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并不是一個明星通過公益實現自我救贖，或者放下驕傲，予人憐憫的故事文施展萍編輯王波袁立覺得很煩。一邊是有錢人，一邊是農民。她像一座橋，躺在那兒，任憑雙方從身上跨過去。談崩了，又來找她。夏天到了，舊病複發、煤爐沒裝好、病人家孩子要上學、病人家屬找工作……每天，袁立的微信被塵肺病人與志願者的消息填滿，影視圈的群聊被擠到了旮旯角。自從袁立被貼上一個“公益”的标簽後，瑣事像磁石一樣吸附上來，甩也甩不掉。這位明星覺得自己變成了一個CashBox，一個必須關心煤和爐子的人。她并不打算甩掉它們。她隻是煩，頭疼，意識到自己必須暫停一下。“我不覺得我可以救全世界的人，也不覺得我可以救這麼多苦難，我需要過自己的生活。”一年前的袁立不會這麼想。像是碰倒了第一枚多米諾骨牌，眼前接二連三的災難快将她擊垮了。那時，她覺得肩膀上壓的東西太重。600萬塵肺病人就像坐在一輛大車上，“大愛清塵”在推，她也在推。推不動，她就拼命呐喊，在微博上喊，在各種場合喊。但她感覺似乎很少有人聽得到她的求救，“别人還在秦淮河上聽着小曲兒，咿咿呀呀。”現在，2016年夏天的一個上午。在杭州西湖邊的宅子裡，她将雙腿盤在椅子上，有時身體靠着椅背，有時雙手托着下巴撐在桌上。隔壁屋子唱戲的聲音一陣陣飄進來，窗外飄着細雨，還有郁郁蔥蔥的綠樹和湖水。在這樣的環境裡，她顯得松弛。焦慮感暫時纾解了。過去這一年，她為别人的苦難哭泣過，與網友猛烈争論過，更多時候，是在與毫無結果的重複對抗。“你知道我有多焦慮麼？一看到這種信息我都害怕了，因為我覺得好煩，這沒有一個結束，幫助不是改善，是重複。”意識到重複的無意義後，已過不惑之年的袁立最近有70%的時間用來“發呆”，試圖重新梳理清晰一些問題。激動距袁立第一次見到塵肺病人，已經過去整整一年。留在同行者庹明生記憶中的是一張照片。起初，袁立還化點淡妝，穿一雙昂貴的白色進口旅遊鞋，雨天，道路泥濘，她一腳踩進去，鞋髒得不成樣子，看着挺可惜。但在見到塵肺病人那一刻，袁立的情緒明顯起了變化。蔡庸福是袁立在鄂西北的湖北口鄉見到的第一位塵肺病人，吸入太多粉塵後，他的肺像一塊又黑又硬的石頭，呼吸聲沉重。這種聲音在接下來的十幾天裡反複出現，像秋風起時樹葉摩擦發出的沙沙聲。袁立走出屋子，站在蔡家屋檐下，神情複雜，說不清是落寞、痛苦或焦慮。“就是那種痛苦你看不見，但是你知道”，一起探訪病人的庹明生在那一刻按下快門。事後袁立告訴他，“很難過，不能呼吸”。如果不是因為塵肺病，這是個再普通不過的村莊。地裡種着糧食，四處立着兩三層樓高的房子。但普遍缺乏審美，屋裡空蕩蕩的，沒什麼家具，混雜着一股牛羊和糞便的氣味。籠罩在平靜村莊下的是死亡氣息。許多人家中備着棺材，棺材用油紙包着，系着紅色帶子。在農村，提前預備棺材并不少見，家中有老人時，往往如此，似乎有了這口棺材，未來就有了指望。袁立到現在都不理解，“預示死亡的東西，怎麼會有希望呢？”在這些塵肺病村中，棺材的含義更特殊些。棺材的主人往往非常年輕，躺在床上不停咳嗽，直到身體官能衰竭，走向死亡。有關這些塵肺病人的故事，袁立後來在很多場合描述過：陝西向陽村的劉煥林見到袁立時正在為自己漆棺材，看她來了，一邊抹眼淚，一邊說“我太軟弱，不夠堅強”；同村的徐德地在又黑又潮的床上向她傾訴，袁立抱他，他有些不知所措，手虛搭在她背上；周文兵去世後，志願者請周母幫忙做登記，老太太從抽屜中将周文兵的身份證摸出來，用手摸着身份證，哭了，小聲地說：“我心好痛”。袁立也哭了。在“大愛清塵”項目發起人王克勤眼中，袁立是個性情中人，“蠻投入”的那種，能與農民道家長裡短。或許是演員身份賦予的敏感，袁立很能體察他人心理。在一位塵肺病人家中，袁立安慰一位老人，老人情緒激動，失聲痛哭。臨走前，袁立預感到會發生些什麼，頻頻回頭盯着老人，突然，老人要下跪，她沖上去一把抱住他。袁立的表現多少讓王克勤有些意外。他自覺和他一樣能吃苦的人不多，袁立算一個。他将每天的走訪工作形容為“上戰場”，早晨7點多，一幫人扛着家夥沖進山頭。袁立狀态不錯，走訪到了第8天，王克勤累了，擔心她，她說：我沒事。其實袁立的狀态并沒有王克勤所見到的那樣理想。日工作15小時，夜裡回旅館開總結會，睡覺時間很短。在身體極為疲憊的狀況下，袁立睡不着。她被“600萬”塵肺病人這個數字吓到了，想到有600萬人等着錢用，每天都覺得心裡“歇斯底裡”的。淩晨三四點，她還是睡不着。醫生給她開安定藥，一顆，沒用。兩顆，不行。第三天給了她三顆。上午起床，人是腫的，看上去暈乎乎的，“像傻了一樣”。崔永元後來将袁立當時的狀态形容為公益最初的激動期，像剛認識一個男朋友剛定下來，海誓山盟，就想一萬遍告訴你，有多愛你。
圖MiouLi
袁立在此階段的“症狀”主要表現為到處蹭WiFi發微博。眼前的一切都讓她驚訝，她的微博有時帶着憤怒，語氣激烈，充滿感歎号。她在朋友圈也發，很多朋友把她拉黑了，“他們覺得我每天吃好喝好好了嘛，你一天到晚一口棺材黑的，一口棺材紅的，我不要看。”一年後，她意識到當時的自己把情緒強加給了别人。這種“症狀”還表現為，每到一個地方，袁立就去銀行取錢，然後不停地給農民發錢。十多天下來，現金發出去20多萬元。據“大愛清塵”統計，走訪結束時，袁立的支付寶項目捐款數目是218萬元。同行的朋友不贊成袁立這樣做，擔心她在微博上的言論在外人看來顯得魯莽又對抗。但他們很理解她，憤怒是人在當時情境下的正常反應。憤怒過後，人會陷入深深的無力感，這才是漫長的需要自我搏鬥的過程。他們還擔心袁立不斷發錢的行為會造成不平衡，将複雜的救助做成簡單的捐錢。但他們同樣表示理解。第一次做塵肺病人救助時，庹明生開着車子到村裡去，回城時連油錢都沒有了，“都是這樣的，你當下能做的就是捐錢，直到把你身上全部能拿出來的東西都拿出來，做到你不能做了為止。”此前，他從未看過袁立出演的電視劇，隻在得知她要到來時，上網查了一下。直到現在，他都不覺得這位女明星身上有任何明星的樣子。在他看來，她就是一個能睡十多塊錢床闆的普通女人；一個沒有午飯吃，收到路人給的黃瓜高興壞了，蹲在路邊啃黃瓜的人。但她又有點特别，“她的表達能力、思考能力非常強，她不是有些明星那個鬼樣子。”盡管袁立情緒并不穩定，在那十多天走訪中，她的反思其實已經開始。她逐漸意識到，自己的救助方式并不能觸及本質。一台呼吸機無法讓一顆已經纖維化的肺再變回一塊柔軟的肉。況且，“600萬”這個數字過于龐大。公益組織的救助有限，錢物往往優先發給那些條件最艱苦的人。另一些人見到有人來幫助了，就把嘴張開，等着肉掉下來，但肉遲遲不掉。袁立有些沮喪，甚至産生懷疑，“我到底是給他們希望好呢，還是一開始就什麼都不給呢？因為你救不了他們。”從山區回來後，袁立去見了崔永元和一位知名企業家，希望從他們那裡找到答案。崔永元向《博客天下》回憶，袁立剛開始顯得特别着急，覺得公益組織的運轉效率不高。他們就效率與規範的關系進行過探讨。崔永元向袁立擺明現有的法律規定，遇到她覺得不合理的部分，袁立就會問他：“為什麼要屈就？”“在現有法律無法改正的情況下，不該随便去違反，而應在不違反的前提下提高效率，甚至動員更多的社會力量推進制定新的法律條款。”崔永元跟她解釋。問題談深了，袁立覺得壓力大，撂下氣話：“算了，我還是見一個幫一個吧”。但過段時間，她又跑來同崔永元探讨公益究竟該怎麼做。那位知名企業家則建議袁立幫助塵肺病人重新就業。“說的很對。”袁立覺得。她不想讓塵肺病人變成乞讨者，變成有人幫助就學會哭叫的人。她想幫助他們靠自己的力量站起來。在重新站起來的過程中，問題再次出現了。貴州的塵肺病農民養牛，袁立張羅外邊的人來買牛，雙方價格談不攏。“我根本不在乎你們那幾頭牛，你們産量太小了，我純屬幫你們。”買牛的人說。“賣不出去就把牛宰了，做成醬牛肉賣。”養牛的人說。山裡的人與外面的世界脫節了。他們不了解市場需求，而一旦認識上有差異，合作就很難達成。袁立很清楚，生意與憐憫是兩碼事。“沒有那麼多人會關心塵肺病人，你更不能打這個牌去賣你的東西，”這讓她感歎，“好難啊，非常非常難。”
2015年7月，袁立（左三）首次探訪塵肺病村
異類2015年夏天的這場走訪，打破了袁立生活的平衡。她沒想過自己會越陷越深。明星身份使她天然被賦予了某種期待，她代入感強，舍不得割舍這份期待。起初，袁立隻是在微博上反映所見狀況，發現微博也是一個救助渠道後，她在上面發起為塵肺農民募集呼吸機的活動。那是她表達情緒和尋求幫助的重要窗口，很長一段時間内，有關塵肺農民的内容占據了袁立微博百分之八九十的比例。一個暫時沒有影視作品的女演員，在微博上成天讨論塵肺病，很快被貼上了“公益”的标簽。有關這趟走訪成行的原因，媒體後來反複描述過：先是袁立在網上偶然看到“開胸驗肺”的新聞，心生憐憫，繼而查找到捐助塵肺病農民工的公益組織“大愛清塵”，聯系其發起人王克勤，跟去秦巴山區。原本，她隻打算做觀察者，看看這個組織是否可靠，由于志願者人手不夠，她換上志願者服裝，原定的兩天觀察變成十多天的走訪。但親自到苦難現場去，并在了解苦難後決定投入其中，絕不僅僅出于偶然。“苦難”與“貧窮”曾是離袁立很遠的東西。過去，她所知的最大的“貧窮”是新聞上刊登的貴州沒鞋穿的小孩。她一度對此存疑，“到現在我所去的地方也沒看到小孩子窮到沒有鞋子穿。”她出生在魚米之鄉杭州，家境不錯。少女時代，她的腰包永遠是鼓的，放學後，和女伴坐着公交車滿城找吃的，杭州的馄饨、生煎包，哪家好吃，她一清二楚。家境的優渥讓她從無危機感，同時也讓她很驕傲。導演趙寶剛曾形容，袁立腳下像是安了彈簧似的蹦着走，見人愛搭不理的，身上有一股“什麼都不吝”的勁頭。母親對她的描述則是一句長久以來的疑問——“為什麼大家都往右走，你要往左走？”她希望自己“不從衆”的女兒能“正常”一點兒，和别人一樣，不要抛頭露面。袁立念高中時，在浙江一家電視劇制作中心參加演員培訓。這家機構要他們去當群衆演員，拍攝一組群衆搖旗呐喊的畫面。她到現場一看，把旗子扔了就走了，“我不願意在群衆中呐喊，我根本就不是群衆演員裡的一個，我就是很驕傲你知道嗎？”在面臨人生重要關卡的考試時，她依舊我行我素。北京電影學院舞蹈課考場設在寬敞的大教室裡，一聲令下，所有考生都按要求學蛤蟆跳，還有人一邊跳一邊發出“呱呱”聲。袁立不去，一個人留在長凳上，直眉赤眼地看别人跳。她厭倦強迫，不喜歡整齊劃一。入校參加軍訓，走隊列時，袁立故意不好好走。“我知道這就是走走過程。”袁立的确不像很多人印象中的那些杭州人，那些性格溫婉的江南人士。她堅硬，直接，有點潑辣，有些生猛，是一種異類。“異類”袁立從小就生猛。相比婉約，她更愛杭州人“杭鐵頭”的稱謂，覺得這聽上去頗有俠骨；不喜歡小女人做派。她跟男孩打架，别人還沒出手，她的手“啪”一聲就出來了。不愛說話的弟弟被人欺負，她躲到屋子二樓的廁所門後，命令弟弟去把欺負他的人引來，等愣頭愣腦的男孩一步步走上樓梯，她就手執竹竿沖出來，一個橫掃，把男孩打得一路踉跄滾下樓去，從此看她眼神都帶着畏懼。成名後，看到有人跟賣菜的老頭斤斤計較，有人随地大小便或亂扔垃圾，她都會沖過去說幾句。在袁立的記憶中，自己逢說必赢。因為在理，不涉及利益糾葛，且聲音響，能震住對方。母親說她是個“吵架精”，她則“始終相信自己很有力量”。袁立評價過去的自己：有點正義感，談不上太熱心，有點好，不是太好。這樣的一個有點驕傲又有點好的人，很容易被激怒，更忍受不了善意被人利用。她也不是全然善良。她承認會對一些苦難視而不見，一些捐款是被迫的，參加一些慈善宴會并非由衷。在中國，早幾年，慈善晚宴仍是公益與明星嫁接最常見的方式。但多數情況下，這更像是一場明星們的自娛自樂，并未更大範圍地切入社會議題。袁立本也如此，初涉公益時，她對公益的參與僅限于捐款及參加宴會上，這符合明星進入公益行業的步驟，但多數人會止于這一步。那時的她并不了解苦難，也從不追問錢款去向，她的捐款看上去更像是在趕熱鬧。唯一一次由衷是碰上雲南省自然災害。她是真關心，親自提着幾十萬現金到NGO組織去，躲在車裡，請朋友把錢送上去。朋友回來告訴她，對方怔住了，一大早，一個大傻帽背這麼大一袋錢往人家桌上放，人家高興死了，笑得合不攏嘴。“你個笨蛋”，朋友說她。沒多久，這家NGO組織出事了。事情發生後，袁立很生氣，覺得自己的善意被利用，從此對公益組織存疑。後來，她又給幾家公益組織捐過錢，陸續發現一些問題。質疑的舉動正是從這時候開始的，她向一家公益組織追問錢款去向，對方很生氣，“好像什麼都不能問一樣。”被對方行為激怒的袁立，2015年從美國回來，當她拿出自己的一部分錢做公益時，她決定，必須考察對方是否可靠。
袁立想幫助塵肺病人靠自己的力量站起來
沖擊驕傲是在美國被打碎的。此前，明星袁立離真實的生活有點遠。千軍萬馬考入電影學院時，她覺得自己就是下一個鞏俐。事實上，她在學校表現很一般。她很害羞，容易緊張，表演課上，經常順手順腳走路。演小品時，她曾一人分飾多角，在台上跑來跑去，為幾個角色奔忙。或許是她的樣子太過滑稽，同學低頭竊笑，老師在台下喊：“袁立，你給我滾回杭州去。你應該馬上去滑稽劇團報到！”她覺得自己是一群俊男靓女中的醜小鴨，生活得有些壓抑。好在這樣的日子沒有持續太久。畢業幾年後，憑借《永不瞑目》中的歐陽蘭蘭、《鐵齒銅牙紀曉岚》中的杜小月等角色，袁立很快走紅，終日在天上飛，身邊被各種熱鬧圍繞。像做夢一樣。她後來發現，自己長久以來都是閉着眼在世上遊蕩，接觸不到底層人群，也不會再去路邊攤尋覓美食了。2004年出版的自傳《正午時分》裡，袁立回憶起演戲之餘，總有人說她太簡單，勸她該多接觸接觸社會，表現一些人性的複雜。對此，她的态度是“我做不到”。她似乎頗為自己這樣的态度自豪，認為杜小月一角之所以能成功，就是自己身上幹淨簡單的氣質起了作用。她願意将這種簡單堅持下去。那時，她的故事是小女生式的，對生活滿懷憧憬的。文字率真可愛，連傷心難過都是輕快的。海岩形容為“一串散碎的珠玑”。直到4年前去了美國。剛到美國，袁立去北極看北極光，同行的是一位鋪床單的服務員，當天隻有她們二人。老闆建議：“你們兩個人可以一起洗澡看北極光。”袁立不願意，心想：她是誰，我是誰，我幹嗎要和她一起洗澡？那時她有點等級觀念，“我現在知道我是錯的。”在一個沒有助手，也鮮有人認識她的地方，她需要與内心的驕傲對抗。當撞上學英語、填支票、交水電費這樣一些具體又繁瑣的事情後，痛苦也跟着落地。開車時，她手中拿着GPS，但黑夜裡，她什麼都看不清楚。獨自在黑暗中尋找方向的感覺後來持續了很久。每天，她都覺得自己像在曠野中獨行，無依無靠；又像機器碾壓過血肉，她被打趴在地上，滿地鮮血。“是一種漫長的破碎的過程”，說完這句，袁立的神情輕快了許多，像是終于在永無止境的黑暗中找到方向：“然後你才不會那麼驕傲，你才會洗心革面，你才會把你不好的東西拿掉。”這并不是一個通過公益實現自我救贖，或者放下驕傲，予人憐憫的故事。她甚至不太喜歡“公益”二字，覺得這詞表皮又中性，像塗了一層油，亮亮的，沒有戳到點上。她希望自己的姿态是蹲下來，平視别人，幫助别人。這是一個人敏感地體察到不同文化的沖擊，打破自己的驕傲後，想要主動修正一些不平等部分的故事。袁立發現，在國外，油漆工人會認為自己是藝術家，餐廳的服務員西裝革履，舉止得體。回國後，她注意到，“看到那些有名望的人，他們（服務員）那種谄媚，都意識不到其實已經把自己降低了。”袁立曾在自傳中寫過一段導演吳天明的故事。吳天明剛從美國回來時，帶了很多行李，想請身旁一位兩手空空的年輕人幫忙，這位年輕人不予理睬。這讓他感慨，在經濟大潮的沖擊下，真情被忽略了。十多年後，袁立也經曆了一個類似的場景。她拎着兩個大箱子，想請保安幫她提到車上，對方剛開始不理睬，後來在她的請求下幫了忙。剛回國時，袁立一度懷疑自己在國外待傻了，“像個傻帽公主，不知道人間疾苦了嗎？”過段時間，明白了，适應了。适應不代表接受。她不喜歡那些對她一口一個“袁老師”，轉身就對群衆演員大呼小叫的人。她不願淩駕于任何人之上，也不願被任何人踩在腳下。所以，她想讓受苦的人稍微舒服一點。“所以我為什麼要幫助他們”，她說起塵肺病農民，認為他們在接受初級教育的時候很認真，後來教育跟不上了，才淪落到去做礦工，受到傷害。事情的核心在不平等上。成為弱勢群體并遭遇不平等對待的事情，她也經曆過。1996年拍攝電視劇《雷雨》時，台灣演員剛進大陸，很受尊重。袁立畢業不久，沒有助理。吃飯時，她向煲湯的老太太要一碗蘿蔔排骨湯喝，老太太驚訝地盯着她，轉過身去，拿隻湯勺在鍋裡使勁攪，不再看她一眼。老太太的湯，是專門做給台灣演員喝的。“我覺得，哇靠，太他媽受傷害了。蘿蔔排骨湯有什麼了不起的，可是你受到的傷害可比沒有喝到這碗湯要深。”拍戲時，她從馬背上摔下來，胳膊骨摔成三段，劇組推卸責任。她想找律師，得到的回應是：“這麼個小演員還敢找律師跟劇組打架，永遠不許再提這件事，給你一點錢算了。”電視裡播放着劇組為台灣演員慶生的畫面，那位台灣演員被鮮花、蛋糕和毛毛熊圍繞着，制片、導演和主要演職人員都到場了，場面很隆重。她躺在醫院的病床上，看着這一幕，覺得心涼到了極點。這種不平等給袁立帶來的沖擊很大。她日後在許多場合重提過這件事。她想以此向農民工表達，自己也是弱勢群體，也會受到傷害，這世界存在着不平等，她要和大家一起努力修正它。盡管沒有多少農民工會相信一位女演員會和自己一樣受傷。審視袁立回國時，中國公益事業的發展已經曆過一輪變革。2008年被稱為中國公益史上的裡程碑，是全民關注公益行業的開始。但随着郭美美等事件的爆發，質疑聲很快到來。到了2011年，衆多巨頭公益組織被問責，影響巨大。質疑聲與讨論在不久後開始推動公益事業的變革。越來越多民間資本介入公益領域。公益雖仍處于起步階段，亂象重重，但公益組織謀求正規化發展的願望越來越強烈。公益組織開始從國外借鑒經驗，熱衷于探讨薪酬體系與人才培養機制，“職業化”成為一種共同訴求。在集體反思的同時，個體的反思也在進行中。有關救助塵肺病農民的事，袁立已講述過太多次。但現在，故事有需要被重新審視的部分。在首次見到塵肺病人的一年後，袁立否認了自己當時的情緒化。她認為在第一次前往秦巴山區的十多天走訪中，自己一直表現得很理性，并不因塵肺病農民的處境而絕望，也沒有因此産生無力感。現在，她将在周文兵母親撫摸周的身份證時哭泣的舉動解釋為特定情境下的情緒使然。夜幕降臨，天色藍黑，空氣微涼，一位母親沒了兒子，“在一種氣氛之下你會難過”。後來去貴州，下到當地700米深的煤礦時，袁立再次哭了。回憶起來，袁立說自己其實很清楚，那次下礦沒有任何危險，一定不會有意外發生。因此，整個下礦過程就像探險，面對地下黑漆漆的一片，她沒有特别的感覺。哭是因為她難過，“還有人拿命在博錢，拿命在養一家人。”細節無從考證，但從袁立當時的微博看，她是激動的、痛苦的、憤怒的。這些都很正常。在朋友看來，袁立一切痛苦的根源正在于她既感性又理性，一方面很憤怒，另一方面又在謀求與世界和解，非常勇敢，同時非常善良，“你進入到一定程度不為之所動就不會那麼痛苦，或者純粹感性不為之反思也沒什麼痛苦。但是這些東西放在一起都是痛苦的根源，她少任何一樣，都不會這麼難。”崔永元則認為袁立是一個特别感性的人。這樣的人在面對複雜的事情時會“占點便宜”，她不會壓抑自己，願意罵就罵出來，願意哭就哭出來，有利于她面對複雜的局面。他指的是袁立在網絡上的處境，那種“喧嚣比較多，挺傷情緒，說什麼話的人都有”的環境。崔永元特别欣賞袁立的一點是，在這個虛拟空間裡，站出來面對各種挑釁與情緒的竟然是一位女演員，“她挺棒的，特别剛強。”真正對袁立造成較大沖擊的事情發生在2016年年初。任能平是袁立在陝西見到的塵肺病人，她覺得他柔軟、謙卑且誠實。相識數月後，袁立決定，幫任能平換肺。1月6日，任能平做完換肺手術，從手術台上下來，狀态很好，兩人交流時，袁立發現“他的眼神有力量”。她很開心，甚至在微博上調侃以後可以演醫生，還必須是主任級别的。但當晚，任能平出現了嚴重的并發症。1月9日，任能平去世。隔天，袁立在微博上表現得很平靜：昨晚在重症監護室和塵肺病農民任能平最後道别，醫生拔掉他身上所有的管子，地上有很多污血。現在，我拿水沖洗鞋面上的污血斑迹，重新上路。現實情況是，袁立在病房裡哭了。朋友覺得她太可憐了，“怎麼這世界不給她機會？她所有的東西都不能收獲，隻能收獲愧疚。你會面臨巨大的空虛，深深的無力感和挫敗感。”同行探訪塵肺病人的庹明生有過相似的經曆，形容那種感覺“就像一廂情願地用一個巨大的善良的願望推着自己往前走，突然面前萬丈深淵，自己毫無準備，跨不過去，崩潰了”。換肺手術前，庹明生曾給袁立打過電話。“任能平怎麼想？”他問。“非常想換肺，有強烈的求生欲望。”袁立回答。“你怎麼想？”他又問。“一切條件都是最好的，應該沒問題。”袁立認為。庹明生在電話那頭說：“你說應該沒問題就是你的問題。這是科學，不是人的願望。”事後，庹明生回憶，袁立當時總是期待奇迹出現，不斷給自己心理暗示，沒有做好出現壞結果的準備。後來，袁立想以任能平為名成立救助基金，朋友們不同意。他們擔心，打着任能平的名号做這件事，會成為袁立這輩子的巨大陰影，走到哪兒帶到哪兒，永遠無法擺脫。走出陰影唯一的辦法是接受現實，認識到事物的局限性并接受它。崔永元覺得袁立很聰明。她曾在娛樂圈中越過無數高高低低的坎，那時累積下的經驗，在她進入公益行業遭遇困頓時，開始發揮作用。袁立的表現讓朋友們有些意外。她總是顯得孤獨、勢單力薄、性子猛，很容易受傷，但居然每次都能挺過來。這次也不例外。“如果每個人内心有一條河流，袁立就屬于河道比較寬廣的那種。水有足夠的流量，自淨能力就會提升。你如果是長江，灌十噸髒水算什麼呢？”朋友形容。
探訪塵肺病村期間，袁立捐出20多萬元現金袁立現在的公益觀：冷靜、體面、職業化
和解長期不斷的反思與内心深處一廂情願的願望，終于正面交鋒。在經曆巨大的挫敗感後，袁立開始消解憤怒，安靜下來，接受不好的結局，也接納自己的局限。“像我這樣，今天想到這個人的工作，明天想到煤爐，後天想到這個病人要做透析。哇，真的好煩哦。讓你天天去辦這種事情，你能堅持嗎？”她在跑步機上，氣息有點混亂。有時，她會做做運動，或者出去散散心，以物理方式對抗焦慮和疲憊。更需要被對抗的是重複的無意義。她形容救助的過程很像拍蚊子，拍死這一隻，那一隻又在繁殖了。她有很多困惑，對自己的行為也不夠滿意。她必須休息一下，找到更科學的辦法，不憑血氣行事，也不依賴感動，細水長流地做下去。庹明生覺得，這是一個特立獨行的人撞上了沉默的大多數，并且不知道這個“組合”最終會演變成什麼樣。這個特立獨行的人要求很高，不容忍瑕疵，想要找到眼下問題的完美解決方案。在此之前，她不會停下來。但眼下她隻能暫時和自己和解了。世界有其規則，苦難是個無底洞。“我把自己燃燒了又能怎樣？我救不過來啊”，她決定隻做生而為人能做的一點事，暫且抛掉焦慮和難過。丢掉“一驚一乍”後的袁立，在崔永元眼中顯得“特别可愛”。現在，應對網上的質疑，袁立越來越少說氣話，甚至懂得将質疑聲拿來為己所用，盡量平和、準确地表達自己，一些回複甚至引人思考。崔永元特别高興，那個大家都認識的漂漂亮亮的演員袁立正在變成一個思想者、行動者和觀察者，出現一個這樣的藝人，“比出現一個名演員難得多”。他勸袁立把公益變成生活方式。就像一天吃三頓飯，把它們都盡量做好。某次在杭州見面，崔永元告訴袁立，他不願她改變現在的生活方式，希望她可以像往常一樣出國旅行、去玩、去感悟、去思想。“那些在做公益後将自己弄得凄凄慘慘的人，一看就是後勁不足的。”崔永元說。袁立承認自己過去有點太着急。恨不得把錢打過去，病人就能立刻從病床上站起來。現在，她認為有一點點改變就夠了，“不要說我幫助他完全地改變，那是你自己的驕傲。”她意識到熱情是一種會很快消亡的東西，開始反感那些搖旗呐喊、以苦為樂的公益組織。她否認自己此前的情緒化，某種程度上是為表達自己現在的公益觀：冷靜、體面、職業化。與此同時，袁立接受了人性的複雜。周文兵的媳婦是盲人，得了乳腺癌。周文兵去世後，周母覺得被兒媳拖累，将公益組織捐給兒媳的錢扣下來，給孫子花。“從這點來說，你覺得這個老太太好嗎？但是她的兒子走了，那一刻确實非常難過。”袁立想明白一件事，善與惡是辯證的，你幫助别人，不是因為對方是個好人，而是因為對方是弱勢群體，僅此而已。“從某種意義上看，袁立是幸運的。”崔永元說。她見證了影視市場從弱到強的過程，體驗了公益從不規範到規範的成長，在互聯網從一片亂象到衆人有讓它合規合法的意願出現時，她也參與其中。他常提醒袁立學會享受這些過程，包括這些過程中接二連三出現的問題。就像這個不符合崔永元期待的環境，實際上為他提供了值得研究的範本。十多年前，袁立出演過電視劇《作女》，在劇中扮演女主角卓爾。劇中的卓爾單純又自我，想去貧困山區當老師，想去沙漠改變那裡的水質，想到荒山上種果樹培綠地。愛着卓爾的劉博把自己所有的錢都給了為山區募捐的卓爾，沒錢吃飯，天天喝米湯，最後暈倒在食堂，那一刻，卓爾決定嫁給劉博。當年三十出頭的袁立很欣賞卓爾這個角色，欣賞她有自己獨立的精神世界，且這個精神世界很美，沒有一絲污濁之氣。她甚至覺得，自己就是卓爾。現在的袁立大概不會這樣想。她不再向往簡單的燦爛，會為自己的眼神有了更豐富的層次而高興。她已經度過了公益最初的激動期，對所有激動派作風表示理解，“不帶點激動怎麼能做呢”，但又強調，激動隻是個燃燒點，要火持續地燒下去，得有充足的錢、足夠的管理人才、合理的運營方式，源源不斷地往煤氣管道裡輸送。現在，她正在尋找這些燃料。在鳄魚皮一樣堅硬的現實前，如今她選擇“把所有的門打開，以讓風自然地流動進來”。這是多年前濮存昕對她說過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