幾個。
“我從1984年創辦企業，18年間和我同台領過獎的知名企業家，絕大部分已經銷聲匿迹。”柳傳志說。“如果把企業定位成100年，那麼每25年，這個企業一定會有一次巨大的變革。未來30年該怎麼走，是延續原來的路，還是重新走一條新路？”謝萌說。
在徐斌看來，這是失敗學習的重要目标——理解未來。
他說，很多企業在現在的發展過程看來毫無問題，但站在産業終局看，或許早就跑偏了。比如很多傳統産業遇到問題，就是因為競争者統統隻看到5年。“你能不能看清未來二三十年自己産業的方向呢？這很關鍵。”他說，“隻顧着低頭做事，擡頭看天的時候，市場早已經變了，跟他無關了。”
“假設回到十幾年前，找當時如日中天的諾基亞那一代CEO，談談那時的他對未來10年的思考，再和現在的結局做對比，我覺得（這樣學習失敗）可能挺有意思的。”周航說。
當學員們在講台上分享失敗經曆時，盧洋坐在教室最後一排，拿個小本兒邊聽邊做筆記。盧洋是湖畔大學秘書長，在他的設想裡，失敗需要一套訓練機制，就像一本創業者的失敗“本草綱目”，大到一個企業可能遇到的生死危機，小到一個錯誤決策，通過這套訓練機制，能夠得到反思。
這是湖畔正在思考的一個議題——設置“失敗的約束機制”，為失敗設防。
“在美國，越來越多地出現沒有出現過重大失敗、依舊活得非常好的企業，原因在于他們有非常成熟的訓練體系。”張振翼說，這正是他們試圖提煉的“創業者規律”——如何讓天才創業者自由成長，良好地運轉自己的公司，而免于經曆以往企業周期中的重大失敗。
比如，其中一項設想是CEO帶着CPO回到湖畔，集體複盤。“湖畔同學在這裡學完了，自己改變挺大，但不管多強大的人，回到公司一定會被舊勢力拖回去，‘老闆這東西在我們這兒不行啊’，學習失效。”徐斌說，“我們希望通過學習，加強組織對失敗理解的改變。”
這堂失敗課下課後，失敗學習以一場集體大醉結束，“都喝高了”。謝萌說，那一天的課程似乎對史玉柱來說也是一個驚喜，讓他意識到，原來新時代的企業家是這樣思考問題的。
反駁失敗：不能認輸
并不是每一個人都喜歡“失敗學習”這個有點虛無的課題。
一個最顯著的反對意見是，“學習失敗，不就是變相逃避問題嗎？”
“今天我聽了這堂課，覺得不好。”一名一期學員在當天的失敗分享課上說，搞一堆務虛的哲學化理解沒用，應該直接分析失敗，“仗該怎麼打就怎麼打”。
對有的學員來說，“失敗學習”隻是一種營銷措辭，本質還是“學習别人的經曆”，“失敗隻是個代名詞，你說學習失敗，高大上；你要說學習經曆，太土了，誰還來啊？”
“别看我天天嘻嘻哈哈的，實際上我每天都在焦慮，整晚整晚睡不着覺。我想要把這種焦慮傳遞給大家，因為這個世界很殘酷，不給我們犯錯的機會。”另一個學員說，“我不能接受你們這樣，心平氣和還學什麼接受失敗、理解失敗，你要不甘心，要記住失敗的痛苦，撕裂口子讓自己看着，你要複仇，不能認輸。”
這恰恰是這場“失敗學習”最難的一環——面對失敗這個人性最隐秘的角落，學習到底該如何進行？要不要有邊界？
“這件事最難的就是場域的營造，讓每個參與者都能從中反省自己。他們一開始以為隻是别人在分享失敗，但實際上，他們每個人都在跟自己對話。”盧洋說，“我們做的失敗學習，不是想去揭人的短，而是希望借此形成一種自省的訓練機制，在别人的失敗中發覺自己的失敗基因。”
二期學員、納恩博總裁王野說，他在失敗學習中最受觸動的是，将自己的焦慮坦率地說出來後發現，原來許多人都有一樣的苦惱。他辛苦打拼7年，公司從500萬做到了2000萬，但是北京房價從一平米5000漲到了50000，“遠遠沒有跑赢房價的增長”，害得最早跟自己創業的兄弟“結局都不好”，沒能在北京安上家。雷軍來課上分享，說他也曾有一樣的感受，“做得很累，事倍功半。”王野認為，這是因為他們犯了同一個錯——隻憑情懷往前沖，忽視了環境，“跟自己的時代過不去”。
“我覺得所謂的失敗學習，更重要的是一個讓創業者抱團取暖的地方。”王野說，很少有一個場合，允許甚至鼓勵創業者，說出自己的失敗，以及對失敗的恐懼和焦慮。
2016年3月25日，浙江省杭州市，第二屆湖畔大學的學員在杭州西湖學習賽艇不恥敗仗，來日方長
新學年第一期失敗學習結束了，至少有一件事情在改變，這些參與其中的企業家，不再避諱談論失敗了。“看見沒，現在大家都開始聊失敗了，沒人聊成功了，成功不流行了。”開始采訪前，謝萌半開玩笑地跟自己的員工說。
他說，中國人很少講走麥城的事兒，都搞得神神秘秘，好像成功企業都是突然冒出來似的。但這些人走到今天這一步一定是經曆了人生各種折磨，摸爬滾打，能有人試着把其中要義系統地整理出來，總歸是件好事。
徐斌說，今年湖畔大學開學典禮上所提到的“不恥敗仗，來日方長”，就是他們期待未來創業者能夠體會到的氛圍。“談失敗不可恥，談失敗說明你很自信。”
當然，學習失敗的過程不總是美好的。第二期學員集體徒步爬山，臨近終點的最後一段路，校方有兩個選擇：一條路一直泥濘曲折，另一條路先是鳥語花香，大道平坦，但最後幾百米突然陡峭，一不留神就會摔倒。
這就像企業會遇到的真實境遇——在公司最輝煌的頂峰，在誤以為一切都已經安穩順利的時候，迎面而來的是最緻命的危機。
最後一關，校方還是心軟選了前者：一路泥濘曲折，但“辛苦得很平均”，沒有心境上的大起大落。
規劃路線的教練說，沒選的那條路固然更考驗人心、更接近真實創業中的危機路徑，可給一群拼了命努力、以為自己熬到頭的創業者來這麼緻命一擊，“實在是太殘忍了”。
對于正在經曆失敗的人來說，這份溫柔也許也是一種幫助。周航說，去年一次課後，他去找曾鳴聊天。那個時候自己的狀态“很迷茫”，準備休息一段時間，但是心裡很慌，“我不知道該休息多久，又不知道什麼時候能有足夠的心力重新出發。”
曾鳴輕描淡寫地回答他，那就先晃晃，晃個六年八年的。周航吓了一跳，“晃六年八年，都50歲了，那我人生不就廢了嗎？”
“人以後要活120歲呢，你着什麼急啊！”曾鳴回答他。
“如果你把人生放到120歲來考慮，狀态一下子就松弛下來了。今天沒有明天來嘛。”周航說，“盡管不知所措，但信念從沒湮滅過。放到百年來看，這才多久，着什麼急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