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老師是個中年男人，他教四年級的語文。那年正好是“文化大革命”的頭一年，“紅色風暴”一下子席卷了中國的每一個角落。我們這所農村小學也不例外。明老師一下子成了教育戰線批鬥的對象。
那一年，我竟稀裡糊塗地當上了學校“紅小兵”的大隊長。
八月，正是稻子流金，桃子透紅的季節，學校沒有像以往那樣放暑假。那天，我剛到學校，就被一個老師叫住，他叫我帶兩個“紅小兵”把明老師押送到将軍完小去開批鬥會，會後再把他押回來。我當時很高興，又可以不用讀書，還可跑到其他的學校溜達一天了，更重要的是，我感覺那任務還神聖得很。
明老師五花大綁地被我們押着上路了。
上路前，那個老師格外地強調，要好好地看住這個“反革命”，可不能讓他跑了。
就這樣，我開始了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押送“反革命”的工作。我們幾個懵懂少年并不理解大人們的事情，這明老師教書教得好好的，怎麼一夜間就變成了反革命？反正别人說他是反革命，大緻也沒有錯吧。
明老師戴着三尺高的喇叭帽，胸前挂着一塊木牌，上面寫着“反革命”三個很醒目的字。
一路上，我們三個“紅小兵”打鬧玩耍，嘻嘻哈哈，隻有“反革命”明老師默不作聲。他走在前面，我們跟在後頭。在經過朱家崗時，我們發現一戶人家圍牆邊的一樹桃子紅透了，正誘着我們幾個的眼睛。結滿桃子的樹枝越過一米多高的土磚圍牆，伸在路旁。當時，我把牽着明老師的繩子一拉，明老師就自動地停了下來。他肯定也明白，我們看上了樹上的桃子。
他說：“人家的桃子不要摘。”
我們幾個幾乎同時白了他一眼。
我說：“你個反革命，有什麼資格批評我們？不識相！”
他雙手綁着，也拿我們沒轍。我沒敢松手，怕這個“反革命”趁機跑了，回去不好向學校交代，隻好讓那兩個“紅小兵”上樹摘桃。
他倆一個踩在另一個的肩上，爬上了圍牆，攀上了桃枝。一會兒，地面就扔了不少桃子。突然，聽到桃樹枝“咔嚓”一聲斷裂的聲音，其中一個正在摘桃的人眼看着就掉了下來。我還沒來得及反應過來，隻見“反革命”明老師一個箭步跨了過去，他身上的繩子把癡呆的我拉了個趔趄。就在那個同學快要落地的時候，“反革命”明老師用自己的身體接住了那個同學。那個同學被彈到了地上，打個滾就翻身站了起來，好象沒有傷着皮毛。
他拍拍身上的灰，似乎有些驚魂未定。
由于明老師的手被反綁着，無法自我保護，就這一擋，磕破了鼻子，鮮血從他的鼻子裡冒了出來。直到這時，我才反應過來，趕忙上前拉起明老師，問他要不要緊，并幫他把捆着雙手的繩子解開。
明老師揉揉被松開繩子的手，從褲子口袋裡掏出手絹，撕成兩塊，塞進了兩個鼻孔裡，滿不在乎地說：“不要緊，一會兒就好了。”
明老師在田邊的溝裡洗了臉上血迹和灰塵，要我們再把他的手捆上。
他說：“不捆可不行，你們會挨批評的。”
我看到他手腕上有兩道深深的勒痕，實在不忍心再捆，心裡開始疑惑，這麼好的老師，怎麼會是“反革命”呢？
明老師怕我們挨批評，一再要求我們将他捆上，我們捱到将軍完小時，才輕輕地将繩子纏在他的手腕上。
批鬥會開完後，我們三個“紅小兵”已經失卻了批鬥老師的熱情。我和其他兩個人一緻認為，明老師一定是被人冤枉的。挨了批的明老師卻不怎麼識相，在回校的路上還在批評我們不該偷摘别人家的桃子。
幾次批鬥會後，明老師就被“紅衛兵”們押走了，再也沒回到學校裡來。至于去了哪裡，我們不知道。時間匆匆過去了四十多年，明老師至今是否還在人世，我們也不知道。明老師在那個颠倒黑白的年代被打成“反革命”，後來是否昭雪平反，我們更不知道。但是，我們确信明老師的“反革命”是被人冤枉的。在我們幼小的心裡，我們感覺那就是一個好老師，盡管當時身處逆境，在學生危難時，他仍然挺身而出，用身體和生命保護了他的學生。
明老師挺身而出的那一幕，就這麼深深地镌刻在了我當時幼小的心靈裡。直到今天，我仍然在心裡懷想“反革命”明老師。
若幹年後，青陽廟早不見了，青陽廟小學也不見了，青陽廟前的兩根梧桐樹早化成了朽木，那曾經當過我人生指明燈的唐老師，還有震撼了我幼小心靈的明老師都已不知所向，多少往事丢在了時間的流逝裡，有關青陽廟的點點滴滴，卻永久地镌刻在了我的記憶深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