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所關注的常常是這個世界不願被人曝光的角落，《在一起》之前，他甚至沒有一部能夠登上電影院線的作品。他說不清自己為何偏偏要關注這些令人痛苦的現實，“可除了這些，還能關注什麼？我想不出來”。
在德國柏林波茨坦廣場一棟極具朋克風的電影院裡，當來自中國的紀錄片《在一起》放映結束後，等待導演趙亮的是500多名觀衆長時間熱烈的掌聲。在如此熱情的表達方式面前還不太自在的導演，甚至不由得感覺“讓我站在那兒半天，挺尴尬的”。
兩個月前，這部反歧視艾滋病紀錄片成為第61屆柏林電影節全紀錄單元中唯一的華語影片。“這是一部真誠的作品，”一名坐在觀衆席的德國記者贊歎道，“它讓我看到中國人對艾滋病人的态度。”
當回到北京的最近一次放映，能容納100多人的影廳裡座無虛席，僅僅85分鐘的影片結束，燈光緩緩亮起時，仍然沒有人起身離去。牆壁上貼着不太顯眼的電影海報：春天裡，漫山遍野開着粉白色的杏花，三個身患艾滋病的主人公在杏樹下微笑着談論生死和未來。
巨大的電影幕布上，是曾經被刻意忽視的感染者。雲南、黑龍江、上海、四川……趙亮幾乎用了整整一年時間在這些城市尋找這個人群。防艾組織向他推薦感染者，上百個人與他在網絡上聯系，他們因共用吸毒注射器、母嬰傳播、賣血、宮外孕手術輸血或不安全的性行為，感染了這種可怕的疾病。但他們中的大部分人，依然卑微而頑強地生活着。
看起來，那是一個和趙亮完全不同的世界。這個40歲的男人戴着黑框眼鏡，穿着黑色皮衣和米白色窄腿褲，即使安靜地坐在電影人紮堆兒的咖啡館裡，也是打扮最潮的人。有時，他每分鐘就會用iPad“織條圍脖”，并不忘記用自己的iPhone4手機上傳“山花爛漫野長城”的照片。
這并不是他第一次用鏡頭記錄苦難。1995年，這個生長在邊境小城丹東的男人，從丹東電視台來到北京電影學院進修，認識了一些“主動放棄國家分配，以‘盲流’身份寄住在圓明園一帶的流浪藝術家”。在那裡，他記錄下圓明園畫家村被強制解散的事件。
此後，他又用12年的時間拍攝北京的上訪村。這個長發青年，每天騎着自行車尋找拍攝對象。苦難是那裡生活的主菜，他常常“一邊扛攝影機，一邊流眼淚”。
趙亮聲稱，就是在長達12年的拍攝過程中，他“變成一個老爺們兒了，不再輕易被感動，更多時候會在腦子裡思考”。但那段回憶已經無法抹去，這個工作起來總是“苦瓜臉”的導演，曾經認真地問錄音師：“我十幾年都和這樣的人交流，面相都變苦了吧？”
三年前，顧長衛籌拍與艾滋病有關的電影《最愛》，并打算尋找到一些艾滋病人進入劇組。顧長衛找到了已經在獨立紀錄片界頗有名氣的趙亮，試圖為這些病人拍攝一部紀錄片。
對于趙亮來說，這幾乎是一個“完全不了解的小世界”。《最愛》和《在一起》兩個劇組的成員都難免會生出擔憂，布景部門的人擔心：“蓋房子、搭景常會有傷口，這會感染嗎？”還有人擔心：夏天男人們都打赤膊，流汗會不會引起傳染？
剪輯師馮章順還記得，第一次和感染者們吃火鍋，他心裡一直犯嘀咕，“吃完一頓飯，連菜是什麼味兒都不知道”。
“我們對艾滋病隻有最粗淺的了解，一開始時，心裡難免會害怕。”導演助理耿軍回憶，那時趙亮隻是扯着脖子喊了一句：“沒事，不傳染！”
“雖然沒人知道他心裡到底怕不怕。”耿軍笑着補充了一句。
漸漸地，這個“不K歌也不闖夜店”的導演發覺：“就這麼在一起生活，像親人一樣，真沒什麼。”但當恐懼消除後，另一種更複雜的情感又出現了。“特别糾結！”他歎了口氣，再一次在鏡頭之外産生焦灼的無力感。
2010年除夕，趙亮前往山西臨汾拍攝胡澤濤的家鄉。全家隻有這一個孩子是病人，母親早逝，父親續弦。在那個窮困的小山村裡，這種病足以讓家人難堪了。鏡頭中，煮着粉條、腐竹、青菜的火鍋就是這家人的年夜飯。但那一張髒兮兮的小臉吃得再起勁兒，也從來不敢把筷子伸進火鍋夾菜。
“爸，給我夾塊豆腐。”孩子舉着碗怯生生地喊着。
同行的人還記得，當時這個東北男人“氣極了”，他甚至大聲質問那位父親：“是你不讓他在鍋裡夾菜嗎？”
如今，這個小男孩就像《貧民窟的百萬富翁》裡那位童星一樣，坐上飛機，參加柏林電影節、香港電影節，和國際明星一起走過紅地毯。
但趙亮總還是會擔心，一旦他們回到家，将要面對的還是低矮的土房和破舊的土炕。可他相信：“盡管這部片子不可能一下改善個人的命運，但讓更多人看到他，逐漸或緩慢地讓感染者的生存處境稍微改善，總有些現實意義。”
而對于小男孩胡澤濤來說，影片拍攝結束後，他終于可以和家人同鍋夾菜了，這或許就是最現實的意義。
沒有人知道，這個仍然常常被稱為“新人導演”的40歲男人，究竟為什麼會如此執著地對灰暗的現實感興趣。因為在生活裡，他無疑是鮮亮的，“挺時尚的一個小夥兒”。
工作夥伴們還記得，在拍攝《在一起》的四個月時間裡，盡管那片山區甚至沒有網絡，但這個導演從來沒有忘記“臭美”，“總穿特别緊的T恤，有點英倫範兒，一天一件新衣服，連顔色都不重樣”。
但是，當他扛起攝影機，一切就改變了。在同事們看來，他是“對待工作最認真的人”，漂亮的衣服“蹭得滿身泥也不在乎”。平日裡，雖然“很真誠，掏心窩子”，可是一旦走進鏡頭的世界裡，就“常态性歇斯底裡”。
“你傻啊，這麼好的鏡頭，全被你毀了！”這個工作狂不隻一次對不小心穿幫的工作人員大喊大叫。
可當他卸下自己的攝影機，卻常常感到精疲力盡，“做紀錄片真的太苦”。因為他所關注的常常是這個世界不願被人曝光的角落。《在一起》之前，他甚至沒有一部能夠登上電影院線的作品。他說不清自己為何偏偏要關注這些令人痛苦的現實，“可除了這些，還能關注什麼？我想不出來”。這個總将自己定義為“一個普通文藝工作者”的男人相信：“隻要是個人，有點良知和正義感的話，都會去關注這些，否則，就是愚昧和懦弱，是對自己不負責任。”
如今，他40歲了，他的紀錄片第一次真正走進電影院，排隊等候的觀衆将整個影廳坐滿。而在電影人聚集的咖啡館，這個男人在接受采訪時連續吸了五根香煙。一個朋友走過來調侃他：“喲，主流導演來啦！”
“馬上就回歸了。”他看着對方的眼睛一本正經地回答。
“每個人不都在遭受着一些不公平的待遇嗎？”一個短暫的疑問句之後，他吐出一口煙，“這是一個多麼粗糙的世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