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每兩分鐘就有飛機轟鳴而過,位于北京東郊溫榆河畔的皮村,和其他城郊接合部的村莊并無太大區别。這裡住着6000餘人,其中約5000人是外來打工者。他們有的在附近工廠做工,有的在村中靠服務業為生。
皮村有個打工者都喜歡的去處――“工友之家”。那是個1000多平方米的用舊倉庫改造成的院子。院子的正北邊,是黃色半球形頂的新工人劇場,遠看頗似微型國家大劇院。此外,院裡還有簡陋的電影院、二手貨超市、圖書館、博物館。這一切,都免費對工友開放。
“工友之家”的主要創辦人孫恒總是很忙。接受采訪的過程中,他不斷接到電話,應答的語速極快,且井井有條。他早已不是當年那個隻身赴京尋找出路的迷茫青年了。
“這個城市中,沒有我們的家”
1975年,孫恒出生于河南開封,父母是林場的工人。從河南省安陽師範學院藝術系音樂教育專業畢業後,他成了開封第四中學的一名音樂教師。
在嚴格按教學大綱施教的學校裡,帶着一把吉他教課的孫恒顯得太特立獨行了,那種環境也讓他覺得壓抑。
1998年10月,孫恒獨自來到北京。走出火車站的那一刻,他面臨的第一個現實問題就是:怎麼吃飯,晚上住哪兒?孫恒告訴記者:“最初的日子,我當過搬運工,也在街頭發過小廣告,最苦的時候,10塊錢要花一星期,我就去清華第十食堂,因為那兒有最便宜的菜,5角錢一份,是賣給貧困生的。北京冬天特冷,不生火會熬不過去,我又沒錢,就扛着,晚上常被凍醒,心情特沮喪。那段時間,我認識了個賣煤球的大爺,他渾身上下全是黑的,卻一邊運着煤球一邊還在笑。他跟我聊天,‘别怕,小夥子,我孩子跟你差不多大,也在外面打工,你看我都這麼大年紀了,也在打工。’那天晚上,我整夜都沒睡着,腦子裡就是大爺那張臉。他像一塊煤,在我心裡發光、發熱。”
第二年3月,“在北京無法找到自己位置”的孫恒背着把吉他,開始到各地流浪,沿途靠賣唱和給人打短工為生。“我在地下通道裡唱歌,和在那裡擺攤的人聊天,和他們一起躲城管。我特别開心,和他們在一起,我體會到前所未有的自由和溫暖。”孫恒說。
也是在那段日子,孫恒創作了一些反映打工者生存狀态的歌曲,《彪哥》是其中的一首。彪哥是孫恒在一個工地上遇到的工友,來自安徽,矮矮的、黑黑的。一天,他坐到孫恒身邊,伸出長滿老繭的手:“你看,我隻有這雙空空的手,但我要靠它養活我的老婆、我的孩子、我的父母,我每天工作十三四個小時,加班就幹十七八個小時。累了我就喝酒,喝完酒我就想家……為什麼我們從農村來到城市,用雙手蓋起高樓大廈,城裡人卻瞧不起我們?”彪哥的話,深深觸動了孫恒。
1999年,他與另幾個打工者成立了打工青年藝術團。他們唱歌、說相聲、演小品,素材無不來自打工者自己的生活。他們免費給工友們演出,找塊空地就是舞台,工地上的探照燈一照就是燈光,鋼筋棍綁上話筒就是音響……藝術團條件簡陋,卻因演出了打工者的自信和尊嚴、生活的艱辛和苦痛、對家鄉和親人的思念,大受歡迎。
一年中秋節,他們結束演出後去餐館吃飯,碰見餐館的20多個服務員也在吃團圓餐,當即決定,為這些同樣沒能和家人團圓的姐妹們加演一場。當孫恒唱起“想起那一年,我離開故鄉,離開生我養我的村莊……”很多女孩一邊大口喝着啤酒,一邊流淚。當他唱到《天下打工是一家》,很多人喝着哭着就開始笑。孫恒說,多年後,這個場景仍會不時浮現在自己的腦海。“這是一種長期郁積的情感的爆發。當我們離開老家,進入城市,我們發現自己一無所有,遇到問題時甚至連個訴說的地方都沒有。這個城市中,沒有我們的家。”孫恒說,從那時起,建立“工友之家”的想法就在心裡萌芽。
打工者的貢獻,
在曆史上的地位,被忽略了
孫恒看到很多工友的實際困難,并逐一想辦法幫大家解決,這成為後來“工友之家”的雛形。
工友想看書,孫恒就找大學社團和出版社募捐圖書,在一所打工子弟學校提供的教室裡辦起了互助圖書館。
工友想學電腦,孫恒就去一些公司募集淘汰的電腦,請志願者做老師。“開班前,我們貼了很多海報,咨詢的人也特多,但幾乎沒人相信有這樣的好事。”第二期開始,電腦班期期爆滿。
在皮村的一角,有座相對安靜的校園――同心實驗學校。校舍雖然簡陋,卻是孫恒最重要的一份事業。2004年10月,打工青年藝術團受到媒體關注,他們的唱片《天下打工是一家》推出後,賣出了10多萬張,7.5萬元的版稅,成了他們的第一筆大收入。以此為啟動資金,演出隊隊員和志願者們在皮村建起了同心實驗學校,學校現有約500名學生,都是周邊村落跟随打工的父母進京的孩子們。
之後,依托學校收入,孫恒和同伴又在附近租下個院子,正式命名為“工友之家”,建起了免費電影院、圖書館、二手貨超市,并利用一個演出團體留下的帳篷,搭起了新工人劇場。
就這樣一晃兩年,眼看就要邁入2008年的門檻,孫恒耳邊開始頻頻出現“北京奧運”“改革開放30年”等詞彙。“我們的經濟飛速增長,卻少有人看到,這個城市最髒、最苦、最累的工作都是打工者在做,他們作的貢獻,在曆史上的地位,被忽略了。”孫恒于是在租下的院子裡辟出幾間房,籌建起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
博物館建成後,全國的很多工友都無償捐出自己的證件、廠牌、服裝、工具,還有書信、日記、工資條等,這才有了現在展出的2000多件實物。“辛苦了半輩子的他們從沒想過,自己用過的舊物件竟能進博物館,覺得自己的社會地位得到了認可。”孫恒說。這裡有件展品,是2002年收容制度還沒取消時,孫恒本人的暫住證。“有一次,因為忘了帶它,我被罰款50元。”
記者看到,館内被分為幾個主題展區,包括打工30年流動史、女工、留守兒童及工友攝影隊的專題圖片展等。
“家”裡的幸福生活
如今,每到黃昏,附近村落的工友在結束一天的工作後,都會聚集到“工友之家”。在二手貨超市,他們能以低廉的價格買到生活所需;圖書館裡,每個捧着書的人都專注而認真,這裡的書已由朝陽圖書館專供,并定期更換;女工們最喜歡的,是跟着小學的老師跳舞;偶爾,工友們還能在劇場裡欣賞到打工青年藝術團和其他志願團體的演出;每到周末,城裡剛下線的影片,會在這裡的電影院上映。
整個“工友之家”的工作人員,除了藝術團的20來個固定成員,還有不斷前來幫忙的志願者;孫恒身上,也多了一連串頭銜,北京“工友之家”文化發展中心總幹事、打工青年藝術團團長、同心實驗學校校長……這一切,放在幾年前,孫恒想都不敢想。
很多人曾以為,“工友之家”所在的皮村近期不會面臨被拆遷的命運。可根據最新規劃,在未來一兩年内,皮村将變成大型金融服務區和度假村。一旦拆遷,“工友之家”怎麼辦?孫恒想過這個問題,給出的答案也很堅定:重新尋找工友聚居的地方,重新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