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巴拉深處》聚焦中國四川西部地區——這裡是中國第二大藏區、康巴文化的核心區，也是連接内地和西藏的重要通道。作品選取“香巴拉”這一藏文化符号作為題目，對川西獨特的自然、生态與人文景觀進行了精細刻畫，韻味綿長。這裡有多個世居民族生活，森林、雪山、冰川、峽谷、草原多種景觀并存，動植物種類豐富，屬于國内自駕遊的黃金路線。本片取法于《舌尖上的中國》，通過故事化的叙述方式，記錄了這塊土地上各族同胞的日常生活與情感世界，涉及人與自然、文化傳承、宗教信仰、民族交往等不同的主題。
“香巴拉”的文化資本來自藏族文化，《香巴拉深處》的影像語言很像是某種西藏影像的翻版，尤其是在《第三極》《極地》等播放之後，更容易使人産生這樣的印象。所以，在觀看《香巴拉深處》這部紀錄片時，那些超凡脫俗的影像會讓人有“似曾相識”之感。比如，制藏香、繪壇城的故事和細節，在諸如《第三極》等其他紀錄片中也可以看到。通常，這些紀錄片都擁有精英團隊和充足資金，其創作也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流程，多個調研小組、多個攝制小組協同作戰。作品的每集都由幾個小故事按照一定的主題排列，從結構上可以看到《舌尖上的中國》的影子。這些作品都是跨年大制作，加上是在高海拔地區拍攝，創下了數個全國或全球之最。關鍵還在于，此類影像在觀衆群裡從來沒有遭遇過“審美疲勞”，說明這種集約化制作方式仍舊有效。因此，從創作者的角度看，如何彰顯與其他作品的“異質性”，反倒成了突出的難題。《香巴拉深處》的主創闫大衆和顔占領，曾分别是《舌尖上的中國》第一季執行總導演和《第三極》的總制片人。過往的成功制作難免會帶來路徑依賴，對他們來說，如何避免題材、叙事方式和結構、畫面故事甚至情感結構的雷同或重複，是很大的挑戰。
首先，片子需在四川藏區内尋找全國通曉并能接受的“象征資本”，用以提挈全篇。而目前這塊土地上最大的IP就是“香巴拉”。“香巴拉”是藏語詞，更加通俗流行的是英文譯詞“香格裡拉”。這個詞的流行，某種程度上是西方世界對藏文化長期“他者化”想象的結果。美國探險家、植物學家、人類學家約瑟夫·洛克在上世紀初于川、滇、康等地考察，為美國《國家地理》雜志撰文介紹此地，向當時的西方人打開了眺望“香格裡拉”的窗口，激發從未到過此地的英國作家詹姆斯·希爾頓創作了《消失的地平線》，一舉成就“香格裡拉”的美名，更令“香格裡拉”一詞在西方家喻戶曉。
從上世紀末到本世紀初，西南民族地區從發展旅遊業出發，把“香格裡拉”以及洛克本人在西南的行迹作為文化資本大加挖掘，引發川、滇各地紛紛搶注“香格裡拉”的命名權。2002年，雲南迪慶藏族自治州的中甸縣拔得頭籌，首先宣布改名為“香格裡拉縣（市）”。随即四川把稻城日瓦鄉改名為“香格裡拉鄉（鎮）”，2005年四川鄉城縣桑披鎮也更名為“香巴拉鎮”。
“香格裡拉”（香巴拉）這一文化資本符号被鈎沉并經營，順應了轉型時代經濟發展的需要，也賦予這塊土地上原本堙沒無聞的景觀和曆史文化以新能量，激起全球遊客的極大熱情。本紀錄片以此為名，是整個社會文化生産的需要。“香巴拉”的本義是用宗教精神追求和尋找的一片淨土，在當代世界的文化語境裡，無疑具有東方主義色彩。國内争搶“香巴拉”（香格裡拉）的命名權，本身就是一種“去曆史化”的文化景觀。
需要提出的是，我們一定要正視藏族文化在當代東西方人精神生活中發揮的積極作用。而如何摒棄“東方主義”，恐怕隻能在對“香巴拉”的文化生産過程中，對症下藥才可以實現。而從《香巴拉深處》中可以看出，影片很是下了一番功夫，讓“香巴拉”最後呈現出了别樣的内涵和意義。
為挖掘與發現“香巴拉”的驚人之美，這部片子采用4K超高清的拍攝設備、無人機拍攝以及遠程控制拍攝等多種組合拍攝方式，目的是為觀衆帶來一場視覺盛宴，産生身臨其境之感。這種4K級别的分辨率實現了電影級的畫質。當然，技術領先并沒有解決“香巴拉”這一文化符号自帶的西方視角，反而，先進技術背後更容易隐藏作品的文化意識，尤其對于“香巴拉”這一題材。人們可以利用此技術設備将“香巴拉”展現得更纖毫畢現，但這種技術升級反而有可能使人忽略文化表述的升級。如果“香巴拉”的形象本身是西方中心主義的文化建構，那麼，我們在新時代如何改造它的先天缺陷，使它成為更具有實踐性的文化《香巴拉深處》劇照生産？這考驗着創作者的膽識，也考驗着觀衆的解讀能力。
《香巴拉深處》劇照
《香巴拉深處》首先确立了散文化的叙述方法，這種不疾不徐的叙事形散神不散，通過散點透視，最後描繪出“香巴拉”超凡脫俗的和諧自然美景，也揭示出“香巴拉”的自然美景與文化遺存對于當代中國甚至世界的啟示。如第三集《秘境》中，年輕的昆蟲專家王正陽講述了香巴拉的生态多樣性，這種生态多樣性成為本地區文化多樣性的一種匹配，兩者相得益彰。而文化多樣性的外部體制依托，也在不經意間娓娓道來。影片并沒有屏蔽外在的社會約束與規定，把“香巴拉”刻畫成不食人間煙火的世外桃源。外界與本地人士交叉作為叙事的聚焦者或講述者，人類學的客位與主位叙說也交替進行，這一點和其他同類題材紀錄片形成了相當大的反差。
生活在“香巴拉”的古老民族，從來就是一個複數。這一簡單的事實在文化生産的意義上非同小可，因為它在知識論的意義上徹底擺脫了曆史上西方中心主義帶來的桎梏。除了藏、彜、傈僳、羌等少數民族文化在這裡生長，更有漢族和國際人士的頻繁出現。如此，“香巴拉”也掙脫藏文化的原本屬性，而指向了一種新的含義。川西曆來是各民族交融的地區，在近代史上更是各民族交彙的熱點地區。《香巴拉深處》雖然沒有将此地域文化作為講述的重點，但叙事中仍然時有點綴，少數民族群衆說漢語或四川方言的比率不低，即是明證。第四集《相遇》中那個漢藏婚配的男主角的家族尋根故事背後，其實就隐約折射出了川西地區豐厚的曆史文化的光影。
《香巴拉深處》在每集講述故事的過程中，既明确了人與自然、文化傳承、宗教信仰、民族相處等大主題，如大美的風光、奇異的民俗、簡單的生活等，又沒有被藏區刻闆印象所束縛。紀錄片不斷傳遞的科普、國情教育、生态環保、社會治理、考古、非遺等社會知識和信息，使得“香巴拉”成為具有時代性的多維時空概念。“香巴拉”的奇人奇事在被展示時，常常不露痕迹地帶出相關人、事的現實文化背景，尤其是政策背景，破除了“香巴拉”作為世外桃源的虛無。散文化的旁白沖淡着影片的外宣動機，但誰都能看出來，影片已經采用了一種完全不同于以往同類題材紀錄片的叙事方式。
當然，在《香巴拉深處》還會發現其文化表述的模糊性。如果沒有清醒的文化自覺，“香巴拉”的符号便會顯露出暧昧。如第一集《樂園》裡，藏族女孩澤仁拉姆被媒體看中，擔任攝影作品的模特。這個故事在所屬序列中，原來是為了講述人物與家園間扯不斷的醇厚親情。因此，澤仁拉姆反複被問到如果離開家鄉到大城市發展，會不會回來等問題。因此，在澤仁拉姆作為模特被拍攝的過程中，還透露出陳舊的東方主義式的“看”與“被看”關系。澤仁拉姆的形象常被選出作為本片的宣傳廣告，也體現出這種根深蒂固的表現視野和美學觀。
第五集《心願》中，講述了一位景區規劃師的故事。她随鄉幹部一起調研，在尊重藏民意願和自己的規劃理念之間徘徊，最後驚詫地發現有些藏民對保存自己文化傳統并不在意，甚至還向往漢族民居樣式，以圖盡快緻富。所以她的規劃理念開始并沒有得到藏民的認同，她的工作倫理受到了現實的挑戰。這是一個兩難，但這正是這個時代擺在知識分子面前的新問題。如何改變現實并創造未來？影片中女規劃師的規劃思路并沒有明确說明，似乎隻是表達了對現有開發無序和無目标的不滿，但在商業與政策的交彙點上，又找不到可參照的先例。在反對景區民居千篇一律的前提下，是保持景區建築的協調統一，還是嚴守傳統？在這塊待開發的處女地上，景區女規劃師的價值和文化象征意義被凸顯了出來——她個人更需要獲得面向未來的文化方案的啟迪。
當代的“香巴拉”，确實需要在更高的起點上去重新“規劃”。
當然，在紀錄片裡的一些故事中，有時仍讓人感覺到揮之不去的“東方主義”的影子。比如那位推廣蔓越莓的奈特博士的形象就有點被莫名其妙地拔高，而民歌搜集者熱西才讓旦的事迹則有着明顯的擺拍痕迹，這都與“香巴拉”一詞自身攜帶的文化表述積習有關。當地理上的遙不可及被不斷延伸的公路鐵路和互聯網所打破，借由這份現代都市人群對于“香巴拉”的向往和敬畏，“香巴拉”的文化想象也越來越需要尋找新的方向和形式。“香巴拉”這個含義複雜的文化符号的确可以利用，但前提是文化生産者必須具有“文化自覺”。從《香巴拉深處》看來，其社會文化效益還有一定的上升空間。隻要未來的規劃師們不斷提高文化自覺，久久為功，馳而不息，一定會助力這片土地創造更美好的未來。（責編梁黎）
《香巴拉深處》劇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