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天波編輯方奕晗
韓紅又哭了。
21歲的劉會雲縮躺在輪椅上，臉上沒有肉，凹陷的顴骨上罩着一層青黃色薄皮，身體消瘦，像一根曬蔫了的竹子。一分鐘前，醫生宣判了死期—胰腺癌晚期，僅剩三四天的生命。聽到這些消息，病人的父親面朝韓紅，跪地而泣。
除了臨終關懷，韓紅不知道自己還能為這個女孩做點什麼。她蹲下身，握住女孩的手，勸慰她别怕，念起了藏族的祈福經。“嘛呢嘛呢叭咪哞，孩子沒事，另一個世界和我們的世界一樣，甚至比我們這裡更好，那裡沒有病痛。”
幾乎沒有肢體反應的劉會雲抿抿嘴，睜開大大的眼睛看着韓紅，從牙縫裡艱難地擠出三個字—我愛你。韓紅瞬間崩潰，泣不成聲。
韓紅走到藥房區坐下來，胳膊扶在桌子上，抽抽搭搭哭了十分鐘。冉瑩穎走過來想勸勸她，一旁的毛阿敏攔了一下，“讓她哭，哭出來好得快。”負責發藥的運動員劉翔、歌手金池，外圍接待病人的拳王鄒市明，都時不時用目光掃一眼韓紅。明星聚集的藥房區迅速成為媒體的焦點，蔣欣、殷桃、沈夢辰、于莎莎等前一天剛從這個崗位撤離，現在由毛阿敏、劉翔、金池接手，最後幾天，接力棒會傳到陳赫、郭曉冬、光良、黃嘉千和女兒夏天的手裡。
“真對不住，我又失态了。”面對幾十家媒體，緩過神來的韓紅雙手合十說道。她的臉看起來有些浮腫，眼神裡充斥着絕望和無力，“我有錢，有專家，什麼都有，也什麼都做不了。”
這是發生在韓紅基金會“百人援甘”義診現場的一幕。幾乎每天，類似的無助場面都會上演。醫生們常常告訴韓紅一連串病名，幼粒性急性白血病、慢性淋巴細胞白血病、神經源性肌萎縮、嚴重原發性心肌病、先天性心髒病、尿毒症、嚴重燒傷以及各類癌症……這些病大多需要昂貴的手術費或者長期的康複治療，而病因基本是早期拿不出一兩萬元手術費、缺乏醫學常識或者近親結婚。新來的醫生、志願者、媒體為此感到震驚時，參加過多次“百人系列”的醫生則會寬慰他們：貴州有近親結婚生了四個腦癱小孩還繼續生育的家庭；西藏的一位母親因為拿不出200元醫藥費，眼看着孩子高燒失明……
韓紅對這些窮苦出身的人有一種天然的同情，總有“必須為他們做點什麼”的責任。這次出發前，在她主持的一檔音樂綜藝節目裡，為了給一位農民工争取演唱的機會，她臨時叫停了現場錄制。在兩年前的另一檔音樂節目裡，一位收入微薄卻始終堅持做音樂的建築工人讓韓紅感動，她現場留下了對方的聯系方式，告訴他：放心，我會盡力幫助你完成音樂夢想。
跟電視節目裡妝容精緻、愛賣萌、被稱為“韓寶寶”的韓紅不同，“百人援甘”現場的韓紅素面朝天，眼袋厚重，大多時候表情嚴肅。在這裡，她和她帶來的明星、醫生們常受到病人們隆重的謝意。一名50多歲的婦女接過一小包藥品後，突然跪地磕頭拜謝，這讓運動員劉翔和歌手金池手足無措，畢竟，那隻是一包城市尋常人家常備的幾種應急藥品。
義診現場，韓紅和著名兒科醫生崔玉濤問診幾乎每場義診，韓紅都會被跪地求助。這些前來看病的人，稱她是“女菩薩”“心地好的歌手”“能救命的人”，或者“最後的希望”。一名父親背着先天心髒病的女兒，淩晨3點起床，翻過兩座山，6點就在醫院外等她；每月收入隻有85元救助金的孤寡老人，花30塊錢打車跨過一個縣城追她；從西藏趕來的年輕人，懇求她給點錢治病。在義診病人等候區，一位父親正在跟女兒說話，七八歲的小姑娘盯着另一個孩子手裡的玩具。懊惱的父親突然一巴掌過去，聲色俱厲地罵她：“這是你娃最後的希望，一會兒看見韓紅老師要跪下，跪下，記住了麼？”女孩點了點頭，眼淚在眼眶裡鼓個包，又收回去。
此時的韓紅正被一堆媒體和醫生包圍。一名中年男子顫顫巍巍地遞給她五六厘米厚的一沓材料，“韓老師，人命關天。”他坦率地表達了自己的不幸，哥哥尿毒症，母親想捐腎，家裡拿不出十幾萬元的手術費。
“尿毒症啊。”韓紅嘟囔了一句，轉身對基金會理事長李健轉述了一遍，“上個地方追我們沒追上，追到這了，欠了很多錢。我覺得有救助的價值。”
負責診療的醫生洪欣勸韓紅，還是先做檢查，看看母親适不适合捐助，即使手術成功，受者也需要做終生抗排斥治療，手術費用需要十萬到十五萬，後期費用更高。李健在韓紅耳邊小聲強調了一遍，我們是救助不是救治。
韓紅歎了口氣，微微點點頭，安排工作人員先登記檢查。男子走後，韓紅對在場人員說：“我這會兒冷靜了，你們勸我勸得對。”
面對病人，韓紅有時會給出仗義的承諾—“别擔心，有我在，我會負責到底。”兩年前在青海，一個患有骨髓增生異常綜合征（一種血液病）的9歲女孩由于病情嚴重，被當地醫院放棄治療。韓紅不甘心，堅持要帶回北京治。随診的醫生勸她，手術費需要50萬，救助難度非常大。她态度堅定，說錢由她負責。
一年多的救治過程裡，這個小女孩接到了無數次病危通知書，直到去年3月出院。最後算下來，手術費花了150萬元左右，到現在基金會還在為她提供每個月8000塊錢的藥物治療費用。這有時會讓韓紅覺得無力，從事醫療公益，她必須在金錢和生命中間作出一個選擇—100多萬元是用在一個病人身上還是救助二三十個急需手術的病例。
韓紅承認，對女孩“救到底”的承諾是一次沖動，在陪着女孩經曆一次次生死手術後，她有些精疲力盡。她慢慢嘗試說服自己，必須接受自己的無能為力。對于血液病、腦癱等需要漫長治療的病例，她正在學着作出割舍。“必須是一個謹慎而為的事情。”韓紅拖着疲憊的語氣對《博客天下》說。她沉默了一小會兒，“你問的這個問題太殘酷了，非常殘酷。”
演員蔣欣在義診現場
歌手毛阿敏為病人分藥光環
“百人援甘”路上，韓紅走到哪兒都是焦點。300個人，100輛車，在群衆的矚目中駛過一個又一個邊遠鄉鎮。
車窗外，人群被警戒線攔住，大家舉着手機死死盯着每一輛車裡的面孔，生怕錯過任何一個明星。在這些地區，這可能是他們唯一一次親眼見到大明星的機會，更何況韓紅還帶了一個陣容足夠強大的明星志願者團隊。
每到一個新的縣城，韓紅會向當地政府和媒體重點強調這支明星團隊。她毫不避諱自己主動邀請明星的初衷—“我就是看重他們的粉絲，明星有帶動作用，要帶着粉絲一起做這個事。做好事藏着掖着幹什麼！”明年，她計劃邀請李易峰、吳亦凡和韓庚。
她把明星分配在藥房部和病人接待區，義診中基本顧不上跟他們寒暄幾句。藥房部的明星們會互相交換經驗：蔣欣走之前跟金池交代，要拒絕給條件不錯的人送藥，篩選标準是“穿得好的、用iPhone手機的、戴着金鍊子的以及手裡拿着車鑰匙的”；劉翔把包好的藥遞給病人時，金池會攔住提醒他，病人們大多都不識字，一定要說清用法和用量。
演員陳赫每次接待病人的時候，圍在外面的一些年輕人都會喊他的名字或者大聲尖叫。韓紅走過去對他說：“明星就是這樣，走到哪兒都有很多粉絲，也賺了很多錢。但是藝術家要有社會責任感，要有國家榮辱。”韓紅語氣堅定，指着自己被泥土浸染的鞋說，你看，藝術家就該這樣，腳踩在土地裡。陳赫頻頻點頭。韓紅笑着拍他肩膀，“小兄弟明年一定還要來啊。”
韓紅擁有強大的人脈資源，是娛樂圈的大姐大，為人豪爽仗義，喜歡結交各類朋友。對于支持過自己的人，她念念不忘。她經常跟媒體強調，孫楠如何轉機四個城市來支持她，毛阿敏主動打電話要求參與，蔣欣悄悄給基金會捐了20萬……
在這次援甘活動前的發布會上，姜文、那英、趙薇、汪涵等60餘位藝人朋友都錄制了應援視頻，劉濤、白百何、蔣欣、蘇芒、殷桃、金池更是到場支持。義診路上，她不止一次地對随隊采訪的媒體囑托：“兄弟們，這都是我韓紅這邊的人，以後你們報道的時候多擔待。”
韓紅擅長集合手中的各種資源達成目标。她的團隊裡，大部分醫療專家都是朋友介紹來的。每次說起這些醫生，韓紅都特得意，最常出現的介紹詞有“全中國最好的×科大夫”“全中國治療××病最好的醫院”。她能清晰地說出這些醫生做過的手術、分屬哪個科室，甚至跟着她的團隊幾年。同樣的，飯桌上，她也能準确地叫出常年跟隊的志願者姓名，并熟絡地聊起之前的趣事，或者開玩笑給單身男女牽線配對。
在義診現場，每次遇到疑難雜症時，韓紅都會認真聽取醫生們的意見，彙總作出決定。病人過多時，她會對着喇叭跟醫生們表達歉意：“實在沒辦法，各位專家辛苦了，我韓紅在這感謝大家了。”而對那些每天行車五六小時的司機和現場的志願者，她會換一種語氣—“兄弟們！大家挺住！”
她是這個團隊的中心。志願者們喊她“頭兒”“老大”，明星們喊她“老韓”“韓姐”，醫生們稱她韓紅、韓老師。在大家的評述裡，這個“老大”一身臭毛病，愛喝酒，愛吃辣（歌手禁忌），愛說髒話，脾氣有點暴躁。幾乎每個人都會說出韓紅身上或多或少的毛病，但大家無一例外地，最後都會補充一句—“挺喜歡她的，讨厭不起來”。
在最後一天的慶功宴上，韓紅一桌一桌地敬酒，每一次都一飲而盡，任憑助理怎麼攔都攔不住。一名志願者司機醉醺醺地說：“你看我們老大，喝酒跟我們糙漢一樣，喝就真喝。”他豎起大拇指，“你見過哪個明星是這樣的？”
首都醫科大宣武醫院神經外科專家淩峰已經陪着韓紅經曆了五年義診，也是韓紅最愛念叨的師傅。她把韓紅這種凝聚人的能力歸為“情商高”“有分寸”。淩峰記得剛來的那天，韓紅正在跟一幫司機插科打诨。淩峰給她介紹自己老公，韓紅一臉驚訝，“師爺啊，我沒看見。”然後對着老先生恭恭敬敬鞠了個九十度大躬，然後悄悄在淩峰耳邊抱怨：“師爺來了你怎麼不早說，讓人覺得這孩子不懂事呢。”
“不會讓任何人覺得難堪，對醫生、車手、文藝界是不同的方式。你不能拿對車手的那套對醫生，對車手說糙話，喝酒，大家開心，對醫生很認真地聽意見，每個人都覺得被尊重。她要整錯了，全亂。”淩峰說。
對于這些支持過自己的人，韓紅有一套自己的稱謂。淩峰、崔玉濤是“敬重的師傅”“有大愛的醫生”，李健是“生死之交的戰友”“身後最可靠的大哥”，車隊隊長白文傑是“我的老大哥，我們隊的英雄”，支持愛心活動的明星是“兄弟”“姐妹”。
除了說謝謝，她對這些人表達感激的方式更為實際—“有我老韓能做的，我一定盡力”。李健的母親生病，她幫忙聯系醫院、購買藥品；淩峰每年年底的科室聯歡會，一個電話，韓紅都會過去。此次義診途中的一個晚宴上，韓紅突然當場宣布，要成為鄒市明拳擊館的首位投資人和學員。
韓紅去重症病房探望鄒市明和冉瑩穎愣了一下，“完全沒想到，就是俠女、大姐大那種感覺。”
演員郭曉冬跟韓紅是多年的戰友，他覺得韓紅一直都是老大的角色，也喜歡成為這個角色。毛阿敏評價她是天生的領導型人才，“很有感染力，一說話，幾百人都服服帖帖的。”
當記者把這些評價轉述給韓紅的時候，她想了一會兒，否定了“老大”這個稱謂。她覺得自己更像一個組長和頭人，“組長和頭人是帶着大家一起去做一件大家都樂意做的事，他隻是一個帶領者；老大可能還有更多的敬仰、敬重在裡面。這個團隊有好多人都比我年紀大，我更像是一個組織者。”
江湖
對參加義診的縣領導來說，韓紅的到來也是一件“需要特别認真部署”的事。義診現場，韓紅經常會跟這些縣級領導簡單寒暄，涉及的問題從醫療條件、孤寡老人到精準扶貧、教育等。
韓紅擅長跟這些幹部打交道。一位腦癱男孩無法上學，韓紅笑着握住一位縣長的手，語氣溫和：“縣長，這個孩子我交給你了，你可得落實，完了我們留個電話，我得後續跟着啊。來這兒一趟，你們解決了哪些孩子的問題，我之後都得跟三運書記（甘肅省省委書記王三運）彙報啊。”
在另一個縣城，得知當天醫院所有化驗免費時，她高興地跟縣長說：“你們這個縣我喜歡，我又看到希望了。我韓紅一個人什麼也做不了，需要你們政府的支持。”
這些場景讓甘肅省一位領導略感驚訝：“她挺江湖、挺老到的，見什麼人說什麼話，也知道說什麼話能管用。”很多媒體會用“江湖”這個詞形容她的做派，志願者們則習慣在江湖後加上“俠女”兩個字。
韓紅不以為然。“江湖人往往是情感大過原則的，一般是指過去梁山好漢、社會人之類的。我承認我身上有情感非常濃厚的一面，但我不缺乏原則，我是21歲就入黨的孩子，好好學習過黨章和黨的制度，我覺得自己還是一個原則性極強的人。”
在公益活動現場，江湖式的做派能讓她更随意、更放松。相反，在具體的操作上，她推崇軍事化管理，認為這種簡單直接的方式最有效率。
她嚴格執行出行的時間、路線，要求車隊必須按照分配好的前後順序行進，禁止志願者晚上私自出行、聚會或者喝酒。她的叮囑也完全是軍人的語氣。在一次動員大會上，她一臉誠懇地跟下面的人念叨，老戰友要對新戰友有表率作用，表率之一就是“走到任何地方，都不拿老百姓一針一線”。在這次義診途中，一位喇嘛專程趕來為志願者祈福送佛珠。面對亂哄哄圍成圈的隊伍，韓紅扯開嗓子，以教官的語氣指揮：“全體都有，排成四隊，快快快，向右看齊，稍息！立正！稍息！”不到30秒，醫生、志願者、媒體人員全部列隊完畢。
軍人出身，她強調個人對團隊要求的絕對服從，“紀律第一”。一次義診結束後，有位醫生私自跑去為一個病人做小手術，韓紅知道後，在對講機裡罵罵咧咧，語氣激烈：“誰規定的可以手術，我韓紅知道嗎？在我韓紅的團隊，一個人是不能決定去完成手術的。”李健和一些醫生隔空在對講機裡承認錯誤、道歉，勸她消消氣。兩三分鐘後，對講機裡傳來她低沉的回應：“我剛才不是發火，有點激動了，對不住。基金會稍微有點事，我韓紅承受不住，希望大家理解。”
作為團隊的領頭羊，韓紅每天要為如何管理這個團隊操心。她承認，如何協調這些來自四面八方身份迥異的志願者、明星和醫生，是一種新的考驗。她想着盡快建立一種足夠嚴謹有序的制度，“我是把他們當兵帶，看着不是一個部隊，卻勝似一個部隊。”
這個團隊帶給她一種全新的自豪感和希望。當100輛車浩浩蕩蕩在西北蜿蜒的山路上攀爬時，韓紅想起早年幾輛車、幾十人時的狀況，她想拍着肩膀對自己說一句：老韓，你小子可以。
運動員劉翔給病人說明藥劑使用量責任
在百人系列活動前，韓紅每年都有一段時間在忙着籌錢。企業的贊助都是她一個一個電話，跟老朋友争取來的。青海那次，錢沒籌夠，她拉着幾個好朋友一起湊了600萬。
她曾陪一位企業家吃飯、喝酒，人家孩子滿月時去送禮品。企業家飯桌上豪爽地答應她捐100萬元，最後沒了下文。還有一次，她陪一位可能的贊助者吃飯喝酒合影，飯後對方提出想聽她唱歌。一行人又到KTV，對方點什麼她唱什麼，一個人唱了整整兩個小時，嗓子啞得說不出話。看着在娛樂圈向來狂傲的韓紅低着頭求人，李健有些心疼：“我們現在沒有公開募捐，錢都得靠她找企業，也沒辦法。”
“人家給是情分，不給也是應該的。”提起這些，韓紅輕描淡寫。她不覺得有多憋屈，因為這是她自己選擇的事情，“我不幹也行，自願幹的那就别說委屈。”
對于做公益的初衷和緣由，韓紅沒什麼故事可講，她更願意将其理解為“命運安排”，就像她的偶像阿甘（《阿甘正傳》男主角），美國征兵他就去當兵，認真打仗成了一個好戰士，讓他打乒乓球就學着打，一路打成了世界亞軍。“就是被推着走，我做公益也是這樣，我也沒想過做到什麼程度，我看不到未來，就踏踏實實認真走。”
義診路上，她每天睡五六個小時，大多數時間都睡得不怎麼踏實。她要操心的事太多了，額外追過來的病患，需要急救的病人，團隊的管理，跟當地領導的溝通，很多時候她還要自己駕車四五小時帶領車隊。她還會給自己找事，給老人申請救助金，或者幫助沒法上學的病患小孩解決就學問題。
她總覺得自己停不下來，也沒法停下來，需要她救助的人越來越多，她稍微慢一點，很多人就沒希望了。特别焦慮的時候，她會跟崔永元傾訴，錢不夠、病人太多、自己救不過來，一聊聊到淩晨四五點。她的身體沒有意志力那麼頑強，行程過半，她病倒了，心髒不适，上吐下瀉，時不時的腹痛讓她走路時不停地按壓肚子。
采訪安排在她等待副省長的間隙，說話時她需要時不時盯着酒店大門裡進來的人群。她癱坐在凳子上，看起來神色疲憊，“我必須得扛着啊，一個副省長到縣城來看我們，誰能替我做，我能依賴誰？”
自從貼上公益人士的标簽之後，韓紅必須對自己行為有所約束。在中國，公益人士必須有正面的形象。她一直自稱娛樂圈裡的乖孩子，不抽煙不吸毒不混夜場，還不止一次地拍着胸脯公開說過，自己是個“幹淨人”。
但現在，她還要克制習慣性說髒話的毛病。采訪中她有點激動，蹦出“我”後，歎了口氣把後面的字憋了回去。視頻采訪時，她會硬生生地停下說話，命令機器關掉，爽快地罵完，再要求對方打開。
她還得跟自己的暴脾氣對抗。李健記得，剛開始做公益的時候，義診期間如果有群衆強行上來拍照，韓紅會扯開嗓子罵對方，攔都攔不住；現在她會躲在保镖後面，要求助理們擋住那些拍照者，并維護好秩序。“她現在收斂了很多，畢竟是這個團隊的形象，她還是有壓力。”李健說。
也有勸不了的時候。去年貴州行程過半時，團隊特意放假休息半天，打算去周邊一個景點放松一下。李健堅持不能穿隊服，擔心媒體報道或者群衆拍照上傳微博，說做公益還去旅遊，引來不必要的麻煩。韓紅死活讓大家穿隊服，認為公益就該大大方方的，清者自清。兩人理論了半天，誰也沒說服誰。
當記者問韓紅這個身份會不會給她帶來負擔的時候，她擺手急忙否定。她換了一個詞—責任。“人活在世上肯定得有責任，我非常樂意接受這些。我來到這個世界的使命，或者說我現在生活的意義，就是在别人生命最關鍵的時候，推他一把，給他希望。”
幾年下來，她覺得自己的心态平和了許多。有一家媒體告訴她，有的病人覺得她唱一首歌20萬，錢那麼多幫幫大家也沒什麼。她聽後聳聳肩，一笑而過。“過去我肯定就說，滾你丫的，我的錢也是一首歌一首歌唱來的，也累。現在就想，這種人也可憐的，我的錢救了他，讓他活得輕松點，也是我的福報。”
她喜歡宗薩仁波切寫的《正見》，書裡總在闡釋人來人往，生命無常。她慢慢覺得，活得好不好全靠心态，心态好壞則要看自己的修為夠不夠。實在難過的時候，回到家，她會坐在一個角落，雙手打開，抱抱自己。“白天我是一個穿着盔甲的将軍，我從不依賴别人，晚上脫去盔甲，我是一個脆弱的小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