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演出的困窘、荒誕、執着，屬于這個時代的普通人，他的戲谑，不過是掙紮過後，人們想說又說不出的自我消解
黃渤最近喜歡牡丹。他在自家窗台上種了一排牡丹，每天鼓搗。這喜歡來得突然，回過神來，黃渤自己都覺得不可思議，跟黃磊念叨：“我怎麼喜歡牡丹！”黃磊才不詫異——這明明就是“小渤”的生活常态，他稱自己和黃渤都是“過時的人”：“我是左手鍋鏟，右手拿點什麼，小渤呢，喜歡在家裡做點小手工，去摘野菜，擺弄花花草草。”黃磊告訴《博客天下》。
這些年，黃渤在銀幕裡，惟妙惟肖地演着各種人物，票房和演技收獲好評；參加綜藝真人秀，他把金條藏在鞋幫裡，“壞”招頻出，以戲谑應對一切；在鏡頭外，他做手工，玩攝影，擺弄花草，努力保留生活中的尋常趣味。
在底層掙紮的角色與侍弄牡丹的雅士，金條與花草，“壞”與憨……成為黃渤的一體兩面。在漫長的未成名歲月裡，他的步伐遍布江河湖海，田野大棚，一手攥着生存之累，一手握着生活之趣。
成為演員後，這些都成了黃渤的彩蛋——往鏡頭前一站，一萬個在凡俗生活裡掙紮的人是他，一萬種真切的市井細節充滿他。他演出的困窘、荒誕、執着，屬于這個時代的普通人，他的戲谑，不過是掙紮過後，人們想說又說不出的自我消解。
娛樂産業的喧嘩繁榮，讓黃渤成了少見的那類演員——與世俗貼心貼肺、貫通金字塔兩端。黃磊感慨：“這是小渤最可愛的地方。”
一個需要草根顯靈的時代，過時，也是入時。黃渤對上了這個時代的脾氣。
野生經驗
黃渤和闫妮最近聊了一次天。闫妮說：“感覺你現在有北野武的氣質。”
北野武，這個最不正經的文青，也是最會演戲的導演之一，在藝能界竭力搞笑，在黑色電影中出演悲情流氓，現實中卻心思細膩，内心藏得住溫柔。這樣的人生反差，闫妮覺得黃渤身上也有。
成名後，他常常一進屋，就被衆人起身讓座。人群中的拘謹、恭敬，讓他恨不得“扭頭就出去”。他說“我這屁股也沒那麼大，需要讓那麼多座兒嗎”。
這是一種很妙的情感：自嘲，無奈。這是屬于黃渤的獨特氣質，多半拜早年“在路上”的生活所賜。
年幼時，黃渤在學校成績墊底還調皮，沒少被找家長，唱歌成為他唯一獲得尊嚴的事；少年時，他從青島出走，成了遊走四方的流浪歌手。城鄉社會以最真實的面貌在他面前打開，構成他認識世界的底色。
在《極限挑戰》裡，黃磊覺得他“有中國式的（聰明），每次都在鞋幫裡、褲腰帶裡放着東西，這個就是他的‘壞’招，這就一開始混江湖的狀态。”
但這樣的狀态，才是黃渤的快活。在雲南，他能跨上一個胡子拉碴的傣族男人的摩托，在版納市區裡馳騁兩個小時，吹迎面而來的熱帶晚風。吃着傣味燒烤，喝一壇當地人自釀的土酒，學傣族話，劃傣族拳，行傣族酒令，吆五喝六，無比暢快。
去重慶，他在長江大橋下一片美麗的鵝卵石灘上，一顆橫心一條泳褲，買一個漂流包，交50元年費，成了重慶長江遊泳隊正式隊員。遊泳隊的人來自各行各業，黃渤聊得歡快，每天幾十個人一起下水，從長江大橋一直漂流到朝天門碼頭，和急流搏鬥，他興奮地想叫。
“我本身的生活跟積累裡頭，其實頂端的東西并不是太多。”黃渤對《博客天下》說。他真正熟悉和感興趣的，是手機外放音箱裡各色聲音、跳廣場舞的大爺大媽、背井離鄉去打工的孩子、在鎮上騎着摩托車無所事事的青年……
一個寫字樓裡的西裝白領和一個在橋下修摩托車的青年，黃渤覺得後者更生動。“你不覺得最豐富，最有生命力，最有活力的其實就是這個地方？”
種種生活和生命的細節，成就了他表演時的豐滿和紮實。
黃渤在北京電影學院的同班同學邊江對《博客天下》回憶，第一次見黃渤，他頂着一頭亞麻色長發，邊江心想，“這人長得……他來考電影學院？”特長表演時，有人念詩，有人翩翩起舞，黃渤一段霹靂舞“一下就被把很多人都給鎮住了”。
考入表演配音班後，黃渤年紀最大，擔任班長。常帶着同學們翻角落、倒垃圾桶，尋找表演道具。邊江覺得“渤哥”特别善于觀察生活，“什麼都會，又喜歡鑽研”，路上撿到根木頭棍子，被他鼓搗兩下，就是一把槍，或是一根拐。
同班的孫雷也告訴《博客天下》，黃渤大學的時候“就喜歡鼓秋事兒”。他給同學們做魚翅撈飯，用香菇假裝鮑魚，美味足以亂真。他做的炸醬面，孫雷回味至今。
畢業後，黃渤帶着大家接錄彩鈴的活。舍不得租專業的錄音棚，在邊江租的房子裡，黃渤找來四根粗木棍，四面裹上軍用大棉被，頂上再捂上一床棉被，裡面支上簡易麥克風，一個簡易的錄音棚就搭好了，錄出來的聲音幹淨，效果好。
那個夏天，黃渤和同學鑽進這密不透風的“棚”裡，頂着一身臭汗，喜氣洋洋地念着：“我祝您一帆風順、二龍騰飛、三星高照、四喜發财”。
好友王迅羨慕黃渤早年豐富的人生經曆，時間将它們沉澱為一個好演員的底蘊，“他看得多，又是一個聰明人，他有機會模仿和記憶。他把這些東西都存在他的表演銀行裡邊，這些東西也不斷地自我發酵。”
與人間煙火厮混久了，黃渤的身上有種無法抹去的樸實。2006年拍電影《一諾千金》時，黃渤頂着一頭亂蓬蓬的長發，穿着一身灰撲撲的迷彩制服，拄了根木棍，站在荒草中。現場的真民工羨慕地問他：“你是從哪個工地被挑來的？挺好，拍戲這活不累！好差使讓你碰上了！”
和黃渤熟絡起來後，闫妮發現，黃渤和自己一樣，有過各地走穴表演的經曆，是“很有生活根基的人”。
那種“根基”，源自他們都唱過上萬人的場子，也站過觀衆寥寥的舞台。觀衆的多寡遠近，決定了他們的表演分寸。他們需要和台下的觀衆同呼吸，在恰當的節點上抛笑料，早一拍或晚一拍，台下的歡呼和笑都不能盡興……這種鍛煉，成了一種野生經驗。
1994年，黃渤來北京追夢，在王府飯店地下二層的酒廊唱歌。他詫異地發現，這裡的歌手不需要搞熱氣氛，也不需要事先編排串詞，“全是藝術家”。黃渤那些源自底層百姓的熱鬧招式，反而成了吸引觀衆的靈丹妙藥。
還沒來得及在“藝術家”的氛圍中錘煉成知名歌手，演員的身份先讓他家喻戶曉。觀衆和導演都愛他，因為他演活了那些帶着七分樸實三分精明的小人物。
2009年，黃渤因電影《鬥牛》獲得金馬獎。慶功宴上，侯孝賢攀着黃渤的肩說：“以後啊，該幹什麼就幹什麼，該賺的錢還是要賺，但千萬别丢了這份質樸。”
管虎也對初入演藝圈的黃渤說過類似的話：你千萬别出去拍那些爛電視劇，你身上就那麼點值錢的東西——就是你的真摯和你的樸實。
黑色西服、白色襯衫TheKooples“他看得多，又是一個聰明人，他有機會模仿和記憶。他把這些東西都存在他的表演銀行裡邊，這些東西也不斷地自我發酵。”
無法任性
也會有某個瞬間，看透和厭煩的情緒從黃渤心裡跳出來。
他會忽然自問：你是出名好啊，還是不出名好？是No.1好，還是差不多就行？
黃渤明白，在這個行業，衡量一個好演員的标準之一就是觀衆的認可，所以“當然想出名”。但是他對争第一第二沒太大興趣。他描述起那種爬上頂峰的感覺：僅剩的念想就是“竭盡全力别落下去，在尖上左挪右挪，隻是站在那兒，其實你能夠感受到的是多少，真的是喜悅嗎？我可能覺得不是這樣的”。
“那是什麼？”“是無聊啊。”黃渤的無聊不難理解。每當新電影上映，他要回答已經答過一百遍的問題；要換上有陌生氣味的衣服，對着鏡頭擺出一個個定制的表情；要坐上黑漆漆的商務車，等後排工作人員拿出一沓A4紙，他才知道下一個目的地是哪兒。
“自己都煩。”黃渤說，但他告訴自己“要不厭其煩”。他體會記者的辛苦：“對我來說是一百遍回答，對人家來說是第一次提問。”因此他對采訪有罕見的包容度，如果某個問題回答得多了，那就想法兒換個方式回答，或者開個玩笑。
孫雷說，黃渤并不是有太強自我意識和自我主張的人。
這不是一種天生的鈍感，黃渤分明是一個很敏感的人。但早年獨自闖蕩社會的經曆，使他形成了很強的環境适應能力。“那時候他去巡演、走穴、練舞蹈、酒吧駐唱也好，他都是要看别人眼色。”
早年蹚過的路和成名後的同理心，讓他成了一個無法任性的人。
無論在何種場合，遇到觀衆或粉絲上前攀談、索要簽名和合影，黃渤從不拒絕。邊江形容黃渤面對粉絲時的表情“特别有耐心，特别乖”。
有人把他認作王寶強，他還能陪着對方開開心心聊半小時《天下無賊》，臨别前認真簽名“王寶強”。
常有人給他遞劇本。百忙中他咬牙看完，90%距離搬上熒幕還差得遠。可他既不好意思直言打擊對方，又不想騙人，常常為了如何回複，大費腦筋。
黃渤沒有忘記自己年輕時“遞作品”的無望。他至今收藏着寫歌的本子——當年他覺得這些堪稱傳世之作。那時，他去唱片公司給人遞小樣，對方回複：“好，我們聽一下，到時候會通知你。”出門後，黃渤看見旁邊的儲物間裡有一個大紙箱，“裡面全是小樣。當時就知道，可能用不了一個小時，我的那張就在這裡面待着。”
握過“火”，也抱過“冰”，黃渤無法直接拒絕那些懷揣着希望和夢想的人，即使是大樓的保安遞過來的本子。“那麼苦悶的生活，有這樣的幻想，沒必要給人打破。”黃渤說，“這是對人生希望的尊重。”
有了名氣後的相當一段時間裡，黃渤舍不得換手機号，怕和遍布天南海北的舊友斷了聯系。
但也有一些極少聯系的人，忽然就變成電話那頭的“朋友”：“渤兒，幹什麼呢？我這兒有一幫人特喜歡你……給我們說個青島話聽聽呗……”黃渤忍住脾氣，挨個對着電話裡的張總、李總問一圈兒好，之後才對“朋友”說：下次來這電話我真不給面子了，我都給你胡噜一圈了，太尴尬了。
熱鬧實在是太多了，他不可避免地想要逃避。最吸引他的，仍是市井生活。他心裡最向住的，是尋常小區，樓底下就是菜市場，出門走幾步，就能好好逛。而現實是，他早就不知道現在的地鐵是什麼樣、擠公交是什麼感覺。
他常跟同事們感歎：原來現在洗車這麼貴了！一盤魚頭泡餅加三碟小菜竟然超過100塊錢！他總愛說，頭幾年，在我們那兒，價格如何如何。同事們“無情”地回擊：那都是多少年前的價了。黃渤讷讷：哦，好吧。
在青島的發小發朋友圈，“下午實在不知道幹什麼，去找誰，誰也不在家，就去海邊坐會兒。”黃渤盯着這條看了好久，啧啧歎氣：“這是什麼樣的生活，這太美了！”
2018年夏初，黃渤參加《向往的生活》錄制。在浙江的農村，夜深了，他和黃磊、何炅、王迅、于和偉等人坐在一起，哼着過時的歌，有一搭沒一搭聊着閑篇兒。有人熬不住睡去，黃渤舍不得離開。在類似的場合，他常常不願意宴席散去，總是央着，“再聊會兒，再聊會兒”。
王迅說，黃渤喝酒之後有個“毛病”——舍不得走。《極限挑戰》第三季殺青那晚，黃渤也和黃磊、孫紅雷喝酒聊天到天明。王迅最初以為黃渤酒量深不見底，相熟之後才發現，有時他明明喝高斷片了，但是靠控制力撐着，依然沒事人一樣。“他平常工作壓力太大了，需要在這個時間段真正地讓自己放松下來，然後和幾個朋友聊一些無關緊要的事。”
2017年黃渤回青島拍《瘋狂的外星人》，就住在海邊的酒店裡。白天人多，工作忙，黃渤一直熬着，直到淩晨1點，終于忍不住了，摸黑到了海邊。那是仲秋的青島，午夜的海水冰冷，黃渤躍躍欲試，沖下了水去幾次，都被凍了回來。
這個青島海邊長大的孩子，連說話都是海蛎子味兒，卻沒法兒在家鄉的海裡随心所欲遊個痛快。那晚黃渤悻悻地回去，在酒店的泳池遊了幾下，睡了。
黃渤無法直接拒絕那些懷揣着希望和夢想的人，“那麼苦悶的生活，有這樣的幻想，沒必要給人打破。”
最吸引他的，仍是市井生活。他心裡最向住的，是尋常小區，樓底下就是菜市場，出門走幾步，就能好好逛
國王的寶藏
不能随心所欲地混迹于人海，黃渤還是努力給自己找樂子。拍攝電影《一出好戲》期間，作為導演和主演的黃渤承擔了巨大的壓力和工作量。兩個月下來，他腰間的皮帶往裡收了三個扣眼兒。即便忙成這樣，黃渤還是在某個深夜溜到海岸邊，守着一年一度的海龜産卵。日本拍攝殺青的最後一天，黃渤給自己終于放了一天假，圍着那座豐美的異國海島轉了一圈，紮進他最愛的大海裡。
他對“物”的熱情也在瘋狂滋長。他家裡有一個“倉庫”，裝滿他從世界各地帶回來的心愛的小玩意兒。
有炮彈做的杯子，紙藝的燈，街邊的小畫，路上的石頭，能貼滿一面牆的冰箱貼，各國的風鈴，歐洲的鐵藝，台灣的鐵雕，泰國的木雕，日本的卡通玩偶……他最引以為榮的“壯舉”，是從歐洲背回來整整一箱100年前的門把手，純銅的、水晶的、玻璃的，他得意揚揚地形容：“都是維多利亞時代的，真的，純銅的那個，一收20多個，我的天哪，提箱子那把手都斷了！”
去世界各地的沙灘，他都帶一桶沙子回來；去北極圈，他就背回來一塊裸冰，化的雪水裝了兩個大口可樂瓶，一瓶送給好兄弟劉桦，一瓶自己沖茶，那味道“真的是不一樣”；在挪威冰雪森林，他尋覓了兩粒珍貴的兔子屎送給江一燕……
别人稱贊他有童心，他說：“我是個收破爛的。”
拍《一出好戲》時，劇組在青島搭建了一艘實景廢棄船。殺青後，黃渤就惦記上了。他把看上去最有質感的金屬窗、大鉚釘，都拆下來帶回家，幻想着有一天自己能蓋一個金屬小房子，把這些都用上。
這些寶貝，安安靜靜地躺在黃渤的“倉庫”裡。黃渤待在家裡時，就去倉庫裡扒拉寶貝看，感覺像國王坐擁的寶藏。
他享受獨處，也享受與自己聊天。畫畫是他與自己聊天最舒适的方式。剛開始練國畫時，他去買畫具，店主問：你要生宣還是熟宣？把他問愣了。老闆索性推薦他用最便宜的宣紙。他不介意，回來就開始動筆。
許多人誇他水平不錯，他卻不願意把興趣拔高，總是說隻是胡亂畫畫。
花鳥魚蟲、風景人物，油畫、國畫、素描，黃渤都能畫上幾筆，趕上手裡沒畫筆，用牙簽在香蕉上戳一隻馬頭，也樂在其中。
拍電影《尋龍訣》時，特效多，一個鏡頭的景要擺上兩三個小時，演員在現場各自打發時間。夏雨在一旁練魔術，黃渤就低頭畫畫。“天天烏泱泱的一堆人，你要不斷地交流。去做活動也好，采訪也好，或是跟人拍戲，永遠是這樣……其實那個（畫畫）就使自己挺舒服的。”黃渤說。
處女座都糾結，黃渤有時會随身攜帶一枚“糾結币”。硬币的一面是笑臉，一面是哭臉。
早上起床時，“今天這事會順利嗎？笑臉是Yes，哭臉是No。來一個！”說着，他在桌面上轉起了糾結币。
糾結币是為動漫《黃逗菌》打造的周邊産品。黃逗菌是黃渤的二次元平行萌物，身高6.5厘米，頭戴小黃花，酷愛秋褲，性格糾結，喜歡自己和自己對話。在第一季第一集裡，它提着一隻紅白編織袋，來到北京，開始了自己的北漂生活。
有人看了《黃逗菌》感到不知所言，也有人明了：興趣使然，做些可愛的事，一切都值得。
芥末綠提花毛衣PringleofScotland、馬卡龍色襯衫私人物品反差之下，黃渤感慨：生活本質的時刻在成名之前，而不是現在。“所以你說，為什麼說成名要趁早？我不太理解這話。”
不被異化
2018年早春，黃渤給某品牌拍的短片《瘋狂的兄弟》上線。故事裡，已經成功的黃渤，穿越回1994年，遇見了24年前的自己。北方農村的廟會裡，人群川流不息，小巴車吆喝着“青島五毛，崂山一塊”。44歲的黃渤，擡頭看着20歲的自己，留着長發，在簡易舞台上，模仿邁克爾·傑克遜跳着太空舞。忽然一個劈叉，“嘶”一聲，台上的黃渤褲裆裂開。他捂着裆下去，回到後台拿着針線自己縫補了起來。
這是真實發生過的故事，黃渤将它搬到了2018年，與現在的自己面對面。
那是他生命中最信馬由缰的幾年。他帶着自己的“藍色風沙”樂隊在各地演唱，“不以掙錢為目的，靠一個音樂夢想支撐，不管不顧，完全跟着心走。”他和樂隊的兄弟們，練新歌，跑新的城市，打開地圖，杭州沒去過，去吧；桂林沒去過，去吧，各地的名山大川，各式的亭台樓閣，拍了一堆背景雷同的照片，回家後分不清哪是哪。
每落腳一個城市，他們就打聽，你們這兒晚上最火的是哪兒？然後就興沖沖地去試場。他們去洋貨市場買布，自己設計衣服，“肩膀要插出來”，裁縫聽得宛如天方夜譚。拿到演出費後大家平分，各自往家裡寄錢，剩下的都放一起，集體保管。
除了年少輕狂的快意，也有辛苦。演出時要面對形形色色的觀衆。台下的人高喊着“黃渤，來喝一瓶”。黃渤無法拒絕，隻能一飲而盡，最多一次一晚上喝了11瓶。
江湖裡打滾，黃渤見過原本單純的人在風塵中變異，也見過惡徒在火拼時流露溫情。他發現太多真實世界的荒誕與變異，遠遠大于戲劇。黃渤說，生活最沸騰的部分始終在底層，“所有時代的最明顯的信息符号，都在他們身上……我們平時演的可不就是這裡邊的百姓嗎？”
炎涼看得多了，黃渤對生活多了一份松弛。他潦倒過，但不至于慘到沒吃沒喝；他被人輕視過，卻不至于讓他意難平；他對周遭的不恰當相當敏感，卻又能在事後呵呵一笑，就着杯中酒，唱一首《和往事幹杯》。
黃渤懷念那段人生。2007年，他到西安領獎，晚上偷偷跑回以前住的小旅館，看老闆沒認出自己，便裝作要住店的樣子，上樓到以前住的房間看了看。一切都是老樣子，隻能通過一人的窄樓梯，走廊上磨得锃亮的鐵扶手，鑲着磨砂玻璃的小窗……眼淚就流了下來。七年前，他就是從這出發到北京，演了人生第一部戲《上車，走吧》，開始了另一種人生。
成名後，上車前有人殷勤緻歉：“黃哥等等啊，車等會兒過來。讓您久等了。”上車後有人會呵斥司機：“怎麼不提前把空調打開！”他想起成名前，自己有一回在劇組拍夜戲，收工時找不到車回去，制片把他打發到飯車上，回程一路緊貼着飯桶。
反差之下，黃渤感慨：生活本質的時刻在成名之前，而不是現在。“所以你說，為什麼說成名要趁早？我不太理解這話。”
因為這份清醒，黃渤曾自問：幾斤幾兩心中還有數？他怕如今腳下的軟墊會讓自己身心不穩，扭傷了腳踝……他說：黃渤，别暈。
王迅說，黃渤的底色始終沒有變，“我記得他愛吃的東西還是那些東西，他也喝得還是那些。”在他看來，黃渤特别有魅力的地方在于，成名之後也能保持自己，不被異化。
孫雷眼中的班長，也和當年一樣，總是“賤嗖嗖的”。他們的班級聚會，有個特殊的傳統——每個男生都要被“扒褲子”。黃渤善于指揮大家扒别人的褲子，自己卻總有辦法全身而退。相比像個英雄、領袖人物那樣粉墨登場，黃渤更樂意讓别人寒碜寒碜自己，自己再寒碜寒碜别人。
另一些熟悉黃渤的人則念念不忘他的細心和周到。
他看到老師徐燕家裡沙發上有一個洞，就給老師換了個沙發。今年，他索性把老師接自己家，幫老師家重新裝修了一遍。
前段時間闫妮去拍戲，發現劇組一位工作人員拿着的手串品相不凡，後來得知，這串昂貴的手串，是黃渤送的。
闫妮說，黃渤和自己一樣，少年打拼，即便成名也不鋪張，送這樣的禮物，一定是因為黃渤知道對方真心喜歡這個東西，“他願意把好東西送給一個懂得的人。”這樣的贈與足以讓黃渤快樂。
孫雷告訴《博客天下》，“在我接觸的人裡，可能黃渤是屬于最不着痕迹的，最悄悄地去做這些事了，他都不會賣好。”
黃磊将普希金叙事長詩《葉甫蓋尼·奧涅金》開篇寫的“幸福是什麼？就是年輕的時候做年輕的時候該做的事，成年之後才去思考成年的問題”用在黃渤身上。他說，用四個字描述黃渤特别好——恰如其分。
他知道自己力所能及處，也承認自己力所不及處。在《極限挑戰》第四季“留守兒童”那期裡，“男人幫們”面對留守孩子的困境，七嘴八舌說出解決方案。黃渤卻格外冷靜。他意識到這些孩子的處境，是與社會發展相關，個人能給予的幫助有限。和孩子們玩了三天，他也琢磨了三天。最後他說，幫助和資助，最大的作用是給孩子留下希望。
在那期節目的鏡頭之外，坐車離開時，黃渤一直望向窗外的盤山公路，罕見地一言不發。工作人員詫異，回頭一看，默默遞上紙巾。紅色牛仔馬甲Dsquared2紅色T恤UniqloU黃渤的探問
“他是我覺得中國男人裡，見過世面，卻不油膩的那種人。”攝影師陳漫告訴《博客天下》，她是黃渤的朋友，掌鏡這次的雜志大片拍攝。
“為什麼……你們看過他唱《一剪梅》嗎？”似乎想到了那個畫面，她笑了起來。那是黃渤和左小祖咒為電影《夏洛特煩惱》演唱的主題曲MV，黃渤穿着黑白迷彩褲、黑上衣，站得規規矩矩，歌聲高亢清透，帶着莫名的放松和喜感。
拍完兩組造型，臨近收工，黃渤走出影棚，看到工作人員帶來的小奶貓，他把裝着小貓的雙肩包挂在胸前，折回影棚，叉腰，挺肚，一臉天真地重新站定在鏡頭前：再拍拍這個吧。
這是黃渤當演員時養成的習慣：導演要一分，他總是奉上三分。籍籍無名時，他拍《生存之民工》，把自己對劇本的想法寫成紙條，一張張塞進編劇的門縫裡，塞到最後編劇都緊張。
拍《大灌籃》時，闫妮經過黃渤的房間，看見半開的門裡，黃渤坐在房間裡織毛衣——那是劇中角色的本事。
“你就一直在這裡織？”闫妮不能相信一個大男人願意練這個。“嗯，我想織得好一點。”還有一次拍廣告，黃渤在現場和導演讨論“創作”。他覺得拍得挺好，但對方找消費者測評，問看完後記住了什麼？消費者說，記住了黃渤，他跳的那段舞挺好……
廣告最後沒播。黃渤從此明白，有一些規則，需要适應。什麼是活兒，什麼是創作，要分清。
“長大了，就慢慢開始懂事了。”他講這樁“糗事”時，自我開解般說：“其實有的時候，可能不會像以前那麼擰巴，還是會在這裡邊再找一些樂趣。”
為電影《一出好戲》做的宣傳，對黃渤來說，大概都是活兒——他為此所累，采訪這天，直到晚上7點，他隻吃了一頓飯——前一天的餃子，今天熱了熱，繼續吃。
但什麼都比不上創作帶來的樂趣。
2018年8月10日，黃渤執導的第一部電影《一出好戲》上映。
這部電影的構思，緣于10年前黃渤看完美國災難大片《2012》的思索：登上了諾亞方舟的人，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他設想出一種情境，一船三教九流，遭遇海難，遊蕩荒島，種種極端變故撞在一起，會是一個怎樣的故事？
巨大的故事開口，千萬個分支岔路一一擺在黃渤的眼前。
王迅告訴《博客天下》，黃渤不是沒有簡易選項：做一個純粹玩鬧的商業喜劇，依賴自己紮實的表演功底和良好的觀衆基礎，也能收獲不錯的評價。“但這個可能不是他做導演想追求的東西……他已經40多（歲）了。”
為了讓故事立得住、有價值，黃渤花了三四年時間打磨、論證劇本。
他和徐峥聊過，徐峥說：你拍不拍？不拍我拍了。
他和編劇團隊一宿一宿開劇本會，一遍一遍“蹚”劇本。最後他發現，自己最在意的還是“群體所産生的沖突”：老闆、保安、白領、普通員工，分明就是一個社會階層的金字塔，但當這個金字塔被從天而降的災難整體搬遷到荒島上，之前的社會結構，會發生怎樣的改變？權力以什麼樣的方式存在？到真正海枯石爛的境地，愛情會怎麼樣？
一個帶有黃渤生命印記的探問形成。不惑之年的黃渤，依靠前半生對人、對生活的認知積累，在衆多選項裡拍了自己的“一出好戲”。
能否完美，是否賣座，要不要向市場做出妥協，都是次要的事了。
王迅說，黃渤能說一句“不遺憾”，因為他保留了自己的初心。
這個初心，韓寒說，是“一個絕地求生中現人間百态的故事，呈現的是衆生相”。
在《一出好戲》的預告片裡，有一句宣傳語“命運逆襲，重見天日”。《博客天下》問黃渤，你覺得自己的人生有逆襲嗎？
他回答，表象看起來，可不就是這麼回事嘛。在觀衆眼中，他早已是小人物獲得成功的代言人。“最早有那個名詞——草根，我也不知道草根到底是個什麼東西，後來我總結一下，如果能是‘冬蟲夏草’，那不就草根嘛，那也挺好的。”
黃磊說，用四個字描述黃渤特别好——恰如其分。他知道自己力所能及處，也承認自己力所不及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