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江口沉銀——四川彭山江口古戰場遺址考古成果展”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展出，虎鈕“永昌大元帥”金印、多枚“西王賞功”錢、冊封後宮的金冊以及錾刻有“大西”年号、稅種和四川地名的銀錠等500餘件張獻忠“沉寶”再現世人眼前，這段明清往事也随之浮出水面。
“江口沉銀”二期挖掘現場（紅色部分為露出的河床基岩）
發掘區全景
彭山江口古鎮，江口沉銀遺址。視覺中國供圖
河床基岩模型圖作為2017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四川彭山江口古戰場遺址共發現文物4.2萬餘件，是明清史領域的重大考古發現。“‘江口沉銀’考古項目不僅出水了數量巨大的文物，印證了‘江口沉銀’傳說，還采用了大量考古新方法，堪稱盛世考古的代表。”中國國家博物館副館長謝小铨說。
“江口沉銀”确有其事
張獻忠（1606-1647），與李自成同鄉且同年生人。明崇祯三年（1630年），張獻忠在米脂參加農民起義。明崇祯九年（1636年），李自成往黃河下遊開辟地盤，張獻忠則前往南方長江流域，兩隻農民軍分别在北方、南方起義。1644年，張獻忠在成都建國，稱“大西”，後來兵敗四川，大量金銀沉入岷江江底。
雖然已過去300多年，但展覽為我們揭開曆史面紗的一角。
展覽分為序廳、沉銀出水和考古新章三部分，文物涉及地域北至河南，南至兩廣，西到四川，東到江西，不僅實證張獻忠“江口沉銀”的真實性，更是明朝中晚期政治、軍事、社會生活等方面最直接的展示。
獨立展櫃中的虎鈕“永昌大元帥”金印，是江口古戰場遺址發現的核心文物，對考證遺址年代和性質極為關鍵。這件罕見的金印首先給所有人提了一個難題：鑄造于1643年的它屬于李自成還是張獻忠？1644年，李自成建國大順，年号永昌。張獻忠1643年起便自稱西王，1644年稱帝後，年号為大順。現身江口的“永昌大元帥”到底指誰？此印又有何來曆？此物一出，便引得學界争論不休。
“永昌大元帥”讓人困惑，長沙府“歲貢王府”五十兩金錠則最為吸引觀衆。分量十足的金錠上有錾刻銘文“長沙府天啟元年分歲供王府足金伍十兩正吏楊旭匠趙”，可知此金錠原為長沙府上供藩王府的歲供黃金。張獻忠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占領長沙，至同年冬天，幾乎占領湖南全境。占領長沙時，張獻忠宣布三年免征稅糧，民衆歡呼雀躍。
明末農民起義多因明王朝橫征暴斂而揭竿起義，免征稅糧自是勝利後的題中之義。明代末年，貧者無立錐之地，連不少官軍都一貧如洗，而各地藩王府庫之中卻普遍積金銀百萬。據了解，這枚金錠即是已知明代金錠中的最大錠型，存世稀少。
另一件國家一級文物為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武岡州“都水司正銀”，一百兩銀錠為明代武岡州征收的、供工部都水司使用的稅銀，明代存世銀錠多為五十兩形制，一百兩官銀極為罕見。此次展出的出土遺物中，近150枚銀錠都是明代稅銀，“糧銀”“饷銀”“祿銀”“行稅銀”，稅銀地域涉及河南、湖廣、四川、江西、兩廣等廣大地域，成為張獻忠行軍路線的佐證和在四川活動範圍的證據。
江口古戰場遺址出水了大批反映明代封藩制度和社會生活的文物，對研究明代的政治制度、社會經濟和物質文化具有重要意義。例如，大量銀錠正是明代白銀貨币化的反映，對于了解明代财政史及明代中後期的财政制度變革極為重要；展出的各種金冊中，既有明朝冊封藩王及妃嫔的，也有張獻忠冊封後宮的兩件金冊，形制相似，等級極高，成為張獻忠大西政權建立後宮制度的物證；清代文獻中，就有張獻忠用木鞘藏銀以轉移财寶的說法，以木鞘盛裝，便于整理運輸，展覽中展出的藏銀木鞘便證實了張獻忠“木鞘藏銀”的傳說；而展出的帽飾、發飾、耳飾、腰飾等飾品，充分反映了明代中晚期的審美情趣和精湛的制作工藝，讓人得以一窺古人的日常生活……探測團隊成員在岷江布置水下探測。
展場中的沉浸式投影，立體地向觀衆展示了考古發掘現場的景象。攝影楊雲倩/人民畫報發現“江口沉銀”
從川西高原海拔3700多米的岷山南麓，岷江奔湧而下，在都江堰分叉，其中一支流經成都城區，名為府河（又名錦江），府河流經城東，在眉山市彭山區江口鎮再次彙入岷江。江口鎮旁的江河交彙處，正是傳說中的“江口沉銀遺址”核心區域，共計2.5平方公裡。
江口古戰場遺址是如何發現的呢？
挖掘機一鏟下去挖出大量金銀财寶，抽沙船作業不時抽出幾個銀錠，一鋤頭挖出一個金冊子，這些故事在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區江口鎮流傳，引來大量做财富夢的盜寶者。
“從20世紀20年代起，陸續有重要文物在江口岷江河道内被發現。”四川省文物局專職副局長濮新透露。2005年以來，岷江彭山江口段河道施工時陸續發現了一些與張獻忠有關的文物。
2016年10月13日，公安部挂牌督辦“四川特大盜掘古文化遺址”倒賣文物案宣布告破，警方共計抓獲犯罪嫌疑人70名，涉案金額達3億，追回各類文物千餘件，其中包括國寶級文物虎鈕永昌大元帥金印。這是2016年度破獲的全國最大文物盜掘倒賣案。這一案件，讓文化遺産的保護者和管理者們坐立難安，搶救性發掘勢在必行。
傳聞之中，張獻忠錢多是出名的，早在進入四川之前，張獻忠在陝西、河南、河北、湖北等地作戰時，就搜刮了許多民脂民膏。據說，張獻忠曾在成都舉辦鬥寶大會，24間房屋内擺滿了奇珍異寶、金錠銀錠，财寶之多不計其數。出土的銀錠都為明代稅銀，是明代白銀貨币化的反映。
“西王賞功”金錢。1644年，明末農民起義軍首領張獻忠據川時，自稱“大西王”，在成都建大西國，鑄造了“西王賞功”錢，分金、銀、銅三品。
長沙府“歲供王府”五十兩金錠。
江口古戰場遺址出土的金飾品。遺址出土了帽飾、發飾、耳飾、項飾、腕飾、指飾、腰飾等衆多精美的金銀飾品。
冊封後宮的金冊，是張獻忠大西政權建立後宮制度的物證。
金燦燦、沉甸甸的“虎鈕永昌大元帥金印”是江口古戰場遺址發現的核心文物，對考證遺址年代和性質極為關鍵。此物一出，因金印的年号及大元帥稱号，引起了專家學者們對物品所有者的探讨和研究。然而這錢卻“來之不易”。每占領一地，張獻忠不但搜刮官府、豪紳的銀兩，甚至連百姓也不放過。大西國政權建立後，官方公布私藏銀錢一兩者斬全家，私藏銀錢十兩者剝皮斬全家。
張獻忠的暴政，自然激起蜀人的劇烈反抗，再加上清軍的團團圍困，大西政權最終無法在四川立足，選擇自成都撤離時，張獻忠曾下令“剿洗全城，不留一人”。
1646年，是清順治三年，也是大西政權的大順三年，張獻忠率部從成都出發，無法回到同樣水深火熱的陝西老家，隻得再一次出川入楚，沿岷江南下轉移。守護川南的是前明參将楊展，得知張獻忠乘船南下的消息，決定在成都南大門彭山與張獻忠決一死戰。當張獻忠的軍隊船隻行至彭山江口河段時，遭遇楊展伏擊，船隻被焚，數千箱金銀珠寶也随之沉入岷江之底。八個月後，張獻忠被迫向東突圍，卻在西充被清兵一箭穿胸，他的一生便戛然而止。
自“江口沉銀”發生後，上至清廷、官員、軍閥，下至普通百姓，對這筆神秘失蹤的寶藏津津樂道乃至垂涎已久，前來尋寶的人更是絡繹不絕。曆史文獻中有許多關于江口之戰和沉銀打撈的記載，但幾百年來，關于張獻忠是否沉銀、沉銀地點，衆說紛纭。
直到2016年，眉山市公安局破獲了江口古戰場遺址這樁全國最大文物盜掘倒賣案之後，當地文物考古部門才在2017年和2018年對江口古戰場遺址進行了兩次發掘，共發現文物4.2萬餘件。至此，這宗三百多年前的“江口沉銀”謎案才算最終解開。
考古中的新趨勢
發掘這些寶貝實際并不容易，江口戰場遺址位于岷江河道内，古代戰場遺址面積過大，遺物沉積較深，水下情況複雜，直接采用傳統潛水發掘的方法不僅難度較高，水下考古隊員數量有限，也難以應對。四川省的考古工作者創造性地采用了圍堰考古發掘的方法，即在岷江的枯水季節用砂石造堰，即攔河蓄水大壩，用大功率抽水泵将堰内積水排出，将考古發掘區由水下變為陸上，這樣便能利用大型機械提高發掘效率。
此外，遺址的水文環境複雜，單件文物的幾何尺寸較小，文物埋藏于水下的卵石層中，分布零散、規律複雜。遺址考古工作中動用的各項科技裝備堪稱頂配。水上電阻率成像法、兩栖地質雷達、高精度磁法、頻率域電磁法……這些“黑科技”和考古發掘就這樣在四川江口明末戰場遺址發生了碰撞。展覽中還展示了用于探索文物密集區與遺址準确範圍的地球物理勘探儀、智能化測繪無人機等先進的科學儀器，使觀衆感受到考古與現代科技的協同合作。
據記載，1646年，張獻忠在彭山江口突遭伏擊，由于防禦和應急措施不完備被迫沉船，具體船沉在什麼位置，當年誰也說不清楚。
在本次發掘中，電子科技大學信息地學特色研究中心科研團隊運用電子信息技術手段，對超過10萬平方米的探測區域進行了掃描成像，探測了古河道的位置，為“沉銀有利儲集區”的劃定提供了有力證據。
本次科技考古研發的兩栖探測方法、裝備和融合處理與解譯平台，是國内複雜水域環境水下探測的一次大規模使用。“這次探測工作中所采用的新思路和新技術，對于江河、湖泊、淺海灘塗環境中的地下探測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鑒意義與推廣價值。”電子科技大學資源與環境學院院長胡光岷教授表示，團隊将進一步總結經驗，開創“電子信息+考古”的新局面，讓“給大地做CT”變得更加簡單高效。
“這是目前國内規模最大的内水考古項目，不僅是四川省内首次水下考古發掘，也是國内首次内水區域水下考古發掘。”江口古戰場遺址考古領隊劉志岩介紹，為更好地保護遺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聯合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産保護中心、眉山市彭山區文物保護管理所，在2017年和2018年對江口古戰場遺址進行了兩次發掘，為今後灘塗考古、淺水埋藏遺址的發掘提供了工作範式和借鑒經驗。
在展廳末尾，除文字、圖片展示考古發掘過程，還搭建了四面沉浸式3D投影區域，讓觀衆如同置身發掘現場，直觀了解發掘過程——泥土裡打滾的考古工作也變得“酷炫”起來。
而此次工作最堪稱道之處，在于它吸納了大批志願者的力量——江口古戰場遺址還是全國首次志願者全程參與的考古發掘項目。整個考古過程成為了一場别開生面的公衆考古實踐。“它激發了公衆參與考古的熱情，拉近了考古與公衆的距離，擴大了考古對公衆的影響力。讓公衆在真正了解考古、走進考古、享受考古成果的同時，更多地參與到文化遺産的保護中來，成為守護和延續中華文明的新力量。”中國國家博物館館長王春法說。
江口戰場放之于泱泱中華大地，不過微微一點。4.2萬餘件文物，像經曆了一場百年輪回：取之于民的寶藏，經曆長久的沉默和尋找，又經公衆之手再現世間。曆史的車輪滾滾向前，但文物能讓曆史返璞歸真。
（本報道未署名圖片由中國國家博物館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