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我媽第一次走出小鄉村，背着被褥卷，也許還拎了一土布袋熱紅薯，搭汽車，轉火車，再汽車，從河南出發，去武漢上大學。半個月之後，她寫信給她的媽媽、我的姥姥：“同學們都有蚊帳，我沒有。”姥姥回信：“蚊帳是什麼？”
我媽詳詳細細寫給她：“一種很稀很稀的棉布，和床一樣長一樣寬，高度比兩張床之間的距離多一些。”我媽用線量的尺寸，三根長線就是三個尺寸。
就這樣，那年新棉花下季的時候，姥姥紡線，織“很稀很稀的棉布”，裁剪，縫紉。總之，暑假結束，我媽再上學的時候，行李裡有她小小的自矜：她也有蚊帳了。
30年後，我家三姐妹相繼考上大學。到了我，一切因陋就簡，能省就省。搪瓷臉盆是掉漆的，枕巾其實是毛巾，還有這一床姥姥的蚊帳。
我接受了它，卻打心眼兒裡不想要。它小，孔眼卻大，是“隻防大蚊不防細虻”的君子作風。最重要的是，它太舊了，土布已經灰得發黑。有一次，一個外班女生來寝室逛，我聽見她向人打探：“那是誰的床？看着好髒。”我很憤怒，卻沒法向人解釋：它不是髒，隻是積了太多水洗不淨的曆史塵埃。
它很快就拉了大口子，大概是被我一屁股坐上去了，布質已朽，經不住我的噸位。我帶回家給我媽過目：确實不堪用了，之後全無心肝地棄之。
直到現在，我才意識到，我抛掉了這世上最後一件沾有姥姥手澤的物件。她的愛與尊嚴，全在這一針一線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