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10日，法屬留尼旺島，當地對海岸線展開搜索，繼續追蹤馬航MH370殘骸殘骸搜索
那一刻具有某種魔幻色彩。騎着摩托車沿着沙灘緩緩開過，他看到了那個蜂窩狀物體，在非洲烈日暴曬之下，反射出光芒。他跳下車，撿起它，确認是一塊飛機殘骸。姜輝與2014年3月8日消失的MH370，有了最近的接觸。
興奮與驚訝湧上心頭。尋找殘骸，是姜輝跨越半個地球，來馬達加斯加的目的。在2016年12月，為期8天的搜索裡—之後他還去了毛裡求斯—那是他找到的唯一一片殘骸。
但很快，那感覺裡混入悲傷與無助，“要靠家屬自己的力量去推進MH370的真相浮出水面，真的是太難太難了。”
與官方在深海中利用高科技儀器的搜索不同，這種民間的海灘搜索，依靠的僅僅是肉眼和腳力。能在短短幾天内就找到殘骸，屬于小概率事件，難免有些神秘的運氣成分。迄今為止，全世界僅發現不到30片疑似MH370的殘骸。美國探險者BlaineGibson憑着對未知事件的好奇，通過自費搜索，找到了其中的15塊，但那是用了幾年時間，通過團隊才完成的，Gibson親自撿到的隻有兩塊。
與姜輝同行的，是一支家屬們組成的“國際縱隊”，除了3個中國人，還有強壯高大的法國人GhyslainWatrelos，印度裔馬來家屬Nathan父女，以及兩位馬籍華人。就連Gibson也一度加入，這位探險者給家屬提供了許多實用指導。這支隊伍不是如無頭蒼蠅般随機選擇地點，而是根據澳大利亞海洋學家CharithaPattiaratchi就洋流流向判斷後提出的建議，兵分兩路搜索。
那段經曆像電影一樣。在馬達加斯加，鳄魚與毒蛇曾與姜輝近在咫尺。他們坐着皮卡開在土路上，“咣當、咣當、咣當”，屁股幾近散架。海灘優美如畫，沙粒細如面粉，走上去“嗞兒、嗞兒”地響，連走幾十公裡不見旁人。在那座搭乘直升飛機方可抵達的聖瑪麗島，酒店沒有網絡，到了晚8點就斷電。有一次跨島搜索，浪太大，船擱淺在岸邊，他們唯有把東西打包丢上船，然後跳下海裡去推，好幾個人根本不會遊泳。當船浮起來，“大家唧裡咣啷就往船上蹦”，浪不斷打來，有人掉下船，還有人受傷流血。
他們去到幾個部落，把消息帶給漁民，日後一旦發現殘骸就有5美元獎勵—對當地人來說已經是有誘惑力的酬勞了，後來真有一片殘骸是這麼找到的。溝通頗為麻煩，馬來華裔把中文翻譯成英文，法國人Watrelos把英文翻譯成法文，當地雇傭的司機再把法文翻譯成漁民能聽懂的土語。
運氣在某些時刻眷顧他們。旅途中，他們遇到一位華裔，聽說他們的經曆後，那人說不用再逐個部落去找了。他經營着全島最大的一個超市，所有部落的酋長都會來采購，他可以把印有殘骸辨識方法、上交地點等信息的宣傳冊複印後，交給他們。
姜輝把那片殘骸帶回中國，交給了民航局。相比海中搜索，岸邊殘骸的價值有限，它更具象征意義。世界的關注在流失，姜輝說：“希望我們這種決心，能讓各國政府看到，希望能感動他們，打動他們，讓他們知道家屬沒有放棄，希望他們也不要放棄。”
MH370失聯乘客家屬姜輝（攝影常克永）一個癡迷者
44歲的姜輝完全不在意個人整潔，頭發永遠是淩亂的。他的房間雜亂無章，堆滿馬航相關各種資料。這幾年的焦慮與失眠，為他新增不少白發，臉上也長出斑點，顯得比實際年齡蒼老。
他已經失業快兩年了。大學畢業就進入那家公司，工作20年，銷售業績多次排名第一，MH370出事後，他就變成了一個麻煩。解約時他對老闆說，“這回你也放心了，以後不會有這部門那部門給你打電話了。”他後來再也沒有找工作。他的人生有了新的意義，圍繞一個目标展開。母親姜翠雲在那架飛機上。
過程裡難免有自我折磨的意味。2015年9月，他經曆了為期8天的絕食。他買了5個有紅外功能的攝像頭，裝在家裡不同位置，上廁所也拿着一個，隻對着臉部拍攝。每天倒是過得很充實，白天研讀馬航資料，晚上9點就收集視頻，壓縮、備份、上傳，弄到一兩點才完事。夜裡睡不着，在客廳沙發上他坐在黑暗中幹瞪眼。8天裡除了喝水隻吃點維生素片，沒洗澡。
遵守警方要求（絕食前他被派出所傳喚做了承諾筆錄），他将行動影響力降至最低，整個過程外界幾乎一無所知。他做了個不公開的端口，開放給了幾家外媒觀看，但人家很快就喪失了興趣。他沒告訴其他家屬，但這事還是被人知道了，第三四天，有人跑到他家裡勸解，直至此時，姜輝的妻子才反應過來，原來過去幾天都睡沙發、号稱要減肥的丈夫在絕食。但沒有人能阻止他。
絕食是因為總得找些事情做，後來他總結，2015年是他最為無助的一段時光。空港中心的中國政府聯合工作平台在當年4月關閉，家屬訴求将走信訪渠道。“當時我很不願意戴上這個帽子，活了40多年，突然變成上訪戶了？”姜輝說。那個詞從不屬于他的人生，他家境優渥，父親是名高級公務員。馬來西亞政府人員也從空港中心撤離了，家屬難見一面。隻剩下馬航每月見面會，但馬航不負責搜尋，一問三不知，提問隻能轉達，見面會變成了家屬情緒的發洩口，哭鬧一番各自回家。
那次絕食之後幾個月，在姜輝家客廳，他與記者聊起僵滞的局勢，妻子與5歲女兒也在房間。以前采訪時他避開家人，但現在他似乎表現得無所謂了。對于他的癡迷，妻子偶爾發牢騷，但姜輝稱并沒有因此而影響家庭生活。
他有很多想法。他曾向家屬介紹過一個宏大計劃—信标漂流測試：租一艘船，沿着總長1000多公裡的“第7弧線”—那是多國專家通過MH370與衛星進行自動通訊的數據，預測飛機落點的一片弧形海域—隔十幾公裡抛下一個裝有GPS的信标，看看最終會漂到哪裡，以佐證飛機落點以及殘骸流向。
姜輝瘋了嗎？不，他是通訊專業畢業，他稱這是他的本行。筆記本上密密麻麻列着計劃書。當然還有很多細節要考慮，比如：電池續航能力要好，最好是用太陽能，因為“做到三五年都要有可能”；GPS使用北鬥系統，相對便宜；時間選擇3月份前後，盡量能還原現場情況。
他的另一個想法聽來也頗具雄心，征集10萬人簽名請願白宮，要求美政府公布疊戈加西亞軍事基地的雷達信号，了解MH370的飛行軌迹。通過網友介紹，他找到一個美籍華人，負責推進這件事。
當初家屬自發成立的“家委會”已經不存在了，但家屬們并沒有變成散沙，通過微信群組，他們形成了一個共同體。投資人宋春傑曾是“家委會”核心組織者，但他住在香港，工作繁忙，姜輝則因為對此事的投入，成為群體中的隐形領袖。很多的家屬聯合聲明，由他起草。宋春傑當面說過姜輝：“你連工作都沒有，你怎麼生活啊，沒有生活，你找個屁飛機啊。老婆、孩子怎麼辦？最後你是害别人！”但内心裡，宋春傑佩服姜輝，“他比較執着，屬于一根筋的人。”
姜輝小心翼翼地維系群體的團結，他挂在嘴上的一句話是，“求同存異”。在他管理的微信群裡，他總是調和不同觀點，從不與人争辯。他樂于對媒體講述那些家屬們的美好，比如雲南魯甸地震後，家屬們有“設身處地的感受”，紛紛捐款（為了不制造道德壓力，他設定每人上限100元），最後湊足12000元，以群體之名捐獻。
家屬們隔三差五見面。他們去雍和宮祈福。他們與警察發生沖撞。在那些不祥的消息宣布時，他們一起抱頭痛哭、互相鼓勵。他們經曆了所有的憤怒、驚慌、無助，而彼此的存在，是這片悲傷的海洋中僅有的安慰了。
他們分享着新聞與流言，老人們也學會使用智能手機，在這個全球資訊流通時代，很難有什麼消息被他們真正錯過—護送高尖儀器的8個技術專家、植入了炸藥的4噸山竹、CIA特工與以色列情報部門的參與、可疑的疊戈加西亞島的美軍基地—陰謀論從MH370消失後的第一時間就開始流傳，并不斷衍生各種各樣的版本。當有人在網上看到一本名叫《MH370應該在這》的地下出版物的封面，立刻發動大家行動起來，天津家屬很快就找到了作者—一個河北籍退休老先生，從他那裡直接購買了三四十本。結果令人失望，那是本拼湊出來的書，根本沒有指明MH370到底在哪兒。許多消息已經被證僞。這不妨礙很多家屬相信，飛機被劫持了。
基于這個前提，家屬之間當然有分歧。2015年底馬航提出了252萬元和解賠償款，是否領取成為矛盾焦點。和解隻是放棄後續經濟賠償責任，并非放棄追尋真相，但家屬群内的“政治正确”的看法，選擇和解等于承認乘客死亡，是對群體的背叛。
姜輝能理解那些選擇和解的人。那是政府的推動方向，有的家庭裡有人當公務員，唯有配合。有的家庭失去了經濟支柱，生活不易，需要那筆錢。和解是個人隐私，家屬間互不知曉，隻能捕風捉影地猜測。姜輝提出要求，微信群内不允許讨論任何屬于個人家庭的決定。
但短暫的平和很快被打破了。馬航事件2周年前後，一份39人的和解名單抛到了群裡。就連司法部指派與馬航談判的中國律師團，都大為吃驚。名單就像一枚炸彈，引發了家屬之間的攻诘，極端傷人的話也出現了—“年輕媳婦，認人死亡以後，好再找個主，解決性生活”，“認錢不認人，飛機上是你義父。”
姜輝極為痛心，他在群裡留言：“我們都是同命相連的人……我們人生不應遭受這種痛苦和折磨，但事已至此别無選擇。我們建立微信群是互相溝通和取暖的地方，應該是個精神的家園和共同攜手和肇事者戰鬥的地方，而不應該是家屬之間的屠宰場。”
名單的發布者是一個叫文萬成的山東大爺。後來，姜輝把他從群裡踢了出去。
姜輝的敵人
關于文萬成這個人，家屬們對他存在着截然不同的描述。一個20多歲的田姓小夥子說他是“果敢、有智慧的老人”，但也有人說他是“人渣”、“世界觀、道德有問題的人”。姜輝從未攻擊過文萬成。
兩人的矛盾是公開的。早在2014年中期，文萬成就找到律師張起淮，并号召大家一起維權。張起淮是航空法專家，代理過多起空難索賠，他表示願意免費代理MH370家屬。但姜輝不信任他，認為他有炒作目的。後來他承認，對找律師存在心理障礙，更願意把控制權拿在自己手裡。不止是姜輝，很多家屬樸素的價值觀裡，張起淮有一個“污點”，他代理過李天一案，“那官司沒打赢，可是他吹得挺響”。
張起淮曾提過一些設想，比如請相關專家來給家屬們講解、提供辦公室作為家屬活動場地，但他後來又說，“這頁要翻篇了”（指該把工作重點放到其他地方）。這話傳到姜輝那裡，更添反感。其實，張起淮和家屬在基本觀點上并不相左，比如，他提過5萬美元的先期賠款堅決不能拿。
一度，文萬成是張起淮的唯一支持者。經他不斷推銷，陸續有十幾個家屬選擇委托張起淮。但群體效應并未形成。文萬成把主要責任歸咎于姜輝的反對。敵意的種子在那時種下。
兩人的關系不斷惡化。姜輝在群裡說話，文萬成就發一堆重複的話刷屏。他宣傳絕食是姜輝虛假的作秀。他還将一張姜輝笑着的照片四處傳播—那是某次家屬聚會的抓拍，作為“沒心沒肺”的佐證。私下裡文萬成會給其他人打電話，“統一戰線去反駁”姜輝。在《人物》記者去山東采訪文萬成之前，天津家屬徐京紅特地打電話懇請文萬成不要公開内部矛盾，但他還是說了很多。MH370失聯乘客家屬文萬成夫婦“老文身上的優點，那種執着，對張起淮的那種忠誠，不是所有人都有的。但是老文也有他緻命的缺點。”北京老太太戴淑琴夾在文萬成與姜輝中間，沒少做思想工作，“他們倆要能合起來，這是什麼勁頭啊。可是這倆也沒走到一起。”
文萬成有着豐富的鬥争經驗，走到哪都帶着針孔攝像機，注意随時保存憑據。被姜輝從家屬群裡删除後，文萬成将被删消息截圖，群發給記者。他并沒因此變得孤立。他早就建立自己的群，其中一個叫“實實在在找人群”，名字本身已經表達了他的态度。
因為他濃重的山東口音，他的話有時難以聽懂，但不影響一些家屬把他當成值得跟随的人。他擅于指揮與動員，也不忌諱因為做了出頭鳥而被盯上。2015年春節家屬集體去馬來西亞提交訴求，就是他帶隊、規劃行程（姜輝遲後幾天加入，那是兩人有限的合作）。
他自有一套調查手段，當媒體報道有家屬去法院申請乘客死亡後，他很快根據原本含糊的信息，确認了是誰。至于那份引起軒然大波的和解名單，文萬成說，他是從能接觸到名單的人那裡诓出來的，“有的官員還有一個什麼毛病呢？炫耀政績。你看看，我完成任務了，我怎麼怎麼着。好，我看看你怎麼完成的……”通過觀察群裡流露的蛛絲馬迹，他再予以核實。
“我就是個老間諜，什麼事都瞞不了姓文的。”他笑眯眯地對《人物》記者說。
他從未覺得公開那個和解名單有什麼不妥。“對這些領錢的，照死裡罵他們。同乘一條船，你在船上鑿了一個洞，看似是你個人的事，實際上是嗎？你已經危及到大家夥。他給你錢了，他不就放心了嗎？也不用再給你追真相了。”
不要将文萬成理解為一個喪失理智的人。生活中他鄰裡關系和睦，是小區業委會主任，去年還代理居民打赢了與維修商的官司。采訪間隙，他接了個電話，協調住宅漏水問題。
他有着脾氣火爆的一面，有一次言語不和，他對比他瘦小得多的家屬栗二友動了手。栗二友脖子被勒青，文萬成還搶先打了報警電話。但與家屬面對政府的時候，他心平氣和，盡力疏導沖突。最近，外交部的一位司長會見家屬，當他說到對家屬們的痛苦“感同身受”，一些人的情緒被引爆了，令司長撤回這句話。在文萬成拍攝的視頻裡，他維持秩序，勸大家不要計較說辭，把重點放在解決問題上。
與姜輝的恩怨，其實與個人無關，一切是為了兒子文永勝。兒子是他的驕傲，當過掏糞工的父親培養出的重點大學畢業生。兒子事業很成功，即便結婚生子，也和父母住在一起。兒子是他快樂過往的最重要部分。從小到大，兒子管他叫“老文”。1978年，“老文”有了永勝，為了讓兒子未來保有年齡優勢，他将出生時間改小了兩歲。2014年那個下午，他開車送兒子出差。兒子代表公司去吉隆坡簽合同，穿着單薄的西裝，那天天冷，母親李繼平給他加了一件坎肩。
“我要找兒子，誰要是阻止我找兒子我就殺了誰。”文萬成曾對戴淑琴說。
活着的希望
随着馬航3周年的臨近，中國家屬們沒有沉寂，反而愈發活躍起來，很多老人不再滿足每月一次的見面會，而是每天都坐一兩小時車，去到順義的馬航辦公處交涉。如文萬成一樣，他們用“找人”或“要人”來描述這種行為。
馬航事件在2014年3月8日發生，卻從未真正結束。世界的其他地方都在極速前進，關于MH370不斷湧出的疑點與彼此矛盾的信息，令家屬們不斷回到一切發生的原點。所有找到的殘骸，最多也是“高度疑似”。100%的确認是技術上難以實現的事。而飛機至今無影無蹤。
MH17上的人都死了。但MH370不同，希望是在的。家屬們隻不過秉持着那條古老的中國倫理，“活要見人，死要見屍”。所以，“節哀順變”的告慰是一種嚴重冒犯。他們拒絕“遺孀”、“難屬”等稱呼。而群體的存在，支撐彼此，保護彼此，也令希望之光變得強大。如果你願意相信，如果你想在尋親或者尋真相的道路上走下去，你就不是孤獨的。
2014年3月24日，當馬來西亞首相納吉布宣布飛機終結于南印度洋，央視在播放這條新聞時配上一行字，“機上無一人生還”。許多家屬急了，要求馬方确認納吉布到底有沒有說出“無一人生還”。收到口頭答複後，家屬不答應，要求提供憑證。經幾次的強烈要求，書面文件終于來了，那不是納吉布的原話。
妹妹一家5口在飛機上的戴淑琴後來回憶，那一刻她感到了些許寬慰。“你分析納吉布這句話，終結在南印度洋，那就有兩種可能。終結在南印度洋小島上，也叫終結，掉在南印度洋也叫終結。所以說納吉布這人非常聰明，即便真相出來之後，人家滴水不漏。”
除了網上那些真假難辨的猜測，家屬自己也挖掘出了一些證據，似乎能支撐以上論述。比如事發後的不同階段，均有人撥通了乘客電話，但從未應答。還有人看見了乘客的QQ上線。
另一方面，某些外界反饋給家屬的信息，也給他們的樂觀信念注入能量。
一對山西太原夫婦求卦周易，拜見藏傳佛教上師，還奔赴五台山、青城山、峨眉山，隻為問詢孩子平安。一位30多年黨齡的退休機關幹部，破例違背信仰去找了農村老家的神婆。這樣的事例俯拾皆是。所有的回答都是相同的：是的，他們還活着。
栗二友的兒子搭乘了MH370，他是中興公司的技術員。一輩子都是農民工的父親跑去兒子在吉隆坡的工作單位，詢問人“到底是死是活”。接待的人對他說，“你兒子沒死。就在這個屋裡，他跟你一牆之隔，但是你永遠見不着了。”他和其他家屬聊及此事，堅信這是人被綁架的暗示。
總有奇怪的人接近他們。有人給姜輝打電話，“說你拿出勺子在桌上轉轉，你拿個碗轉一轉，你就知道人在哪兒了。”有人給他寫信，“說你來一趟，我有人在的證據。”某無法具名的氣功組織成員也曾想混入家屬的會場，家屬們報了警。但2015年春節前，給張永利大爺送去米面以及200塊錢的那個神秘人，他留下的幾句話被嚴肅看待了。“人肯定回來，不會讓你們早知道，頂多讓你們提前一個小時，上什麼什麼賓館去見就完了。”姜輝感覺這人不過是個慈善或者宗教團體的成員，但話在家屬之間傳着傳着，到了老太太戴淑琴那裡，那人就成了“外交部談判專家”。
某種程度上，這是一道哲學意味的命題，選擇相信什麼，或者以何種方式相信，會帶來不同的生命體驗。
事發後第一年，戴淑琴鋪塊布就睡在家裡的地闆上。那時候她相信的版本，還是飛機掉到了一個小島上，“他們什麼處境啊，準保就睡在那石頭上。”釉磚冰涼，她隻想和妹妹感同身受，其實她也不懂南印度洋到底什麼天氣。
女兒心疼她，說姨媽已經死了。“我還沒法跟她解釋這人活着呢。你要一跟她說，她告訴我有病。”但活着隻是一個粗疏的概念，關于細節的疑問不斷湧入她的腦子，“我妹妹今天61歲，心髒不太好，有人給她治病嗎？那小孩5歲多了，也該上學了。年輕人正是年輕力壯，正是有作為的時候，他們幹嗎呢？”這是一場可以無休無止進行下去的自我拷問。2015年8月6日，馬來西亞總理宣布之前在留尼旺島發現的飛機殘骸屬于MH370，聽說消息後，乘客家屬悲痛不已
2014年6月15日，馬航失聯乘客家屬在北京雍和宮燒香祈福，當日是馬航失聯第100天她一度沒有其他家屬那麼自信，她也想過，即便3月8日那天乘客還活着，有沒有可能後來遇害？“那個時候我不堅定這人活着呢，還是死了，是特别慌的。”她回憶說。她變得厭食，體重迅速下降，從140斤降到100斤出頭。醫院開具了抑郁症的診斷。她三天兩頭往馬航辦事處、馬來西亞使館以及各大部委跑，有一晚趕末班公交車摔成了胳膊粉碎性骨折。
想法在2016年10月份以後發生了變化。那感覺就像一覺醒來，她突然對生活有了嶄新的認識，“如果過分地去較真兒，傷的就是我們自己。”戴淑琴說，“我很清楚，認為活着的，是我主觀上的認為，不是客觀上的。但是你隻要客觀上沒有證據證明這人死了，我就認為這人活着呢。”
那是她的轉捩點。雖然仍然時有情緒波動，一旦認識不再動搖，她比以前好受多了，“吃飯好了、睡覺好了，體重又長了十幾斤。”
一切變得單純了。“我們就要人，我們不要什麼說法、真相。”她告訴自己，要好好活着，“我一定要等一個結果出來。我上農貿市場撿菜葉我都能活着，我都能挺着。”
兩種态度
某些時刻，希望的火苗看起來就要熄滅了。2015年7月底，首塊殘骸在留尼旺島被發現的時候，家屬們心都碎了。文萬成給大家吃了定心丸，“第一時間放心睡覺”。他肯定地表示，殘骸是為了掩蓋事實或者誤導調查而制造出來的假象，“後面的文章可就大了”。
網上的那些陰謀論，姜輝都讀過，他也深深懷疑，殘骸是整場謊言的一部分，發現它的那個海灘清潔工JohnnyBerge，可能是指派的底層執行者。
“你不是坐在家裡懷疑，我認為他那個翅膀就是假的。”他的方式是親自驗證。找到Berge本人未必容易，此前有個中國媒體差點就找到他了，但他前晚答應了，又臨時放了鴿子。但2015年10月，姜輝與另兩名家屬是帶着“一定要找到”的信念去的留尼旺。
抵達當地幾小時後，他們就見到了Berge。這是個陰差陽錯的結果。他們原本打算低調潛入，展開秘密調查，但在毛裡求斯轉機時，因為沒有留尼旺簽證（他們以為免簽）滞留兩天，機票也作廢了。後來托人托關系，憑着某種特殊的入關憑證，才得以入境。這樣一來，當地市政府早已驚動，等姜輝等人一落機，就派員協助了。那位黑人市長頗為家屬的行為感動，騰出自己的辦公室，為他們召開新聞發布會。自不用說，Berge也是應政府召喚前來見面。
在留尼旺，當地華人商會主席告訴姜輝，如果需要在海灘舉行點火哀悼儀式，他已經給政府打過招呼。但姜輝婉拒了。政府還提議在殘骸發現地建立紀念碑，他也表達了反對。盡管2015年1月馬方就推定馬航失事以及機上人員死亡，但姜輝認為，“事情遠遠沒有結束，推定是可以更改的。”
那5天裡，姜輝等人去海邊勘探，與當事人交談，将最為流傳的幾個重大疑點逐一排除。甚至找機會去Berge家吃飯，他也抱有一個目的，“傳聞說他們家有很多海邊撿來的東西”，但他并未發現疑似屬于乘客的物件。他最終相信Berge不涉此事，“這個人就是咱們所說的勞苦大衆，家裡都是佛龛，沒有太多的玄機。”
縱使解開了一些謎團，新的謎團又生發出來。貝殼。那片殘骸有着拇指大小的貝殼，按他的理解，海中漂流了兩年，貝殼的生長速度應該不止于此。想到這裡，他就感到後脊發涼。Berge表示，海邊撿到的其他漂流物，從未有貝殼附生。姜輝在搬運過殘骸的草叢中仔細尋覓，找到了幾枚貝殼，他認定那就是從殘骸上掉落下來的。他将其帶回中國，視若他千裡跋涉的戰利品，但這些他小心收藏的貝殼，帶着未解的謎團，至今仍在折磨他。
姜輝一行人是瞞着其他人偷偷出來的。後來，他的行蹤被文萬成“揭露”，并毫無根據地稱他是“拿了政府錢去維穩的内奸”，這在家屬群中引發軒然大波。許多老年人從心底拒絕接受殘骸的存在，而親身确認的行為，不管結論如何，都被他們視為在迎合謊言。讓姜輝感到意外的是，就連老太太戴淑琴—兩人關系情同母子，家屬之間有分歧，她向來是站在姜輝這邊—這事之後，也有幾個月躲着他。
這件事大大傷害了一些家屬與姜輝的感情。“這時間特别長了，每一個人内心裡都生出很多東西來。”戴淑琴說，“你看比如微信裡邊，姜輝原來發東西，那是一呼百應。為什麼現在要發點什麼東西就沒人言語啊，你像有些人就直接站出來反對。”
文萬成的威信則與日俱增。他比其他家屬有着更為笃定的堅信，即便深陷冰海，老人身上仍然有一個不可戰勝的夏天。更重要的是，他能說出家屬們迫切想聽到的話，那是姜輝提供不了的。“他一直說我手裡有人在的證據。但是他說現在不能拿出來，拿出來就可能乘客有生命危險。”姜輝說，“我不敢說我手裡有證據，人在和不在的證據，誰敢說呀？”
适應着新的事實與局勢，與陰謀論調印證、相扣，文萬成理解的事件版本也在不斷變化，現在是這個樣子的：飛機沒有墜海，而是向北繼續飛行，連同乘客，被藏在了世界的某個角落。今年年初，南印度洋的搜尋工作宣布中止那天，他站在2017年1月18日，MH370航班乘客家屬在北京接受記者的采訪
2017年3月1日，文萬成借助翻譯軟件，在網絡上查閱大量關于馬航客機失聯的外文報道，希望能從中獲得孩子生還的消息在漫長旅程中，他弄明白一些事，也對另一些事情産生了懷疑。但這又能帶來什麼結果呢？他說不清楚。相關報道寥寥，世界并不知道，也不在乎他做了什麼。
他還在努力，認為自己變得更加理智。他不再重複陰謀論，而是把重點放在具體程序上。過去很長時間，他抗拒與律師接觸，但現在，他在中、馬都提起了訴訟。3月7日，他在吉隆坡高院代表16位家屬立案成功，将馬民航局與軍方列入被告，依據是兩者未遵照國際民航公約規定的工作流程行事。他也寄希望于法庭調查，披露更多馬方未公布的信息。
在吉隆坡與馬來西亞交通部長廖中萊見面時，姜輝提到想看登機錄像—這個要求多次被提出了，卻卡在繁瑣的官僚程序裡；他還提出馬方發布的兩周年調查報告隻有兩頁目錄，應該把更詳盡的内容披露。當他提到中國老年家屬大量爆發抑郁困擾，需要心理輔導，在場的馬航負責人Fuwa回答，“沒有辦法去做。這些家屬都是堅信人還在。”
“如果要是在預設一個前提下，你讓對方接受你的觀點，那叫洗腦。”姜輝與他辯論了一會兒，但沒有結論。廖中萊最後說，看看是否可能聯系一些中國養老院提供援助。
至于家屬提議建立的搜索基金，廖中萊表達支持，承諾帶到三國部長會議去讨論。姜輝頗受鼓舞，但同行的宋春傑私下對《人物》說，姜輝過于天真了，“你說家屬成立一個基金，然後政府加入，你想想可能嗎？”從這個52歲的投資人的角度看，那是一份規劃空泛、無法落實的商業計劃。他指出廖中萊不過是敷衍，“政府都這樣，有一個人說幫你分擔，他巴不得呢。”
宋春傑認為，就像過往無數次發生的一樣，這次與廖中萊的見面并無實質進展。
在很多事情上宋春傑有一種近乎冷酷的冷靜。他從未看好姜輝的信标漂流測試，“什麼洋流分析，你做不到，你不是專家。”至于留尼旺的殘骸上的貝殼尺寸，他覺得是姜輝想多了，“這個問題不值當我去思考”。他根本不認同陰謀論，從動機上就排除了，“人家有什麼道理給你隐瞞一個飛機”。和很多國外家屬認識接近，他認為失事源于波音的質量缺陷。
一切隻是猜測。3年了，所有已知信息，仍拼湊不出一條完整的邏輯鍊。一次次成為輿論的悲傷樣本，并不是家屬的本意。持續不懈的追尋，是一場心力交瘁的消耗。
宋春傑記得，家委會裡有個叫姜鳴的姑娘，特别善良，但當姜鳴開始在群裡号召，“一定要忘掉痛苦，重新開始生活”，請願計劃都流産了。但他也做成了許多事，除了留尼旺、毛裡求斯、馬達加斯加，他還去了澳大利亞，登上“發現号”，與搜索團隊見面。那段旅程讓他相信技術的力量，“他們把一米見方的東西扔到海底，五個全部找着”。
她就被排斥了。有次，連宋春傑也忍不住了，對她說：“為什麼非要忘掉痛苦，為什麼我不能記着370我繼續我的生活呢？我從來不認為這是矛盾的。你越這樣做，越證明你是一個正常的人！”他相對克制，有些人說的難聽得多。後來，姜鳴以及另幾位家委年輕骨幹，不再活躍。
但很難說有誰真正脫離了這個群體。在作為集體決策的“投票群”，這裡每個乘客對應一個家屬，基本無人流失（很遺憾，文萬成不在其中了）。那些選擇“重新生活”的人，也注視着事件的進展。網名“漫步魚”的家屬在微博記錄對航班上的丈夫的思念，被大量網友關注後，她幾乎不再更新，集體活動也不再露面。但在馬航3周年的節點，家屬們在外交部遞交給馬政府的請願，“漫步魚”重新出現，舉着牌子站在最前面。
選擇和解賠償的已經增至60餘人。陪姜輝去過留尼旺和馬達加斯加的白拴富也領取了，但這不影響他仍然是一名積極的行動者。吉隆坡的3周年集會，他也在場。他對《人物》說，最美好的願景仍存在于他心中，但現在驅動他的，更多是對親人的責任，“讓真相盡快浮出水面，不要讓它成為永遠永遠的一個謎”。
走下去。這不是什麼偉大的使命，這近乎一種本能。選擇這種生活，你必須接受它的每一部分，消化繁複的技術資料，準備法律文件，一輪輪地交涉，四處奔走，漫長等待……“如果母親知道我這麼做，她一定很心疼，但是我相信她也會認為我做的是對的。”姜輝說。這是他作為兒子的選擇，是白拴富作為丈夫的選擇，是宋春傑作為弟弟的選擇，也是文萬成作為父親的選擇……這是個人選擇，也是一群人的選擇。誰也不知道最後結果，它不是一道損益得失可計算的數學題。這樣的堅持，為的是一個具體的名字，一個原本應該共度一生的人。
姜輝說，他理解那些視“活着”為信仰的老人。“那是家屬的一種精神支柱，沒有任何人有權利去剝奪他們的精神支柱。隻不過他現在是在疾病期間，做出來他的一些反應。”他說，“妖魔化也好，或者說把家屬描述成那種特别不理智，這不是他們造成的結果。是由于文化，是由于現實種種的情況造成的。信息不對稱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至于家屬提出的疑點，部分已經有了說法。官方請了通訊專家來做過确認，姜輝在場。乘客電話能打通，是電信服務方為保證用戶接通率，先行放出的接通聲音，而QQ上線，可能是盜号。
他并沒有解釋給更多家屬聽，“因為我覺得這事實，是很殘忍的，很殘酷的。”
2017年3月底，《人物》記者去拜訪文萬成，他展示了一項他的“證據”，他稱兒子的電子郵箱在2014年底收到通知，顯示有人更改密碼，那應該是兒子給他發來的暗号。
郵件裡确有“change”一詞，但那不過是一封常規的産品服務條款更改的通知信。當記者脫口而出，指出這一點時，文萬成愣了一會兒，不再說話，表情顯得有些難過。但很快，他把話題岔開了。
那天晚些時候，他打開電腦，觀看着登機錄像—這是他剛剛實現的重大突破，姜輝多次向馬方索要的登機錄像，竟被他率先拿到手了。他沒有透露具體方法。登機錄像對于家屬而言，有着重大意涵，它是目前親人留存于世間的最後影像，一些老人也抱有希望，親人從未真正登上那架飛機。私下裡，文萬成把錄像發給了需要看的家屬。
過去幾天他看過多遍錄像。4歲的孫子先前在裡面看到爸爸，高興得直蹦，“爸爸要回來了，爸爸要回來了！”
快進、倒退、暫停，機長走出來，并排的是副駕。然後，一個穿西裝的男人從屏幕上方出現了，他平靜地說：“你看，我兒來了。這不是還穿着那個坎肩嗎？”對于所有家屬來說，時間永遠分為那天之前和那天之後。而他眼前的兒子，屬于2014年3月8日之前，這讓他感到些許安慰。
畫面中，不同膚色的乘客一個個走過安檢門。所有人的形象是那麼清晰。有人推着嬰兒車，有人攙着長輩，有人微笑着，有人打着哈欠。很快，飛機就要起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