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至少能解決溫飽，可它就像一塊雞肋，消耗了他們的所有青春，讓他們變得越來越膽小，沒有希望，也不敢絕望。
原地踏步的群體
東莞南城步行街坐落于新城區中心。冬日，這裡行人稀少，各路品牌服飾安靜地陳列在敞亮的商店。巨幅廣告裡，女人裸露出曲線，男人西裝革履，賣弄着欲望與格調。步行街的對面，碩大煙囪兀然聳立，滾滾濃煙扶搖直上。錯亂的時空感。
偶爾，36歲的呂蓮娟會來這裡走走，看着模特身上的時髦服裝，有時也幻想自己穿上的模樣。但也僅是幻想而已。身上的外套，是花32塊錢在地攤上淘來的，已伴随她度過3個寒冬。
她來東莞10年了。2010年以前，她在東莞南城一家電子廠的無塵室裡，日複一日地擦拭電子零件，悄然消耗着青春歲月。
呂蓮娟是數以億計的中國農民工群體中的一員。過去二十餘年，他們潮水般從各地農村湧向城市，湧向珠三角與長三角地區。他們聚集在城鎮，提供着最低價的服務；他們建造起城市的一磚一瓦；他們進入工廠，推動工業化工程，實現着中國的崛起夢。
這些農民工吃苦耐勞，夜以繼日出賣着最廉價的勞動，生産各式産品：從玩具、服裝、運動鞋到機械設備、電子産品甚至波音飛機、空中客車的零部件。“中國制造”走出國門，充斥全球市場每一個角落。
過去10年，“中國模式”開始被讨論、被總結、被歡呼、被沾沾自喜。2008年，中國舉辦豪華的奧運會，向世人展現其高大的身軀。2009年，《福布斯》文章稱，廉價産品為中國積累了2萬億美元，中國開始了大規模全球收購行為，令世界驚呼：“中國太有錢了！”
過去10年，這個群體始終伴随着聳人聽聞的故事：切指斷臂、 跳樓讨薪……不斷刷新人們對生活的想象，被關注、被同情；被窺視，被消費。
“東莞在劇變，但我們沒有變，”對于呂蓮娟來說，10年來，工資的增長如逆水行舟，物價的飛漲卻像脫缰野馬，而她搖身變成兩個孩子的母親，生活負擔日益加重。10年前，她和丈夫從廣西桂林的鄉村出發，來到這個世界工廠，埋進轟隆隆的機器聲中，推動這個國家邁向現代化。10年間，世界一日千裡，呂蓮娟及所屬的群體，極少數人幸運而艱難地躍進另一個階層；另一些人，卻透支了體力和腦力，帶着一身傷殘，被抛回了農村。而她則如同沉默的大多數，在原點徘徊，接受命運，節衣縮食經營每一個日夜。
被收容的流民
2000年，孩子才滿兩歲，呂蓮娟随丈夫來東莞打工。當時南城步行街還隻是一條臭水溝，要3年以後才建設起來。她在臭水溝旁邊的下村住了下來，下村的樓房當時還毫無蹤迹，她望着一片矮小醜陋的瓦房，心想，家裡的村莊真是比這裡美多了，隻是那裡太窮了。
在廣西灌陽縣江口村，呂蓮娟一家3口人種着6分田，“根本沒法養活自己”，她說。大多數内陸農村遭遇着江口村同樣的貧窮。中國地少人多，人均耕地不到一畝田，實行家庭承包責任制以後，勞動生産率提高，勞動力大量過剩。1997年之後幾年，農産品市場疲軟，銷售困難，農業生産收入連年下降，還得上交各種沉重的稅費。青壯年農民無所事事，過着貧困的日子。
在堂妹的介紹下，呂蓮娟進入東莞新科電子廠，400塊錢包吃包住。丈夫則在家具廠的流水線上，做油漆工人。兩人拿着不到1000元的月工資，花去120塊錢，在村裡租下了一間小房子。下村遍地是打工者，夏天夜晚，賣西瓜的小攤販把西瓜切成小片，一晚能賣兩千片。出租屋擠不下太多人，少年都睡到門口、街上。夫婦倆的小房間隻能放下一張小床，勞累了一天之後，他們偶爾躺在床上，暢想着未來。那時，他們還有夢想。
生活的艱辛在于，滿是未知和驚險。那時，每個農民工都要辦理暫住證、就業許可證、外出打工許可證，每年辦理各種卡證要花上三五百元。若是被查出沒有證件，就要被抓到收容所改造勞動。不僅要補辦證件，還要罰款兩百元以上。每一天，治安隊都要到村裡來查證，治安員随意闖進他們的屋裡，搜查、抓人。
呂蓮娟夫婦老老實實辦證交費，提心吊膽，總算平安度過那幾年。可她的老鄉則沒那麼幸運――保君三度被抓進收容所，譚大哥掏出暫住證，治安員接過後就将之撕成兩半。孫大叔因為操着和打架者同樣的口音，也莫名其妙被抓進收容所，不僅罰款兩百，還要被懲罰掃地、洗被子。
2003年3月17日晚，一名大學生走在廣州街頭，他因沒有暫住證，被廣州市黃村警方抓走。在收容所，他被腳踢拳打、肘擊棍捅，3天後，死于救治站。
大學生的墓志銘寫着：以生命為代價推動中國法治進程，值得紀念的人――孫志剛。
艱難漲薪
2004年春節剛過不久，廣東、福建、浙江等沿海地區開始出現“民工荒”。由于農副産品價格上漲，一些農民工選擇在家務農，不願回到工廠，不願繼續忍受惡劣的工作條件。
2004年，因為缺工，呂蓮娟成了新科電子廠的正式員工。她有了工資卡。9月，她的底薪為440塊，加班114小時，再扣除16塊錢綠化費，最終能拿到1179塊錢。兩個月後，她開始有了養老保險。這突然的改善讓她開心了好一陣子。
每一天，她6點鐘起床，在6：50之前趕到無塵室的流水線上，開始清理磁頭，到了下班，通常已是晚上七八點，天已經完全黑了――她難以見到廠外的太陽。每一天都累得腰酸胃痛，可她心甘情願地忍受這一切，賺錢的唯一辦法是，加班、再加班。
好景不長。9月，金融危機暴發了。押寶于出口導向的沿海中小企業紛紛倒閉，2500萬農民工失去工作。他們大多數沒有得到任何補償，默默返鄉，或是往其他地方遷徙。
呂蓮娟所在工廠也遭到金融風暴的襲擊。2009年開始，工廠不再讓她加班。賺不到更多錢，她也“跟着感覺走”，跟着其他工人消極怠工，在正常上班時間，故意放慢速度，或者幹脆站着不幹活。
當不滿情緒向生活蔓延之時，新的生命悄然降臨。2009年6月，肚子裡的小女孩已經4個月大了，呂蓮娟忐忑不安地辭掉了工作。她想起那個挺着大肚子上班的工友，竟然生下一個渾身烏黑的嬰孩，那孩子不久就死去了。4年前的一個早晨，她剛去上班，因為吸入過量消毒水，暈倒了。之後住院四十多天，除了醫療費，呂蓮娟沒有得到任何補償。她經常頭痛，她想那也許是工作落下的後遺症。
呂蓮娟孤獨地面對農民工群體共同的問題。他們不僅經常面臨工傷的危險，還占據着90％職業病患者份額。有害的工作環境正在奪走他們賴以生存的最基本的資源，患上職業病似乎是家常便飯，維權卻是舉步維艱。
無力消費
呂蓮娟一家四口擠在下村一個小單間裡，兒子睡一張床，她和丈夫、小女兒擠一張。小女孩總是哭鬧，鼻涕滴答。沒有衣櫃，衣服都挂在兒子的床尾。房租一直漲，她在村裡輾轉換了幾個住處。這個幾平米的小單間，一個月要花去300塊錢。
陽台用鐵皮遮頂，鐵皮挖出一個洞，讓陽光透進這個潮濕的小房間。陽台一端用來做飯，一端是衛生間。下雨時，她就把小煤氣爐拖進房子
，在地上做飯。
兒子王大順是去年接過來的。過去10年間，他都随着外婆留在老家。為了省去春運的費用，夫婦倆從未回家過年――來回的車費要700塊錢 ，是平常的兩三倍，過一次春節，要花去一兩個月的工資。如今兒子長大了，外婆漸漸管不住他。呂蓮娟害怕他像村裡其他留守兒童，去網吧上網，沉迷于遊戲，或是像那個14歲的孩子，吸毒過量而死于非命。
因為戶籍制度，農村戶口的王大順沒法享有城市的義務教育。到了東莞，他隻能在附近的農民工子弟學校就讀。一年的學費将近5000塊，她退回來的社保金，隻夠支撐他讀兩年書。
辭去工作後，一家四口都要靠丈夫一個人養。他在工廠打工，每天工作12個小時，沒有任何保險及福利。扣掉300塊的夥食費和32個小時休息費，每月隻能拿到1400塊。
豬肉漲價後，呂蓮娟便極少吃。前幾天生日，才買了5塊錢豬肉煮白蘿蔔慶祝一番。但她堅持每天煮一個雞蛋給女兒吃，孩子是她通往未來的入場券。她想着，即便沒有儲蓄，沒有保險，有了孩子，她就不至于老無所依。
家裡幾乎沒有電器，那台小小的電視，起初呂蓮娟因為怕浪費電而不願意買，還是在丈夫的堅持下，花上60塊錢在廢品站買來的。
10年來，最大的消費是去年為兒子學英語買的影碟機，花了将近500塊錢。可兒子并不喜歡學英語，影碟機被廢棄在一邊。他想回家了。他懷念在家鄉的河裡恣意遊泳，懷念在田野間和小夥伴戲耍。他開始在學校裡結識老鄉、組成陣營，對抗那些欺負人的孩子。他個頭矮小，每天都挨人打，可他總是全力反擊。“打不過也要打”，這是12歲的王大順最新領悟的道理。
呂蓮娟想，這個城市永遠不屬于自己。她也想着回去，可是，老家沒有房，結婚時用的屋子還是借來的，再說，生了第二胎回去還要被罰款。
在去與留的彷徨之間，在随時準備遷徙的不确定之中，在展望未來一片茫然之時，呂蓮娟唯一确定的，就是盡可能節省，最大限度地減少消費。
人，變成機器人
和老鄉呂蓮娟一樣，30歲的保君在東莞打工10年，也從未在春節返鄉與家人團聚。他是家裡的支柱，每月掙到手的一千多塊錢，除了支付自己的房租、夥食，還要養活老婆及女兒。
“工資越來越少，物價越來越高。城市越來越繁華，可那和我一點關系也沒有。”這是他10年來最大的感受。3000多個日夜裡，他有一半的時間，面對同樣的流水線，重複着同一個動作。有時他擡頭望望周圍，千人一面、整齊劃一，再望望那些轟隆隆的大機器，他覺得，自己已經變成一個機器人。
許多次，他想逃出工廠，去創業，可最終總是以平息沖動、鎮壓欲望收場。要是失去了幾年來的省吃儉用拼命加班才有的小積蓄，一家便淪為赤貧。
最近幾年，這種欲望越來越淡，有時剛泛起一點小漣漪便消失在一潭死水之中，再後來就幾乎不再出現了。
10年來，如同所有的工廠工人，他要日夜輪班。夜晚工作是他最難受最孤寂的時候，他想象女兒的模樣，鼓勵自己堅持下去。女兒是他唯一的希望，他想把她健康養大，不再讓她出來打工，重複自己的命運。
保君對周圍的環境産生強烈的不信任感。打工10年，東莞仍是陌生。自己不屬于東莞，他覺得把養老金存在這裡，心裡特别不踏實。“以後要辦理轉移，又得一筆路費”，再說，“政府一個字把你卡死了，以前連辦個暫住證都很困難，他們三番兩次把我抓去收容所，然後罰錢。”
休息的時候，保君偶爾也去南城步行街走走，自己永遠消費不起，隻是看着别人消費，幻想自己身着千元西裝，“也有個人樣”。可他不敢往商店多看幾眼，他害怕遇到服務員盯着他的眼神。
近幾年來，保君開始上網了，他看到國外的工會為工人争取利益，羨慕不已，“自己工廠的工會，最多組織大家去看電影。”
“外國工人最苦最累的活，他能買房開車，在中國，打一年工，打10年工，打60年工，還是那個命。”
“炒掉東莞，炒掉老闆”，他說。嘴角泛起一絲苦澀的快意。
回不去的故鄉
如果說，廣西老家的山水，仍為保君留一條退路；那麼，對于22歲的孫平來說，廣西老家的山水，隻能永遠駐足在童年。
他的父母在東莞打工10年，每隔幾年，就回家蓋一點房子，陸陸續續蓋起一層樓。作為留守兒童，他也每隔幾年就來東莞和父母相聚。18歲那年，他從高中辍學來東莞打工。
幾年下來，他輾轉了幾家工廠，“一個地方呆久了，沒機會學東西，就不想呆下去”，相比起金錢，他更看重技能積累。
2011年，他回家了一趟，竟覺得“看哪裡都不順眼”。連續幾天，他都感到單調無聊，無所适從，“沒地方可去，一眼望到盡頭。”
在工廠，仍是每天工作12個小時，但孫平并不覺得累。他蝸居在城中村，熱愛城市的繁華。他最大的消費是買衣服，一件幾百塊錢，全是運動品牌。他覺得，唯有穿上時尚品牌，才顯得“整潔”，顯得與這個城市相匹配。
對孫平這一代人來說，很早接觸網絡，打開的是一個全球化的視野，接觸的是世界最主流的叙述：城市化以及消費主義。他們成長的中國，是一個時空混亂的轉型中國，他們從前現代的村野走出來，邁進現代化進程中的血汗積累，消費于後現代的狂歡之中。
18歲的張柱，在一家皮帶廠的流水線上工作。每個月，他最高興的事情就是買衣服，然後和朋友到大型舞廳搖頭晃腦地蹦迪。那是他擺脫機械感的一種方式。他讨厭被稱為“農民工”，他說，非得帶“工”字的話，請将他歸類為“員工”。
張柱利用網絡學習勞動法，看看老闆的行為哪些地方不符合規範，同時還向母親普及法律常識――這也是一個大趨勢。在過去幾年，網絡成為新一代農民工了解自身權利、維護自身權益、表達自我的發聲渠道。
2010年，在富士康，13條年輕的生命從高樓墜下，以死亡表達人生之絕望。他們的悲劇喚起了社會對新生代農民工命運的思考和關懷。而他們，在過去的10年，已經成為中國農民工的主體。
“那些跳樓的人腦子都是漿糊，”孫平譴責自殺的同齡人。然而，和他們一樣，孫平覺得打工幾年，最大的收獲是：現實是殘忍的，金錢是唯一的邏輯。沒有錢，就沒法在這城市立足。
他覺得自己不會一輩子打工，他覺得他能改變命運，雖然暫時還不知道改變的方法。但他确定，他不願再回到農村去了，因為他們和這個飛速發展的國家一樣――“童年的感覺已經消逝了，農村是老一輩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