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是寫我小時候保姆的故事。
保姆叫李佩，清貴胄家族的兒媳。新中國初建時，她走進共和國創建者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的家庭，走進中南海十七年。當領袖為實現“理想”引發了一場動亂，她又為受難者的兒女，支起一片避風的港灣。
晚年，她坦然于貧窮，無悔于人生，留下的是偉大母性心靈的縮影。
父母尊敬她
1950年1月30日，姐姐出生了。建國初是供給制，母親所在的全國婦聯機關統一給生了孩子的領導幹部找保姆。命運，就這樣把李佩帶進了我們家，無論平靜的日子，還是風雨如磐的歲月，都無法分開。
我的父母都是抗戰時期的“延安人”。進城後，母親董邊從事婦女工作，主編《中國婦女》雜志十七年；父親田家英1948年到毛澤東身邊擔任秘書。他們的絕大部分時g屬于工作，我和姐姐是在保姆的呵護疼愛下長大的。
李佩原名李賢佩，去婦聯應聘時，她把“賢”字去了。我們叫她“阿姨”。“阿姨”在我們孩子心中，是和自己媽媽有所區别的“媽媽”。我們幾個孩子，從小怕她又戀她。母親放心她，把家都交給她。父親比她小十一歲，可以說尊敬她。
我家吃飯，用的是一個矮圓桌，一邊一個木扶手舊沙發，這是母親和阿姨的專座。父親從來和我們坐小闆凳，且總是靠牆根坐。說到樂事兒，父親愛仰天大笑，靠得一背白灰。這時候，阿姨總會邊幫父親拍打衣服，邊數落着：“挺大的爵兒位，看邋遢的。”
父親去世前幾天，全家圍坐在圓桌邊吃飯，阿姨看出不祥的兆頭。她後來和我說，“那天吃飯，我一擡頭，見你爸眉頭緊鎖，兩道擡頭紋豎起來，我心裡頭咯噔一下，不是好兆啊。”她的老話老理多，她信就靈。
那時的我們，誰也不知道阿姨的身世。
1958年秋，父親見阿姨連着幾個星期天有事，随便問了句，“幹啥子去嘛？”阿姨說，婆家為分房，打官司呢。父親半開玩笑：“李佩，你還要當小業主啊？我還是個無産者呢，咱們是一家，我這兒養你老了，以後一起生活。”如果說，父親的話前半句有點玩笑的意思，後半句可是實實在在的真話。給阿姨養老，是我們全家人的共識。
五六十年代，“小業主”是很不名譽的出身和成分。父親一句話，讓阿姨放棄了房産――就跟着共産黨的這個好人家，奔吧。
我們全家是1958年搬進中南海的。
1949年8月父親随毛澤東進中南海，一直住在豐澤園西邊不遠的靜谷。
“靜谷”是一個有院牆的園子，偌大的園子裡隻有父親住的靠西牆的三g廂房，據說是當年太監住的下房。園内古木林立，苔草叢生，一條條碎石小路，曲曲彎彎。早晨滿園霧氣，太陽穿過樹葉遮蔽的縫隙，婆娑地射進來，霧才一點點散去。烏鴉會成群結隊地飛來飛去，呱呱的叫聲，給靜寂帶來一陣喧鬧。一次，姐姐和我說，靜谷的烏鴉真壞，今天它們把屎拉在正在院裡刷牙的爸爸的牙刷上了，我們笑得肚子都疼了。
1959年秋，與靜谷相鄰的供首長休息娛樂的場所春藕齋要修繕，靜谷也在修繕範圍，父親才搬進永福堂。
這是一組院落，由北向南一院套一院，從北頭過來依次住着陸定一、張際春、我們家：陳琮英（任弼時夫人）、胡喬木、楊尚昆，但院落的格局不盡一樣。
永福堂最早是朱老總住，以後是彭德懷住。彭老總在永福堂住了近七年，廬山會議後去了海澱的挂甲屯。從1959年到1966年，我家在永福堂也住了近七年。
永福堂是個隻有大北房、東西廂房的三合院，北房兩邊各有一個小耳房，前院正房是永福堂院子的南牆。
然而，我們還有另外一個家。父母親住永福堂，我們小孩随阿姨住在中南海乙區稱做“南船塢”的一座三層灰樓（也叫南樓）。樓裡住的多是中央警衛局的幹部、醫務人員，知名的有警衛局局長汪東興，副局長王敬先、毛崇橫、田疇，毛澤東的保健醫生李志綏等人的家。警衛局是保衛毛主席的“禁衛軍”，我想，父親沒讓我們和他住一起，是為了他随毛主席夜晚工作、白天休息的需要，他把我們安排住在保衛毛主席的一群人中g，當是最最放心的地方了。
南樓的家就是阿姨管的家。再早，母親帶着我住在《中國婦女》雜志社，以後又住過萬壽路父親主持的中央政治研究室大院。無論住在哪裡，孩子都交給阿姨。阿姨從不休假，從不離開我們。
阿姨人勤快，講臉面。高高的個，頭發梳得一絲不苟，月白色的大襟小褂，一看就是個利落能幹的人。
提倡“愛國衛生運動”的年代，機關三天兩頭檢查衛生，每查到我家，檢查人員從不進門――“李佩這兒甭查，連床底下都是亮的。”
按季節，我們幾個孩子的衣服，該穿什麼穿什麼，棉衣棉褲也分薄、厚。阿姨一年要做十來雙鞋，我們的、她的兒女的、她自己的，都由她一手縫出來。阿姨的針線活做得好，針腳細緻又齊整。
阿姨還做得一手北京飯，講究什麼節氣吃什麼。菜經她一炒，又香又好看。父親是地道的四川人，愛說、愛吃、愛下館子。可他也愛吃阿姨做的飯，連窩頭都搶着吃，一手抓一個，說怕吃完沒了。
母親後來對我們說：“小事找阿姨，大事找你爸，我沒為孩子的事請過一天假。”
依戀
我五歲開始記事。第一次清晰的記憶，是我趴在阿姨背上，抱着她脖子哼叽。阿姨背着我一圈圈地在屋裡轉。我出水痘了。
母親後來說，你阿姨背了你一周，聽說出痘子怕光，阿姨用紅布把燈遮住，生怕落下什麼毛病，你可不能忘啊……
小時候，姐姐上香山幼兒園，家裡隻有我，我就像個尾巴，阿姨走哪我跟哪。
從小到大，母親從來沒碰過我們一指頭，阿姨卻常常用笤帚疙瘩打我們屁股，作為對我們犯錯誤的懲罰。
我幾個月大時，姐姐小，不懂事，用腳踩我肚子玩。阿姨急了，拉過姐姐啪啪打屁股，母親正從門口過，連說“打得好！打得好！”阿姨明白：誰家孩子不金貴？這是董邊信得着我呀！
打是打，但阿姨隻打我們屁股，用包了布的笤帚頭打。久而久之，我們自知犯錯誤了，一招呼，自覺地趴下受罰。
有一次，我們坐兒童三輪車從幼兒園回家，六七個孩子在車上打打鬧鬧，正趕上蹬車的老頭兒下來和人打招呼，車頭一下揚了起來，我們倒向後邊擠成堆。好在人小，沒分量，擠在一起還逗呢。可拉車的老頭兒吓壞了，回來就給住我們樓的幼兒園嶽老師告狀了。
晚上，我們聽見門口嶽老師和阿姨的說話聲，知道“壞了”。一會阿姨進來，氣的臉變得老長，兇兇的。哥哥叫着：“阿姨饒命”，一邊告饒一邊往床邊靠。阿姨問：“誰帶頭起的哄？知道不知道錯了？”我不會喊饒，就會哭，用哭聲本能地告饒。
“趴下！”聽到這聲命令，就是沒商量了。我們趴在床沿，自己扒下褲子，露出小屁股。包得一層層的笤帚疙瘩，打下去不是太疼，多半是委屈。一打，我就放聲大哭。可我不知，我的哭，實際是給阿姨助威呢，說明打得有成效，孩子知錯了。這一點，我是上小學四年級最後一次挨打搞明白的。早已忘
了犯的什麼錯，隻記得那天我咬住牙，心想就不哭。一下兩下，阿姨最後繃不住，撲哧一聲笑出來：“死丫頭，長大了，打不動你了啊！”原來，阿姨兇兇的臉和生氣的樣子，是吓唬我們的，她沒生氣呀？
從那以後阿姨再不打我了，我長成大姑娘了。
打小她打我，我從不恨她，哭上兩小時也要等她給我下台階；大了不打我了，我更戀她；懂事了，覺得我的生活裡不能沒有她。
情感随着人的長大“成長”着，有一天，我懂得了“思念”。
九歲那年的五一節，阿姨請假回娘家了。晚上，在永福堂勤務員打飯吃的。又看了電影《鬼魂西行》。十點，我們才回南樓的家。
一進門，沒人，大月亮照得床上亮亮的。我一眼看見枕頭上放着的襯衣和罩衣褲，都疊得平平整整，方方正正。我和姐姐上的育英學校是寄宿制小學，學校逢周五換衣服，但回來阿姨就都給換掉，嫌機器洗得不幹淨。今晚卻隻見衣服不見人，我第一次有了“想念”的心情，心裡一酸，眼淚默默地流出來。
德利姐姐
德利姐是阿姨的女兒。
德利姐性情爽朗直率，不落俗套。她眼睛大大的，梳兩條長辮子，愛穿各色淺格布上衣，配上背帶褲，在我眼裡，她怎麼打扮都好看。
父親愛叫她“标準中學生”，全家人都喜歡她。父母視她為我們家的孩子。幾乎每周末德利姐都來，看她媽媽，也看我們。父親若出差，都忘不了委托秘書室負責人陳秉忱通知中南海小南門，給德利姐放行。
說來，還是我父母親鼓勵德利姐讀書，她才走出一條自己的生活道路。
德利姐最初也随阿姨到婦聯看孩子。母親知道了說：“這麼大的孩子怎麼能不上學？”可供給制每月以小米計酬，阿姨哪有錢給德利交學費啊？甚至想把德利嫁嫁給椿樹胡同口那個修車的小夥子過日子得了。母親把這事告訴了父親，德利很快就上學了。
德利姐小時，跟姑婆（德利的姑奶奶，她一輩子未出嫁，是李家的老姑娘）到齊齊哈爾六爺家上過幾年學，可以直接插班，初中考上燈市西口的女十二中。父母一直給她交學費，直到改工資制後，阿姨每月有20元，德利姐上學就是阿姨供了。
父親希望德利将來上北京師範大學，當一名教師。他說德利口齒清楚，說話直爽，心眼善良，是當老師的好料。
可德利姐沒能實現父親的設想，初中畢業後選擇了衛校。德利姐說，後來一想起田叔希望她當教師，就覺得對不起田叔。我能理解她，她想早一天自食其力，不忍心讓她母親再操勞。
德利姐大我十六歲，對父親記憶深。許多往事，我都是聽她說的。
有件事，無論什麼場合，德利姐一提起就會哽咽落淚：
1955年，我不幸患肺結核休學了。我媽性格要強，她不願意求助董姨和田叔。走投無路，我冒膽給田叔寫了信：“我病了，這事我媽知道，她不讓我告訴您，更不能給您添麻煩。讓我在家休息。我不甘心，難道就等死嗎？我是偷偷寫這封信的，不過，也不難為您。是福，是禍，聽天由命吧。”田叔給我回信了：“知道你病，很是挂念。肺結核這種病從傳染上講是可怕的，但從治療上講并不可怕，因為有特效藥。你還年輕，生命的路才剛剛開始，要勇敢地面對它。人生沒有過不去的坎，有我們在，一切不成問題。見信速來一我這裡。因手邊有事不多寫。”那天下着小雨，我打起傘飛也似的趕到田叔處。田叔給了我300元，要我去買藥。我每天從朝陽門東大橋走到東單口醫藥商店排隊買藥，可幾次後，有錢也買不到藥了。太難了，我隻有再找田叔。見我失望的眼睛，田叔半開玩笑寬慰我：“你看有錢都沒處買藥。這病你得還不如我得，我得了還可以療養，還可以借機多看點書。”田叔找了中南海後來給毛主席當保健醫生的李志綏大夫，為我要到60支進口的鍊黴素注射液。兩個月後，我的病奇迹般地好了，連老師都十分驚訝。田叔為了我身體恢複得徹底，在女十二中對面不遠處有名的萃華樓飯莊，給我包了半年飯，按現在的說法就是“學生小飯桌”。
父親喜歡德利的率真、透明，對她像自家孩子一樣。父親的性情活潑灑脫，在德利姐的記憶中留下許多故事。
父親有時帶姐姐小英到王府井買書，他們會去燈市西口，等德利下課，給她個驚喜。
果然，德利姐一出校門，看到馬路對面的田叔和小英，高興得跳起來。父親帶着她倆去椿樹胡同康樂餐廳吃館子，神秘地說，這是給慈禧太後做飯的宮女開的飯店。德利姐注意了，從廚師到服務員果然全是女的。一條大魚，端上來還帶着鱗，跟活的一樣。父親用筷子把鱗一揭，鮮美的肉才露出來。
一次，德利姐到永福堂借書，父親向她道出存在心裡多年的一個心願。
父親的存書多，是中南海有名的。父母住的三問正房有二十來個書架，西廂房整個就是書庫，整齊高大的書架，想拿上邊的書，得踩上小梯子。不過這裡存放的是毛主席豐澤園放不下、也不常用的書。書架上大多是政治類圖書，選書時，父親讓德利讀點《資本論》，德利搖頭，說喜歡看小說。提到小說，父親說：“我有一個心願，這輩子不寫出一部小說來，我死不瞑目。是有關愛情的小說。”
記得母親也說過，在延安和父親談戀愛時，父親就說想寫一部小說，寫一對年輕人在戰火紛飛的年代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但始終沒有寫成，說生活素材積累得太少了，寫不出來。
父親想寫什麼，已不可能知道。但以一部小說的形式，把他積蓄多年的對生活對情感的感悟表達出來，這當是真的。
“中南海是我這輩子最享福的幾年”
阿姨嘴裡的老話多，什麼“孩子，孩子，日子過的就是孩子”。什麼“吃不窮，喝不窮，算計不到就受窮”。的确，父母親再忙，有阿姨帶着我們，日子過得熱熱乎乎的。
家裡有套從王府井信托行買的硬木八仙桌，帶四把椅子，四個方凳。桌圍子雕有镂空花格，擦格子是我們的活，小手掏來掏去，擦得锃亮。
擦桌、掃地後，阿姨給塊水果糖。那時一家一月就二兩水果糖，僅夠發獎用。
買米買面、打油鹽醬醋，都是去中南海東門外南長街的小商店。從南樓出發要走小兩站地，“我幫阿姨拿”，這是上小學前我們“出遠門”最好的理由，我們幼兒時期的小竹車成了阿姨的運輸工具。
東門外的世界真熱鬧，锔鍋锔碗的，修傘的，釘鞋掌的，還有用舊鋪襯換盆碗的。有時換個大粗瓷碗回來，一路捧着美着呢。買了米面吃食，小竹車就得讓糧食“坐了”，我走累了，拉着阿姨的衣襟哼哼。
“下回還去不去了？阿姨一句話，我撒腿跑到前邊的橋上，等着幫阿姨推小車。
發票證的年代，每月一人二兩肉票，阿姨攢着買了一斤五花肉，周末我們回來炖紅燒肉吃。冬天，肉放在窗台上用大碗扣着，結果眼睜睜地看着被老鸹叼走了，大粗瓷碗也給掀到樓下摔兩瓣了。阿姨為這事唠叨了多少日子：”呸，死老鸹，你倒給我們留點，都叼走了。“那年月，一點肉都心疼啊。母親說阿姨快成祥林嫂了。
困難時期，中南海裡自家不許開夥，一律吃食堂。我和姐姐住校，周末回來都到東
八所食堂吃飯。印象裡總是白菜豆腐，那白菜還盡是幫子，沒油沒味，比我們小學食堂的飯還難吃。父親偶爾拿來桶豆油，阿姨就給我們用白面蘸點芝麻炸排叉（一種老北京的點心），真解饞啊。
困難時期過去，生活又好起來。
中南海是北京最早用上煤氣的地方，是從人民大會堂通過來的。南樓是筒子樓，有一個集體大廚房，竈眼挺多，但油鹽醬醋得從家裡端。我們住最東頭，離廚房最遠。阿姨一叫：”二丫頭，幫着。“我就巅巅兒地跟着一趟一趟往廚房跑。拿醬油醋，端炒好的菜，拉圓桌，擺小凳，好像做遊戲。阿姨像木偶戲裡提線的，我像随線蹦跳的木偶。
冬天，我瘋玩得掉進了冰窟窿，好在水不深，哥哥連拉帶拽把我拖出來，棉褲全濕了，到家褲子已凍成”煙筒“。我們一路忐忑，吓得以為該挨打了。一見着阿姨我就委屈地哭了，阿姨急得把我扒個光溜塞進被窩，連數落帶心疼，哪還舍得打？
夏天，跟男孩子到解放軍跳高的沙坑，比誰光腳走的趟數多。回家熱得像個紅臉大關公。阿姨抓着我，一邊洗臉一邊說：”二丫頭，你傻啊！“
生活像平靜的水，卻過得有滋有味。
德利姐工作了，姐姐上中學，我和哥哥上小學，阿姨心裡松快多了，有時抓空還去長安大戲院聽場戲呢。
常聽她說：”中南海這些年，是我這輩子最享福的幾年。“
我看見阿姨哭了
有一幕，我總也忘不了，那天，我看見阿姨哭了。
玩夠了回家，到門口聽見勤務員王叔叔的聲音，高興得正要沖進去，卻聽見阿姨的哭聲。”那老丫頭（指姑婆，即上文提到的德利的姑奶奶），欺負人啊，使喚兒媳比使喚丫環還狠，嫁到李家，我沒享過一天福，隻有受氣的份。“她道不清受壓迫的理兒，可她知道自己命苦。
我順門縫往裡瞧，阿姨一把鼻涕一把淚地說，王叔叔在紙上寫。我從來沒見她這麼傷心過，王叔叔還一個勁兒地勸，可越勸阿姨哭得越傷心。
那是1962年，正是大講”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争“的時候。”文革“後才知道，當時中南海也在清查階級成分……
這以後，樓裡幾家人的奶奶、姥姥走了，有的全家搬出了中南海。
阿姨沒被清走。我現在想，一定是父親說了話。鄰門的燕燕奶奶，一個山東農村的”小地主婆“都走了，何況一個保姆呢？
阿姨不知道父親的保護，父親不會告訴她，說出來隻會傷害她。
父親一貫反對一”階級鬥争“的說法，認為理論上就說不通。秘書室的幹部在反”右派“、反”右傾“運動時，被父親保護的何止一兩人。
分别
1966年，我們幸福的家，父親母親、三個孩子和阿姨，呼啦啦一夜g似大廈傾。
那是5月23日上午，父親在永福堂自盡了。幾年前，網絡上有傳言”田家英死于他殺“，完全是造謠。
我和姐姐都在師大女附中讀初中，放學後被攔在中南海門外，小汽車把我們送到豐盛胡同一處大雜院，那時我不到十四歲，還不理解”出事“的概念。
我們所搬的是阿姨和我們的”家“，父母住的永福堂裡的東西全被查封了。
搬出來那天晚上，我們在豐盛胡同口餃子館吃的飯。我挨着阿姨坐，見母親眼圈紅了，淚水在眼眶裡打轉，但沒落下來，她把餃子夾到嘴邊又放下，半天沒吃一個。我詫異，母親在我心中是”神聖“的。父親一直稱媽媽是家裡的”女皇“，一切聽媽媽的。我悄悄拉拉阿姨的衣襟，暗示她看媽媽。阿姨捏了我一把，意思是不要出聲。
在豐盛胡同住了兩個月，父親新來不久的勤務員陳義國天天來送報紙，田主任長田主任短的，為保密做障眼。但阿姨很快從他的臉色中，看出問題不簡單。
我們照常去上學，還像快樂鳥。大雜院已對”田家英死訊“風言風語，阿姨聽見了，卻什麼也不敢說，怕傷着我們。
兩個月後，母親被拉到婦聯去批鬥，中組部從母親那挖不出有分量的”田家英罪行“，不再管”田家英家屬“，把母親交婦聯管理了。
7月份，一天内我們居然搬了三次家。家什才卸車，一聲指令，裝車再走。原因是押送”移交“田家英家屬的中央辦公廳幹部，嫌母親機關給反革命家屬安置的房子太好了。
我平生第一次坐卡車，從西城轉東城。單純的我，還不懂得什麼叫屈辱，隻會玩呢。可阿姨心裡明明白白。直到落日，也沒找到一處那位幹部認為”适合“的房子，我們隻好臨時住進婦聯一進門的大汽車庫。
多年後，母親在《回憶實錄》（未刊稿）中寫道：”批鬥後，沒有一個人理我。我去上廁所，看見二英（我的小名）在廁所外邊洗手，我很奇怪，她為什麼在這裡，趁吃飯時，留心觀察。見李佩帶着小英、二英、家義，住在汽車庫裡，啊！原來把她們也趕出來。真可憐，我流下眼淚。“
由于父親被定性為”彭、羅、陸、楊反黨集團“成員，母親成了婦聯領導層第一個被揪出來的走資派，給她扣上了”修正主義分子“、”和丈夫開黑店，賣黑貨，為資本主義複辟服務“頂頂大帽子。
批鬥中，××（婦聯的一位主要領導）在台下忽然大喊：”田家英在廬山會議時就是大右派！“這聲喊如同号令，人們一下把母親揪到台下按下了頭，吼聲罵聲鋪天蓋地。
好人往往比惡人覺醒得慢。這次批鬥下來，母親才醒悟，她已被定成敵人了。
我們的家，最終安置在燈市東口婦聯職工大雜院一g十二平米的平房和一個廢車庫。母親住車庫，阿姨帶我們住平房。
母親在《苦難的十一年》（未刊稿）中記述：”住在汽車庫，空氣很壞，光線很暗，晚上沒有台燈，無法看書，常常躺在床上想問題。我認為自己曆史簡單，出身清白，沒有功勞有苦勞。現在的處境是受田家英問題的牽連。下放勞改，到農場，我都不在乎，但家裡的事，必須處理好。保姆得辭退，不能連累李佩了。“
和阿姨分手的時刻，是那樣的撕心裂肺。
那天，全家在房門口小桌上吃飯，母親把阿姨叫到屋裡。似乎聽見母親在說”走“，我伸長了耳朵，是母親的聲音：”孩子們都大了，不用照顧了，她們可以自己生活了。“這是托詞，阿姨怎能不明白？
聽見讓阿姨走，隻覺得轟地一下，像地震，我”哇“地大哭出來。
母親應聲出來，還是那麼嚴肅：”哭什麼哭，沒出息！“說完甩臉走了。
阿姨跟出來，蹲下把坐在小凳子上哭得直抽的我摟到懷裡：”誰說阿姨走，阿姨不走，阿姨等我二英上完大學才走……“”上大學“三個字，一下讓我回到現實中。學校停課批鬥校長呢，沒有”上大學“了。我哭了，思維理智多了，心被阿姨的話溫暖着。
下鄉插隊八年，寂寞時，想親人時，就會想起”阿姨等你上完大學再走“的話，是憧憬？是思念？眼淚順着臉頰流淌，我享受着這份内心的溫暖。
呵護
母親談話第二天，阿姨走了。我以為從此和阿姨分開了，可阿姨早已是親人，無論”文革“的阻礙，
還是天各一方的分别，都沒能把我們分開。
1969年2月，我突發闌尾炎，母親在關押中，姐姐下鄉了，我一人到北大醫院，一經确診立刻手術。我沒有一分錢，三天後我捂着肚子下地給阿姨發了信。第二天她送來五斤糧票和五塊錢。
一個月後，我就到東北插隊去了。
離京那天，車站上人山人海。到處是送别的人，我卻孤零零的一人，心頭飄過一絲涼意，覺得自己可憐。
扭頭g，我看見阿姨了。走前我給她去信讓她不要來送，可她還是來了。她是怎麼找到站台找到我的？想不了那麼多，我一下子撲上去，娘倆抱在一起，阿姨的眼淚落下來，我沒哭，有人送，我已經十分知足了。
在鄉下，郵遞員的到來，是知青集體戶最熱鬧的時分。母親關牛棚的三年，不許通信。我的來信是阿姨和姐姐的。我把鄉下的新鮮事都寫給阿姨和姐姐，每封長長的五六篇，然後就開始盼着來信，那種盼，使你感覺北京還有家，姐妹還在一起。
離開我家，阿姨隻有投娘家人了。父親當年說阿姨别當小業主的話，真說準了。”文革“中，老李家的姑婆成了小業主，德利姐看見她被剃成陰陽頭挨鬥的樣子了。
阿姨娘家有g小房，從前德利姐上學時用的。阿姨把房子換到德勝門外一g十二平米、廁所和用水都在院外的簡易房。屋裡一張大床，一個方桌兩把椅子，兩個箱子，一個櫥櫃，已然是全部家當。
在母親被關押、下幹校不能回家的六年g，阿姨這g簡陋的小屋，是我和姐姐插隊回京時的家。
冬季鄉下沒有農活，知青小半年逗留在北京。這是我和阿姨聊得最多的時光。我們遠的近的什麼都聊，但聊得最多的還是在中南海的往事。最後，話題總要落到父親身上，阿姨總要長歎一聲：”哎，要說你媽你爸不是好人，這世上就沒好人了。你媽除了工作還是工作，成天拿着報紙，在上寫呀劃呀，哪有星期天呀？老天爺有眼，好人有好報，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我忘不了，”文革“中說父親是好人的，阿姨是一個，梅行夫人聶眉初是一個。
阿姨講到父親的事，還是習慣地數落他：”瞧你爸多大的爵兒位，多大的學問，中南海裡誰不敬他？老話說：‘露多大的臉，現多大的眼。’我說他就是玩字畫玩壞了，招人恨了。“
”你爸什麼時候講究過，頭發像亂草窩，鞋總露着腳趾頭，腳後跟都開了綻。說他，他嘿嘿一笑，‘有啥子嘛，穿這鞋子不是照開毛主席的會嗎？’“
說這些，阿姨準落淚。她傷心我也跟着傷心。
阿姨的生活來源，是兒女每月給的攏共二十五元。緊巴巴的，也就夠上吃飯，過冬的煤火得靠秋季攬點棉襖活，三兩塊攢出來。冬天見我們來住，真想多添一塊煤，把屋裡燒暖和點，可就這一塊煤愣是添不起呀。
我和她生活，把大半年幹農活分得的五六十元交給她。她每月計劃着用十塊錢。她給我包餃子、烙餅熬白菜、蒸玉米面大團子，怎麼吃都香。
年年回京，年年住在阿姨家。眼見着，阿姨漸漸老了。原先大高個，現在背駝得越來越彎。棉襖大襟上做飯吃飯留下的嘎渣，連她自己一天都不知要埋怨多少遍：”我原先哪這樣呀？“”我哪兒這麼懶？這哪兒像我呀！“
小時聽阿姨念叨過，”人怕受老來貧“。想起父親常說的我們給阿姨養老的話，心裡真不是滋味。
這樣的緊日子，阿姨把苦藏着，掏給我們的，是一顆溫暖的心。
尾聲
最後一次見阿姨，是1983年的五一節，我懷孕快生了，挺着大肚子去的。阿姨臉腫得紅光發亮，腰背更彎了，連喘氣也費勁。
那時我不懂老人的病痛，見阿姨還在給我做飯，沒有躺在床上，就以為無大礙。老話說：”男怕穿靴，女怕戴帽。“阿姨已是生命的最後時刻了。
走時，阿姨對我說：”回去跟你媽說，給阿姨要一百塊錢。“這是她和我說的最後一句話。回來我就和母親說了，錢是姐姐送去的。
阿姨直到最後，照舊籠火，提水，上公廁，沒有倒下一天。
德利姐來了，阿姨拒絕醫院的治療，平靜地走了。
前兩年，聽德利姐說，落氣前一晚，阿姨昏昏迷迷地說，鋪蓋下有董姨給的一百元。第二天德利姐真的摸出一個信封。給阿姨發送、租車、火化的費用，整整一百元。
父親一直說給阿姨養老，但世事變遷，父親早于阿姨走了。
阿姨沒忘父親的承諾，最終給了我父母親一個圓滿。
都說”子欲養而親不待“，真想我阿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