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定是張一白”
每當自己參與創作的電影上映時，張一白先生微博底部的那個紅色氣泡中都會出現一個巨大的數字，代表着轉發、評論和私信留言的數量。但他一律不看。因為，不看也知道，都是罵人的話。
大概4年前，2014年12月初，張一白執導的電影《匆匆那年》上映，口碑平平，豆瓣打分5.3，對電影不滿的人專門跑來他的微博，他每發一條，都有人在罵：“拍得真爛。”“賣情懷。”“你毀了原著。”“你不配拍電影。”他被罵得很郁悶，和朋友出去聚餐都一反常态地在飯桌上沉默，掩飾不住地低落。
兩年後，到了《從你的全世界路過》，還是一樣挨罵，他索性就不看了。罵來罵去，罵的話都差不多。電影宣傳期，如果需要配合發布宣傳物料，他會快速打開微博，“趕緊發，發完趕緊關上”。
與張一白的第一次見面是5月21日，由他監制、劉若英執導的電影《後來的我們》已經上映3周，這次的罵聲，他想躲也躲不開了。
4月28日，《後來的我們》上映的第一天，有媒體接到地方院線經理的爆料，稱《後來的我們》出現大規模惡意退票，具體流程是，在預售期先購入大量電影票，創造優異的預售成績，吸引觀衆入場，令影城增加排片，然後，在正式上映前再把票退掉。此次退票風波涉及影院數量接近4000家，首日退票總額在1500萬到2000萬之間，占當天售票額的10%。與正常狀況相比，這個數字高得離譜。
消息傳出的那天晚上，張一白和導演劉若英、演員田壯壯正在北京電影學院為《後來的我們》做首映日的宣傳。團隊接到消息時，幾個人正在舞台上為田壯壯慶生，一下台，宣傳總監就立刻做了傳達，張一白拿過手機刷了幾下，“沒當做是件特别大的事兒”，便和劉若英各自上了車，返回工體附近的工作室。
回到工作室之後，消息傳播得越來越兇，張一白隐約覺得事情恐怕有點嚴重。到了第二天，退票事件在全網“爆了”，四面八方的聲音兇猛地砸過來，矛頭從惡意營銷指向導演，有的文章幹脆在标題裡帶上劉若英的名字，對她的人品提出質疑。那幾天，張一白一面安撫劉若英的情緒，一面忍不住在辦公室發火：“媽的，這他媽的是怎麼回事？”
退票風波被定義為“惡意營銷”，電影局很快宣布介入調查，截至發稿，仍無定論。調查結果遲遲沒有出現，張一白也拒絕談論更多細節，“其實我都聽不懂他們在說什麼，我也看不懂在說什麼。我坦率地講，我到現在都沒搞明白這是個什麼邏輯，我不知道怎麼退、怎麼進，我到現在，說句老實的，都是似是而非的。”
張一白的一位前同事并不相信他的說辭。之前一起共事時，他就看不慣張一白“搞那一套”，消息出來後，他說，幾個老同事在群裡聊起，大家猜測這事兒是誰的主意，有人說：“肯定是張一白呗。”
即便沒有直接證據，但還是有人第一時間将矛頭指向張一白，這與張一白近些年在電影圈的身份有着直接的關系——因為在電影營銷上的連續成功，張一白被貼上了“最具商業眼光和商業價值導演”以及“産品經理”的标簽，甚至被稱為“中國青春片教父”。由他導演和參與營銷的幾部電影都取得了很好的票房回報：《将愛情進行到底》成本3000萬，票房1.96億；《匆匆那年》成本不到4000萬，票房5.8億；《從你的全世界路過》成本1億多，票房8.6億。這也讓張一白的名字被投資方視為一種“市場保障”。近5年内，大多數國産愛情片都會和張一白“沾點關系”。要麼是項目開發方、導演直接找張一白給片子當監制，僅2015年一年，他就監制了《三生三世十裡桃花》、《微微一笑很傾城》和《原來你還在這裡》3部電影。而像《喜歡你》、《閃光少女》等張一白并不直接參與的片子，在上映前，營銷和宣傳團隊也會專門到工作室拜訪，向他咨詢意見，《喜歡你》宣傳期那支主打美食與愛的預告片，就是張一白的創意。
甚至在最垂直的電影營銷行業，《人物》采訪到的幾位從業者也都把張一白當做“老師”和“師父”。參與了電影《失戀33天》全程宣傳營銷的北京影行天下文化傳播公司創始人兼CEO安玉剛說，他真正對營銷有了系統性認知就是和張一白的合作。
營銷大師
“肯定是張一白。”類似的推測還出現在了另一個情境中。
電影《後來的我們》的結尾，陳奕迅演唱的主題歌響起時，一個個素人舉着寫給前任的話出現在畫面中，自媒體“反派影評”曾在一期節目中猜測：這招，八成是張一白出的主意。
這也是安玉剛當年首次和張一白合作時，印象最深刻的一招。當時為電影版《将愛情進行到底》宣傳，張一白策劃了一個“三行情書”的活動，拍攝了大量普通人的視頻，剪成一條短片播出，在發布會上評獎，明星主演還和觀衆互動。電影營銷的終極目的是讓觀衆掏錢買票，因此，營銷的本質就是以各種辦法勾起觀衆的購買欲，而張一白采取的這種方式讓并非電影主角的路人共鳴感飙升，這也是他多次在公開場合強調的一個概念——情感的力量。
後來，安玉剛和當時的搭檔張文伯為小成本愛情片《失戀33天》策劃營銷方案時，也用了同樣的方法：在全國票倉城市采訪了300多人，拍攝了10多部《失戀物語》微視頻，投放在各大社交平台和視頻網站上，用普通人講述的個人失戀經曆引發了更多人的共鳴，最終，這種共鳴被轉化成了電影票房。
在做《匆匆那年》時，還是同樣的方式，根據張一白制定的營銷策略，發行方光線的團隊專門做了一支“病毒視頻”，内容是讓普通人在黑闆上寫下對身邊的同學、朋友、父母以及愛人想說的話，視頻推出後，反響依舊很好。
2015年，《匆匆那年》在首屆中國電影營銷大典上獲得了最佳營銷影片獎，相關報道中記載的獲獎理由是：在社會化媒體營銷中準确地抓住了互動爆發點。
曾與張一白合作過電影《匆匆那年》、《從你的全世界路過》的曹曉北，如今已經是光線影業子公司青春光線的總裁。在與張一白的共事中，她學會的很關鍵的一點是：愛情片在宣傳的每個小周期裡，都要有一個不同的情感側重點，配合着路演營銷、音樂營銷，“用一切的手段把這一階段的主題完全打透，也就是說，把一個情緒做到極緻。”
對于張一白而言，“把一個情緒做到極緻”除了使用普通人的影像素材，還有屢試不爽的另一招—邀請人氣口碑俱佳的歌手演唱主題曲，并在電影上映之前推出，讓歌先火起來，制造關注。
《将愛情進行到底》的電影還沒上映，由王菲和陳奕迅演唱的主題曲《因為愛情》就率先火了，成功地制造了一波熱度。此後，《匆匆那年》和《從你的全世界路過》先後如法炮制，分别由王菲和林宥嘉演唱的主題曲也都先于電影引發關注。在歌曲《匆匆那年》網易雲音樂的評論頁面，一位網友如此評價道：“現在國内凡主打青春的電影上映前都要找大牌來上一首，讓你有‘看來電影也會不錯’的感覺，隻是，出了電影院後的感覺往往都是‘原來整部電影最美的就是那首主題歌’。”
盡管已經有觀衆摸到了套路，但直到今年，張一白的這招依然奏效。
電影《後來的我們》上映前一個月，田馥甄演唱的電影插曲《愛了很久的朋友》首播，之後的兩天，電影的“貓眼想看指數”出現了幾何級的直升。此後，随着導演劉若英在路演時率領現場觀衆大合唱《後來》的各種畫面頻繁出現在社交網絡，電影上映前4天，在貓眼頁面點了“想看”的觀衆數量突破82萬，破了“貓眼想看指數”的紀錄。此時，張一白口中的“情感的力量”已經在電影團隊内部更新為了——情感的奇迹。
也許是看到了張一白利用營銷為電影帶來的商業層面的成功，近些年來，越來越多的電影從業者開始意識到營銷對一部電影的作用。學界和業界甚至還曾出現過這樣的言論：宣傳投入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電影票房的收入。
第三方調查機構藝恩咨詢的數據顯示，2015年票房過5000萬的電影共有67部，其中48部由第三方電影營銷公司進行營銷。有些電影的營銷費用甚至超過了制作費。以《小時代》為例，據調查，《小時代》上下兩部的制片費用為5000萬，營銷發行費用則為6000萬。影評人“木易movie”認為，“營銷不一定帶來好票房，但好票房一定離不開營銷。”
導演甯浩也能夠清晰地感受到這種改變。他剛入行時，圈子裡還沒太多人有市場意識。“那時候好像也不是很提這個概念，誰要是提這個詞好像還挺丢臉的。咱不是導演麼？談什麼錢啊。後來發生的變化就特别特别多。”現在，他會在電影上映前跟着團隊過一遍大方向的營銷方案，有時也會去聽聽張一白的想法。
失落的野心
但是，比起張一白能夠利用營銷讓觀衆覺得電影不可錯過而掏錢買票的能力，他身為導演在電影中表現出的創作能力，明顯地落于下風。
在張一白開啟營銷模式後，他擔任導演的電影中，豆瓣評分最高的是2011年的電影版《将愛情進行到底》，超過18萬人為這部電影打出了6.6分。熱門短評中，一位打出最高五星的觀衆寫道：“就算電影版是用來騙錢的，也要去看被騙的青春，去看不可能再回來的青春。”
而此後，由張一白導演的電影再也沒有一部能夠達到及格線。2014年上映的《匆匆那年》豆瓣評分5.3分，隻超過了10%的愛情片，這是超過15萬觀衆給出的評價。2016年，張一白執導、張嘉佳監制的《從你的全世界路過》重複了同樣的命運：8.14億票房，對應着近18萬人在豆瓣給出5.2分。
和低得分一同出現的還有感覺自己被騙了的觀衆，他們将張一白稱為“中老年導演界的郭敬明”，在《從你的全世界路過》的豆瓣影評區寫道：“拜托快點路過别讓我看見。”
電影圈中，也有老一輩導演公開表達了對張一白的不屑，稱他為“産品經理導演”。這個标簽也代表着行業内對張一白評價的兩極——作為産品經理，他是成功的；而作為電影導演，按照傳統的以影片水準論英雄的标準，他無疑是失敗的。
張一白本人并不認同這個評價。“做商業片你不以票房為标準，還以什麼為标準呢？在我看來，真的各自選擇就各自得有個标準。我花了一個億拍的片子，票房隻有兩個億、三個億我都覺得是失敗，你得上八億、十億才算成功。現在有一個特别奇怪的現象，好像你選擇了藝術片，道德上就有優越感，你進了一個那種趨之若鹜的小電影節，就覺得你特牛逼了，可以藐視群雄了，這麼聊的話沒法聊。”
隻是，2010年之前的張一白，認同的也是那套在如今的他看來“沒法聊”的标準。
《開往春天的地鐵》是張一白的導演處女作，講的是一對在北京打工的外地情侶的故事。這部電影的攝影師趙小丁告訴《人物》，在這部當年被稱為商業片的電影中，張一白保留了很多藝術的元素。“男女主角突然對着鏡頭的獨白，造成了強烈的間離感，這在形式上是‘很反故事’的。”他說。在畫面的美學呈現上，張一白也運用了一些手段，比如，男主角耿樂在地鐵站裡走着走着，突然變成了慢動作，躺在浴缸裡，鏡頭緩緩推進，下一秒浴缸裡的人不見了。時隔多年，這位與張藝謀導演合作過多次的攝影師仍對那個畫面印象很深。
影評自媒體“桃桃淘電影”的創始人桃桃林林也對這部片子有很深的印象，“一看就是一個偏新的導演想要去在電影裡做一些事，你能看到他試着做一些與衆不同的東西，他不想當一個很普通作品的導演。”
但在那個第六代導演剛剛“冒頭兒”的時代，主流審美傾向于底層和邊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賈樟柯的《小武》，因此，《開往春天的地鐵》被評價為太小資了。他還記得一位導演朋友看完片子，含着眼淚把他拉到了一邊，說：“曉陵啊（張一白原名張曉陵），你為什麼不把你内心的苦難給他拍出來啊，不能這麼堕落下去啊。”
張一白并沒有因此而放棄自己的野心。他的第二部電影《好奇害死貓》在外殼上還是一個感情故事，有懸疑成分，也有社會階層矛盾，帶着“黑色電影”的味道。到了第三部電影《秘岸》，題材更加現實主義。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研究員李迅曾就此評價，“他拍《好奇害死貓》、《秘岸》時的确很有藝術野心，不僅技巧，還有表達、對社會議題的野心。”
2008年，拍攝《秘岸》時，張一白特地找了香港的公司投資，請了幫賈樟柯做過《站台》、《三峽好人》的剪輯師孔勁蕾剪片，奔着拿獎使勁，“企圖在藝術和商業上做一個通吃”，但結果都沒能如他所願，既沒拿到獎，最終的票房也隻有慘淡的160萬。公映時，發行方隻是簡單地複制了十幾份拷貝，選了幾個城市放映，具體在哪裡放、什麼時候放，作為導演的張一白全不知情。
接連幾部電影平庸的票房表現，令那時的媒體将張一白形容為：一個不賣座的導演。張一白挺憋氣，他尤其記得一位發行人曾粗暴地告訴他：你這種類型的片子，從來沒有過千萬的票房，不可能發好。“他媽的，我當時就覺得很擰巴。我說他媽的，你們發行的為什麼永遠告訴我這個電影你發不好，你這個東西隻能發幾百萬，然後告訴你，你就别希望比以前的更好。”張一白的情緒激動起來，“無恥地踐踏着你的尊嚴，踐踏着創作者的勞動，這事讓我他媽的很擰巴，很沮喪。”
“所以《秘岸》完了之後，我就不想幹了。”張一白說，“你就覺得所有的命運，你花的那麼多的努力，你請的那麼多的人，到了最後的階段，你就像個傻逼一樣，你所有的勞動根本沒有任何重視，不止我自己，所有的工作人員，所有的努力都沒有得到尊重。”
他決定自己蹚出一條路——學習做監制，以及拍那種所有人都看得懂的電影，并且讓這些電影賺到錢。
他找到了剛自己開公司的徐靜蕾，拍職場女性小說《杜拉拉升職記》。一開始，窮得連辦公室都沒有，組裡的執行制片人有個飯館，下午不營業，張一白就每天把人約到飯館，當臨時辦公室，談到六七點直接吃飯，吃完飯繼續談。
當時市場普遍不太看好這個題材，為了讓片子安全點，張一白開始嘗試廣告植入。他帶着徐靜蕾到上海和投資方談，在會議室裡給人家算賬：我票房多少多少，你就能平本。最終結果是整部電影植入做得特别狠，一個廣告套着一個廣告，有觀衆計算，全片植入的品牌數量大約有二三十個。“好多人覺得植入就是錢都到我手裡來了，其實我隻是要找投資，讓投資人覺得把錢拿出來是安全的。說實在話，也不是說我就那麼利欲熏心，我要掙很多的錢，我一定要把這個錢都拿到手。”張一白說。
那幾年，張一白渴望順利，每天都按照星座的幸運色穿衣服，去朝陽公園跑步，會打開計步軟件，一定要跑6.68km，理由是：這個數字吉利。
2011年，張一白特地到長江商學院進修，和一幫不同行業的管理者讀EMBA課程。他入職了小馬奔騰影視公司做高管，負責項目和營銷業務。也正是在這一年，張一白翻拍了自己的電視劇導演處女作《将愛情進行到底》，盡管有觀衆認為“毀原作”，但1.96億的票房收入終于讓張一白變成了一位能賺錢的導演。
三年後，《匆匆那年》上映，當年在《開往春天的地鐵》中看出了張一白不甘平庸的桃桃林林在豆瓣寫下了這樣的短評：“這部關于回憶的電影僅剩了些許年代符号的拼貼，何況，這些符号出現的機會甚至還沒有廣告多。這是一部對電影缺乏基本尊重的圈錢片。”
觀衆的快感
編劇霍昕至今還記得張一白第一次做導演時的樣子，那是1998年，拍電視劇《将愛情進行到底》。
霍昕和張一白的大學同學刁亦男一起去上海探班，到了晚上，組裡一幫年輕人總惦記着出去玩，張一白很擔心這會影響演員第二天的狀态，那時候劇組都住在賓館的一層，張一白就住在電梯口的第一個房間，“永遠開着門，看誰出去他就會阻止别人，我們就要趁他去洗手間或者幹什麼的，偷偷地越過他的封鎖線，才能跑出去。”
過了幾天，劇組在上海戲劇學院拍楊峥和文慧偷偷翻大門的戲，霍昕和刁亦男在咖啡館裡坐着，張一白突然沖進來，以不要破壞劇組氛圍為由，“把我們倆給轟走了”。霍昕說，“他恨不得所有人都得是那種全身心撲在這個戲裡面。”
電視劇《将愛情進行到底》播出後，迅速成為了那個時代年輕人心中的經典。張一白也通過這部作品證明了自己是一個敏銳的情感捕手，善于捕捉和處理細膩的情感。在此後的電影創作中，這種能力并沒能支撐起張一白的藝術野心，但卻在他決心追逐商業野心時，轉化成了一種非常重要的敏感——就像在營銷時總能找到方法最大程度地吊起觀衆的胃口一樣，張一白的電影無論在口碑上引發怎樣的争論，也總能找到觀衆的快感區形成打動，即便這種打動隻有一兩個片段甚至某個瞬間。
2016年，張一白以監制身份找朋友趙天宇導演電影《微微一笑很傾城》。原著是個大IP，典型的青春小說，男女主角人設接近完美，男孩不到大四就把企業做得很成功，女孩成績好身材好長得還無比漂亮。趙天宇覺得，實際生活裡這樣兩個人是不存在的。“我比較堅持他們還是男孩和女孩，在社會上是會失敗的。”趙天宇堅持在劇本上做一個改動，讓男主受挫，在社會上被騙。張一白尊重他的意願，但在改編的比例上，張一白也在堅持，他告訴趙天宇：這個故事不是靠接地氣成功的，是靠夢幻感成功的，在這裡面，落地就沒有那麼重要，“你要想，怎麼把它轉換成觀衆的快感。”
“這個過程裡面我看到了他對IP、對商業的尊重。”趙天宇說。
與劉若英合作《後來的我們》時，作為監制，張一白唯一明确堅持的是，把田壯壯讀信的那場戲放在全片的結尾，當時大家争論很久，主流意見是：一部愛情片，結尾是男孩的父親給早已分手的女孩寫了一封家長裡短的信，這太奇怪了。但最終張一白和劉若英頂着壓力做了這個決定，原因很簡單，因為這個片段足夠煽情，“它是足夠動人的。電影結尾最後的30分鐘确實是大家記憶得最深的，它決定了電影出去的影響力和口碑。”張一白解釋道。
後來，這段戲被剪成了這部電影的第一支預告片，剛剪出來時，張一白拿給朋友看，那位如今在某知名影視公司負責宣傳的男士“看得嗚嗚哭”。電影上映後，這一幕也成了全片收到好評最多的一場戲。
認可張一白的人會将他的這種能力看做是一種風格。“他一定會在一個時間點讓你哭。”曹曉北說，“這麼說好像也不太好，但我是覺得（這說明他和）觀衆觀影的節奏特别match，張一白的電影經常能帶着觀衆走，這個就是張一白導演的一個風格。”
但在另一些人看來，這種情感的使用就是在“販賣情懷”，這被看做是一種不真誠的套路，也是張一白被指責最多的理由之一。
“我是導演出身，也學過編劇，理解力比别人強一點，我知道這些地方是可以拿出來說的，我不是像純粹從宣傳出身的，他使勁用明星，我還有一定的文學修養，我知道有些内容是可以拿來用的，依附于電影最本質的東西來做。”張一白說。“我覺得是該煽情的、該抒情時候你就要抓住情緒點，你在這一點被打動了，你也得讓大家感受到我的這種被打動。當然了，還有一種處理方法，明明能夠被感動了，表現出特冷漠，讓大家都很冷漠，那是更高級的處理方法。”
隻不過，他現在更看重的是：電影要讓隻看一次的觀衆看懂。為了做到這一點，編劇們前期要在網上大量搜集素材，一些情節的選取上會開會讨論，如果大部分人都覺得感人，就加在劇本裡，盡管有時張一白自己并不被打動。此外，技術上要合理運用鏡頭語言，鏡頭停留的長度、景别的選擇、移鏡的節奏等，都會影響觀衆對這個情節的理解和領悟。表達要直白，不要克制，該強調和突出的情緒要強調和突出。要讓觀衆盡可能地找到情感共鳴。
一位接受《人物》采訪的導演将張一白定位為——市場型導演，拍的是市場電影，“市場電影和商業電影、類型電影不一樣，市場電影就是賣錢的電影，張一白比較擅長制造這種影片。”
在張一白身上，你看不出所謂的藝術導演向商業妥協的委屈。“你想讓自己的表達被更多觀衆接受，就不會覺得這件事委屈，不委屈，我覺得很好，真的。我沒覺得我好像犧牲了。”
如今，在電影這件事上，他就是一個十足的産品經理，為産品定制觀衆買賬的功能，并能以誘人的方式将它賣個好價錢。“有的人被感動，有的人被打動，其實OK了。”張一白說。“電影它作為一個一次過的藝術，其實不是拿來反複把玩的東西，你不能想象我的電影是永恒經典，被人反複觀看。”
現在的張一白常常會進行這樣的“自我貶低”，這種認命般的示弱更像是他的一種自我保護，讓自己免受和“爛片”有關的各路攻擊。因此，類似的表達還有另一句：“我不是那種才華橫溢的導演，這是我對自己的評價，把兩者結合得那麼完美，結合得那麼好，我覺得可能我還目前沒有這種能力。”
小鎮青年
盡管已經勇于承認才華不夠，但對于自己的電影被批為“爛片”，張一白心裡還是不服氣的。
《匆匆那年》是張一白最近幾年的作品裡自己最喜歡的一部，“說實話，五點幾分我有點不服，但是你們要這麼認為，你有你的理由，是吧，我覺得咱們價值觀、審美觀、評價體系不一樣，我跟你們豆瓣文藝青年不是一夥的。”
這并非是張一白的一句氣話，而是目前中國電影市場的現實—世界正在下沉，中國電影票房的主要貢獻者既不來自文藝青年紮堆的豆瓣，也不來自觀影品位相對較高的一線城市，“小鎮青年”已經成為了中國院線絕對的觀影主力。
所謂小鎮，指的是中國三到六線（縣城）的城市；而青年則是指15到24歲的人群。根據大數據平台藝恩咨詢的數據報告，過去五年，一二線城市票房占全國總票房的份額逐年下降，三四五線城市則不斷增加，且複合增長率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
小鎮青年迅速崛起，扛起中國電影票房大旗的同時，也制造了在張一白參與的電影反複制造的現象—豆瓣口碑不佳，甚至被罵得狗血淋頭，但卻可以賣得盆滿缽滿。
2017年，豆瓣評分最高的華語電影《嘉年華》的票房隻有2200萬，第二名《相愛相親》1824萬，第三名《不成問題的問題》777萬。
而對照2017年中國電影票房top20名單，排名第四的《功夫瑜伽》總票房17.5億，豆瓣評分僅為5.0；《西遊·伏妖篇》排名第五，總票房16.6億，豆瓣評分5.5；第六名的《變形金剛5》則隻有4.8分。春節檔由王寶強執導的電影《大鬧天竺》賣了7.6億，豆瓣評分3.7，王寶強因此被評為第九屆中國電影金掃帚獎最令人失望導演。在領獎當天，王寶強說，自己欠觀衆一聲對不起。
一位電影制片集團的從業者告訴《人物》，“大衆對于一部電影的容忍度真的比豆瓣上的用戶高。有些觀衆真的是無所謂的，而且他們會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補全（破碎的劇情），他們真的就是，在某個節點，給他一首歌，三五分鐘的時間，就能足以包容整個電影。”
有媒體在研究了一系列小鎮青年觀影行為的數據後，得出了如下結論—他們通常學曆不高，有近五分之一是工人或服務人員，電影對于他們而言，就是消磨時間的娛樂産品。因此，他們傾向于要國産不要外國、要刺激不要克制、要大明星不要小文藝。他們不會在意也不懂鏡頭語言、更不會苛刻地考量劇本編寫的高下，要的隻是感官或情緒層面的刺激—而這也正是張一白屢屢在自己的電影中準确找到并給出的“快感”。
對于電影市場大環境的變化，學者戴錦華也曾做過如下論述：如今，讓藝術電影成為主流樣式的曆史空間已經不存在了，它隻能作為另類的、體現差異性的、代表小小衆的樣式存在，而資本規模大到那個程度，必然會要求靠近主流市場和主流觀衆。
作為一位業績出衆的産品經理，張一白自然非常了解大多數的需求。
籌備《後來的我們》期間，劉若英的“師父”張艾嘉導演的《相愛相親》正在院線上映，看過試片的劉若英認為票房不會差，“我覺得這麼好看，而且期待也沒有很高，我隻是說5000萬就好了，他就跟我說，有點難。”張一白給劉若英分析的大意是說：現在人要不要看這部電影最主要的理由是，這件事和我到底有多大的關系。“他說，《相愛相親》裡面的東西我們很感動，但是它和我們有沒有很大的關系？好像沒有。所以他再和我分析，為什麼有些電影我不能理解它為什麼會賣得這麼好的時候，我就會崇拜地看着他。”劉若英說。
因此，在如今的電影行業從業者眼中，小鎮青年們聚集的貓眼和淘票票會被看做是更接近大衆的“市場指标”。記者在提及某部影片時說到“豆瓣打分不及格”，對方會立即回應：貓眼和淘票票的分數很高。事實也是如此，豆瓣打分5.2的《從你的全世界路過》，在淘票票上的分數為8.7。由此可見，觀影經驗更足、藝術鑒賞水平更高的觀衆正在被院線電影抛棄。
同樣被抛棄的還有那個曾經在藝術上抱有鴻鹄之志、不甘平庸卻始終沒能成功的電影導演——張一白。
他年輕時的理想是做學問。讀中專時，不聽課，按照大學中文系的書目讀，讀完了圖書館裡大部分書；畢業時，他自己背了個包，沿着烏江，走沈從文寫過的地方，收集民俗民歌；畢業後，他被分配到煤礦中學當老師，“他媽的，我委屈啊！”内心焦慮、壓抑的出口是閱讀和音樂。他在宿舍裡打了一個大書櫃，進城時總是背回來一大堆磁帶，古典音樂、貝多芬、德沃夏克。
1985年，張一白從報紙上看到中戲在重慶招生的消息，叫父親托人開了個假介紹信，獲得了報考資格，他比同級的人大了四五歲，初試過了之後，兩三個月裡拼命往回撿知識，最後文化成績還是差了兩三分，但專業成績卻是當年的全國第一，最終被特招進了中戲。
80年代末的中央戲劇學院，文藝氛圍濃厚，空氣裡都飄着理想主義的味道。戲劇文學專業的張一白、刁亦男、蔡尚君和導演系的孟京輝組了一個“鴻鹄幫”，搞先鋒戲劇實驗，海報貼進告示欄。“鴻鹄幫”在中戲最著名的事件是他們做了一個戲劇季，風風火火，直到今天仍是中戲的一個傳奇。
1987年，張一白幫一位導演改劇本，當槍手。電影開拍沒多久，父親病危，張一白趕回老家。晚上在醫院陪床，父親問：“你寫那劇本拍了沒有啊？”張一白說：“在拍。”
“十幾天之後，他就去世了，所以我現在經常想起來，我父親活着的時候，唯一知道他兒子的作品，就是我當槍手寫的電影，他不知道我後來拍了那麼多電影。”
父親去世後，家裡的經濟狀況開始出現問題，張一白隻好把學術理想放到一邊，出去找兼職，給人家寫文案、拍廣告賺錢，“拍着拍着，就把自己拍成了導演”。
在如今的張一白身上，過往似乎隻留下了兩處痕迹。一處是鄉音，在北京20多年，他說話依舊帶着重慶口音，喜歡開玩笑，粗話不離口。讀書時，蔡尚君就發現張一白很會和人打交道，“在任何場合和任何人都能混”。另一處則是，他依然保留着很好的閱讀習慣。和朋友出國旅行，他曾經把法國一個舊書攤上的絕版書幾乎全部買了下來。公司裡實習生論文寫不出來，他直接開了一套書目，叫對方系統地讀。
第二次采訪張一白時，正好遇到書商拉着小車過來送書，新書和碟片裝了滿滿的幾箱，張一白一邊挑着，一邊對《人物》記者說：“改天邀請你去我家，我家裡的書比這兒的多。”說完，他又補了一句：“媽的，回頭你看了八成會想，你看那麼多有品位的書，結果拍的都是爛片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