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最困難的時候，我到一個工地做工。做工是因為欠了人家賬，結果不僅沒賺到錢，又因為一場意外的火災，把随身帶的東西全部燒掉，隻剩身上的一件破衣服和一條短褲。以後的整整28天，我沒有洗過澡，沒有刷過牙，沒有正經吃過飯，好在工地從民工到書記都跟我很熟，包括知青，他們殺了豬總會給我留一碗肉。
我就在那裡遇到了一個給予我很大幫助的人，他的名字叫王以晃。
當時應該是1972年夏天，我看見遠遠地走過來一個人，褲子長長的，人很瘦，頭發亂亂的，跟刺猬一樣。背着那個時候很時髦的軍用包，他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話跟我講：那個吊桶借我一下打水喝。
我聽出他是福州人，我告訴他那水不能喝，井水裡有血吸蟲。我給他喝沏好的一壺茶。他一面喝水一面對我說：“已經兩天在永泰買車票買不到，今天我上不了車就從永泰走出來，要走到福州去。”
我就勸他：你才走一半的路，你的體力不夠會走不動的，幹脆，在這裡住一個晚上，我明天送你上車，這條線的交通車跟我很好，沒有票也可以上車的。這樣他住下了，茶喝過煙抽完，又去洗了澡。我也沒有菜，隻有大米。我就用大米煮稀飯，他把一斤大米煮的稀飯全部吃了下去，可以想象他餓到什麼程度了！
誰能想到我們後來成了最好的朋友！那是我人生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我看他那個樣子就想他一定會喝酒，就找了個年輕人幫我買一瓶二鍋頭，那個時候買酒都要找書記批，不過公社書記跟我關系好，我又弄了些雞蛋。那個晚上我們就在那個山溝溝的一棵樹下喝酒，不停地用扇子趕蚊子，但我們很開心。他講他是連江館頭三兜農場場長。他說你給我去當推銷員吧，不要在這兒幹了。我心想可能他是吹牛，所以沒當真。
沒想到，大年二十九下午，他又是一個人嘟噜嘟噜背着一個包來了，見了我就罵：“你這個沒得死的人，大年三十小狗都要回家，你上有父母，下有老婆孩子，不回去過年，你怎麼交代得過去啊！”他跟着我找到農場的書記，讓我回去過年，并說明年不來了。
我跟他大年三十從農場出來，中途他下車到福州，約我初五到館頭。回到家，老婆跟我講老曆二十八，老王跟我爸在一起，陪我爸喝酒，他買了很多東西給我爸，還給我家裡買了很多年貨……
初五，我如約去找他了。他把我叫到他家去住，叫他女兒把手上的手表脫給我戴上，那時候手表很值錢，100多塊錢，他把家裡的毛線拿出來給我打羊毛衣，拿布給我做新衣服，從裡到外把我換了。他說有錢了有膽量，有衣服就有威，後來那一年在那邊幫他推銷，賣的錢我可以賺30％。我去推銷都是王以晃把我領進門，教我到哪裡哪裡去。第一年我個人淨賺了一兩萬塊錢，平常的日子都是王以晃親自去安置我的孩子和老婆，給我家裡買東西，他做這些事做了很多年。我們之間就是這樣，既一起做事情又互相幫忙。王以晃不僅僅是我的朋友，還是我的老師。直到今天，我的用人之道還是當年他教給我的――信而用之，用而任之。
我和王以晃的友誼一直保持到他死。那是在1985年，他得了癌症。他是一個很正直的人，得罪過很多人。在床上病了幾個月錢都花光了，臨死之前，他把我找去。
他得了肝癌，誰看了都不敢待太長，可是我那天跑到他家，在一個床上跟他一起睡，頭并頭腳并腳，我覺得這才是朋友啊。他跟我說，他現在可以走了，但是長子已經訂婚了，按照當地的規矩，他一死兒子就要守孝滿三年才能結婚，可是如果馬上辦又沒有錢。
我就說：“馬上娶，有辦法，我來給你策劃。”我就去找當初一起做生意的朋友要他們贊助這件事，那時候我已經在高山玻璃廠當廠長，因為他們當初也是跟着王以晃做事的，所以都同意了。我先借來錢下聘金，辦酒席，到結婚那天，朋友都争着送來錢，不但辦了婚事而且還有節餘。
沒過幾天，王以晃就去世了，又過了幾個月，他老婆也去世了。我覺得能讓他和他的夫人放心地走，心裡好受了很多。我們那個時候的朋友就是這樣，不隻意味着互相信任，而且還意味着能夠彼此“托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