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說中的“南沙溝”，離釣魚台國賓館極近，小區門口有人站崗，裡面清一色三層舊式小樓，樓距很寬，中間是靜谧的喬木和草坪。據說，這裡幾百戶人家中，沒有封閉陽台也沒進行裝修的，隻有楊绛一家。1977年春，錢鐘書一家告别學部辦公室的蟄居生活，搬到此處新宅，這也是他人生中的最後居所。三十多年來，這是一個略顯寂寞的地方，因為主人罕有的孤獨；但它也不斷迎來送往，因為主人稀世的分量。
錢楊是無錫同鄉，1932年相識，1935年喜結良緣，恩愛六十多年。
“文革”初期，别人被鬥得狼狽不堪，錢鐘書卻頂着“活無常”式的高帽子，胸前挂着名字上打叉的大牌子昂首闊步，任憑街上的孩子哄鬧取笑，既不畏縮也不惶悚。在暴虐橫行、風聲鶴唳的年代，瘦弱的楊绛還有過“壯舉”。“外人看去她是柔弱的嬌太太，面對階級鬥争肯定吃不消或者往後退縮的樣子，但有一次，她真的讓我刮目相看！”葉廷芳回憶說，“1966年夏的一次批鬥會，‘文革’初期錢鐘書被貼了大字報，楊绛就在當中一角貼了個小紙條澄清。後來群衆批牛鬼蛇神，全所一百多人面前，把八九個人都拉出來批鬥，站一排，楊绛站在最右邊，當時一起被批的還有宗璞、鄒荻帆、李健吾等，其他人都低着頭，你說什麼都接受，就算不符合事實也不敢說話，就她一個人，臉漲得通紅。他們逼問楊绛，為什麼要替資産階級反動權威翻案。她跺着腳，怒不可遏地據理力争：就是不符合事實！就是不符合事實！這次以後我就對她刮目相看了，一方面是她的勇敢行為，另一方面是她對丈夫的忠貞，絕不允許有不符合事實的批判。”
1969年11月，年近花甲的錢鐘書告别妻女先下了五七幹校，學問通透的他，侍弄煤、鍋爐卻是外行，水總是燒不開，被大家笑稱“錢不開”。半年後，楊绛也來到幹校，兩個人不在一個連，但能偶爾相聚。兩個連在地界上是毗鄰的，差距一裡左右。楊绛在“菜園班”，當時快六十了，白天由她看管菜園，她就利用這個時間，坐在小馬紮上，用膝蓋當寫字台，看書或寫東西。錢鐘書擔負送信工作，每天下午四五點左右，他去“公社”取件時，總要繞道百十來步看他的妻子，楊绛把自己寫的東西遞給他，他一般就站在那兒看。
在信陽的日子，楊绛依然和别人不同，似乎總是“笑嘻嘻的”，還對大家說“文革”對她最大的教育就是與群衆打成一片。隻是有一次，大家都在勞動，鑿井、種菜、澆菜……菜地旁邊突然起了個墳堆，她說，死的人多冷啊，墳地裡草都沒有……當時是夏天，大家還奇怪她怎麼會想到冷。事實上，那時候的楊绛剛剛遭遇喪婿之痛，他們的女婿王德一，在批鬥中不堪受辱自殺了。
1997年，錢楊二老的獨女錢瑗去世，一年後，纏綿病榻的錢鐘書也走了。“鐘書病中，我隻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顧人，男不如女。我盡力保養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後’，錯了次序就糟糕了。”錢鐘書纏綿病榻的日子，全靠楊绛一人悉心照料。菜都做成糊狀，魚要做成粥，一個小刺都不能有，都是楊绛一根一根剔掉的。有段時間，錢鐘書在北京醫院，女兒在西郊，楊绛這麼大年紀兩邊跑。一家三口人，後來一下走兩個，尤其是女兒的走讓她毫無思想準備，這個打擊太大了！“我們仨失散了”。但是她居然非常堅強，一滴淚都不掉。
“鐘書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裡去呢？我壓根兒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間，打掃現場，盡我應盡的責任。”斂起喪親之痛，當年已近九十高齡的楊绛開始翻譯柏拉圖的《斐多篇》。人們驚訝地發現，沒多久，這位纖小瘦弱的老太太在忘我的文字中硬硬朗朗地站起來了！
十多年來，面對時間這位嚴酷的判官，楊绛仿佛大戰風車的“堂吉诃德”，越戰越骁勇：翻譯、寫作之外，她還一人攬下了整理錢鐘書學術遺稿的工作，那是幾麻袋天書般的手稿與中外文筆記，恐怕難以想象，一個老人居然能扛下如此超負荷的重擔。
對于悲痛和酸楚，她卻從不多著一字，潺潺緩緩，舉重若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