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婆陳聯詩，又名陳玉屏，1990年出生于川北嶽池縣一個書香門第，與丈夫廖玉璧去南京東南大學求學期間參加“五卅運動”，回鄉後組織了華蓥山區第一支武裝遊擊隊，從此開始了職業革命者的生涯。她經曆了丈夫犧牲、赴蘇途中被捕，失掉組織聯系、營救渣滓洞難友失敗等多重磨難，解放後因“階級立場不穩”被“勸退”出黨。1960年7月23日去世。
小時候我和外婆一起，住在重慶市文聯的宿舍裡，和一群孩子天天跑到文聯的大門口喊着鬧着跳石階，惹得傳達室的老李出來轟趕，然後歡呼着一哄而散。一天，兩個女孩跑上石階對我說：聽說你外婆是遊擊隊的女隊長，還會打雙槍？
我瞪大了眼睛：是嗎？
那時候我才五六歲。很為我的外婆驕傲。
後來長大了，為外婆整理回憶錄，才知道她值得驕傲的不僅僅是打雙槍。外婆出身于川北華蓥山下嶽池縣的名門望族；母系祖上，清嘉慶年間還出過一位名叫康以銘的翰林。外婆在縣城的女子師範學校讀書，成績出衆。
很多老人都對我說：你外婆年輕的時候很漂亮。到底漂亮到什麼程度，我不得一見，隻見過她二表妹的照片：短發齊耳，穿着絲綢的衣裙。“二小姐”年近九十時，對我說：“我三姐才是姐妹中最漂亮的。”她說的三姐，就是我的外婆，因為在家裡排行第三，人稱陳三姐。到後來會打雙槍了，就叫她雙槍陳三姐。
外婆沒有嫁給富家公子，卻嫁給了當過放牛娃的廖玉璧。
她在廖玉璧的鼓動下鬧起了學潮，然後兩人一起去了南京東南大學讀書。他們在東南大學遇上了“五卅運動”，廖玉璧成了南京學聯的領導人之一，被特務追捕，不得不回到家鄉，又在家鄉舉起了“驅除軍閥地方自治”的義旗。這是1926年，是上世紀華蓥山區共産黨參與領導的第一次武裝起義。外公是武裝起義的領導人，外婆也就是在這個時期學會了打雙槍。
三十五歲的外婆成了寡婦――外公為迎接紅軍舉行了華蓥山區的第二次武裝起義，1935年2月23日在嶽池城裡犧牲，頭顱在南門城頭挂了三天，收屍者同罪。
外婆安排好幸存的同志，受車耀先的派遣，于1936年的7月赴蘇聯學習軍事，途經萬縣時被捕。出獄時是1937年的11月。
外婆說，她一生坐過八次監，最長有兩次：一次是1933年在嶽池，坐了一年，敵人為了逼她“勸降”廖玉璧，還拉她去陪殺場。再就是1936年夏天這次。在萬縣監獄的這十五個月，是她生命中的一個重大轉折：如果沒有這次坐監，她就去了蘇聯。可在這個小城的監獄裡待了十五個月之後，抗日戰争已經全面爆發，戰火從盧溝橋燒到了上海和武漢，眼看就要燃到重慶。長江沿岸被敵機狂轟濫炸，所有去蘇聯的道路都被戰火阻斷。
外婆沒有了丈夫，沒有了組織關系。隻有兩個年幼的孩子。從此，她開始了漫長的十年找黨之路。抗戰時期國共合作，她沒有辦法和組織接上關系，自己生活也沒有着落。
從外婆在萬縣坐監開始，我爺爺一直都在幫助她，陪伴她。爺爺是外婆夫婦的崇拜者，沒有外婆夫婦，爺爺不可能從一個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變成一個共産黨員，一個職業革命家。
爺爺也開始浪迹天涯。他在川東萬縣暴露了身份，不得已轉移去川西的江油，路過重慶時找到了我外婆。爺爺希望能夠和外婆一起，共同撫育孩子們順利成長。外婆雖然很感動，但是沒有答應。她在後來的回憶錄中說：“玉璧犧牲之後，我在華蓥山上宣過誓，這一輩子再也不嫁人。”
好在他們各有一兒一女，看見兩個孩子很合得來，便暗地裡為他們定了婚。那一年，我父親二十歲，母親十四歲。外婆和爺爺同年，不知道是出于敬重，還是小了些月份，爺爺叫外婆“詩姐”。
已經是中共雲陽縣委青年委員的父親，受外婆之托，将我母親送進了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下屬的“孩子劇團”。
女兒有了去處，外婆的日子卻更加艱難。敵機大肆轟炸重慶及周邊地區，一次，母親在孩子劇團害瘧疾發高燒，外婆接她出來看病，正遇上敵機大轟炸。娘倆兒剛剛擠進防空洞，一顆炸彈就落在附近，彈片削去了旁邊一個摩登女人的半邊臉，腦漿濺了外婆一身。
我的爺爺去世了。爺爺病重的時候，外婆正在老家發動群衆，準備華蓥山區的第三次武裝起義。他們沒有能夠見上最後一面。
駐重慶的八路軍辦事處為爺爺的喪事送來了花圈和一百塊大洋，外婆主持了他的葬禮。墓地是爺爺工作的民生公司在江北的公墓。爺爺的死，對外婆肯定是個打擊。她的一生有過兩個男人，一個是我的外公廖玉璧，還有一個就是我爺爺――林竹栖（林佩堯）。外公對于她，是一棵參天的大樹；爺爺則是她生命中一盞溫暖的燈。
我父親多次說過，如果爺爺能夠活到解放，他和外婆一定能夠在一起。有了爺爺的撫慰和溫暖，外婆的晚年或許不會那麼凄苦。
爺爺走得太早了，他才活了四十六歲。那時他在重慶盧作孚的民生公司任事務課長，同時還肩負着黨内的秘密接待工作。知道的人都說，他是累死的。
1948年，華蓥山第三次武裝起義正式打響，四十多天後在敵人的重兵圍剿下失敗。活着的同志退避到了重慶，特務們叫上叛徒和地頭蛇，跟蹤搜查，沿街抓人，還到監獄裡去“指認共匪”。
外婆帶家人退到歌樂山上一座廢棄的學校裡隐蔽下來，一家五口成立了川東臨委直屬的“家庭支部”，迅速開始了接待、掩護和營救同志們的工作。在一年多的時間裡，經這個支部掩護下來的214名參加起義的同志，全部活着迎接了解放。可是，他們花費了巨大的精力組織的營救渣滓洞、白公館難友的行動，卻失敗了。1949年的11月27日，渣滓洞、白公館方向響起了密集的槍聲，除了極少數的同志僥幸脫險，大部分難友被殺害，其中就有我的姑父陳作儀。
從1926年到1948年，外婆參加了華蓥山區的三次武裝起義，到全國解放，這個家族裡出了八位中共黨員，兩位革命烈士。
從我出生到外婆去世，我和她一起生活了九年。小時候，天天晚上為她“暖背”。在我的印象中，外婆身體不大好，有些怕冷，冬天總是帶着一頂黑色呢帽。
重慶解放了，此時的外婆在重慶市婦聯生産部工作。地下黨的幹部不受重用，像她這樣1928年入黨的老同志，也隻能擔任副職。部長是一位從解放區來的二十八歲的年輕人。外婆與那些從解放區來的幹部們的最大矛盾，在于為人處世的方式。重慶一解放，各個基層黨組織就鄭重宣布：從現在起，必須和一切過去的“社會關系”割斷聯系，一切個人的活動必須在組織範圍之内。緊接着，又要求幹部“交代與資産階級、地主階級、反革命分子、其他政治組織……的關系”。可是，外婆一直都在複雜的環境中生存，她需要在朋友的幫助隐蔽下才能夠戰鬥，而那些形形色色的人們出于對她的敬佩，給過她很多的幫助，現在她正忙于兌現自己的諾言，積極給予報答，幫助這些人解決工作，亦即生存問題。
重慶市委發出了《關于整頓黨的基層組織的計劃》的通知，成立了以市委書記挂帥的領導小組。解放後的第一次“整風”開始了。外婆成了“整風”的重點。在很短的時間裡，婦聯開了多次大大小小的會議，對她進行“批評幫助”，平時那些很敬重她的同事，很快就“檢舉”出她的許多不合乎黨性原則的舉動，其
中最為嚴重的，就是和過去的“關系”劃不清界線。
“批評幫助”飛快升級，提到了“階級立場”的高度，矛頭直指外婆最薄弱的環節：出身于非無産階級家庭。外婆的反應也日益激烈。在蘇聯接受過正宗“肅反”教育的市委組織部長生氣了：這個人如此沒有階級立場，還對組織上的幫助抱有這麼大的抵觸情緒，一定要處分，而且還不能是一般的處分，應該勸退出黨！
外婆自然是不同意“退黨”的。她在留下來的手稿中寫道：“……自參加革命，（我）與反動統治封建社會鬥争出生入死，幸而沒有犧牲，我也沒有犯過錯誤，組織對我是愛護照顧信任的。革命勝利了，我沒有犯大的錯誤，組織（卻要）将我一腳踢開，我還是在受壓迫……”
若幹年後，外婆的老戰友蔣仁風給我的父母寫信：當年是重慶市委書記親自給他打電話，要他去勸陳聯詩退黨。蔣仁風還說，他對不起共同戰鬥過的陳大姐。為此，他向我的父母表示沉痛的歉意。
最終胳膊沒有能夠擰過大腿，外婆終于屈服于“組織決定”：同意退黨。并且根據黨組織“以後可以重新入黨”的承諾，希望能在自己“改正”之後，重新回到黨的懷抱。
後來才知道：當年如果外婆堅持不寫這份“退黨申請書”，不但會在大會上被正式宣布開除黨籍，永遠不許重新入黨；還會被“開除公職”，不予安排工作。這樣的處理，遠比那些貨真價實的“階級敵人”更嚴重――即使是對那些人，也得給碗飯吃。可見，外婆的“頑抗”，引起了有關領導怎樣的惱怒。
外婆先被發配到民政局，再被發配到重慶市郊小南海金戒山的一座破廟裡。這座挂牌為“第二婦女教養院”的破廟裡，住着一群需要改造的“社會渣滓”，她們都是些和新社會格格不入的女人。外婆來的時候，好多人對于前途已經失望，她們發牢騷，鬧事，拒絕參加學習和勞動，自己到附近農村去找“出路”，導緻有一天，四十七名當地農民來教養院“求婚”……
長期颠沛流離的地下工作和剛剛遭受的政治打擊，使得外婆身心交瘁，她已經是五十好幾的人了，她很瘦，經常生病，依然努力工作，得到了各種各樣的嘉獎。到1954年1月離開教養院的時候，她被當地群衆選為白沙沱區人民代表。
外婆剛來不久，教養院黨組織就開始讨論她重新入黨的問題，院長兩次動員她寫申請。可是外婆已經傷透了心，等到緩過氣來，把申請交上去的時候，已經要離開這裡，去醫院治療日益嚴重的肺結核病。黨支部來不及讨論她的入黨問題了。從那時起，她寫下了四十二份要求重新入黨的申請書。她一直在不停地寫，畢竟她“同意退黨”的前提條件，是黨組織答應過她能夠“重新入黨”。
與此同時，“三反”運動開始了，一個曾經積極鬥争過外婆的女人，三個月後也被開除了黨籍，送到民政局“改造”。她來到破廟裡，哭了三天。她說：
“陳大姐啊，我怎麼知道他們整完了你，就來整我啊！”
外婆也哭，卻沉默，最後長歎一聲：“等吧，事情總會弄清楚的。”
外婆沒想到的是，這一等就是三十年。其時她早已經不在人世。
外婆住院治療肺結核的時候，碰上了時任西南文聯副主席的邵子南。邵子南拿着她的畫去找市委領導，說你們看，陳大姐的畫畫得這麼好，讓她到文聯美協當個畫家吧。
外婆終于重新拿起了她鐘愛的畫筆。她不再畫那些心懷天下的英雄，而是畫起了花鳥，最擅長的是畫蝴蝶。她筆下的牡丹大氣優雅。在她的畫室裡，桌面上擺的是花，牆上挂的是花，筆下畫的是花，外出寫生簇擁着她的也是花。
我的父母調到離重慶不遠的長壽湖獅子灘水電站工作。父親是辦公室主任，母親是俱樂部主任。為了安慰外婆，常常接她去散心。
父母的好日子也不長久。1958年，父親突然被打成了“右派分子”，消息傳來，舉家震驚。外婆專門去了長壽湖，見到了正在“勞動改造”的父親，遞上一罐他最喜歡吃的忠縣豆腐乳，打開一幅專門為他畫就的竹簾，竹簾上的觀音菩薩含笑坐在蓮花座上，上題“忘掉過去，笑談人生”八個字。外婆對父親說：“甯君在黨校學習，想回來看你又不好請假，她叫我轉告你，不管情況怎樣變，她一定會同你患難與共。”“你不要難過，我受的委屈比你多。是紅是白終會水落石出。”
建國十周年前夕，掀起了大寫革命回憶錄的熱潮，外婆的革命經曆再度紅火。作協派了兩個大學生為她記錄口述回憶錄，然後由我父母整理成初稿《華蓥風暴》，“文革”前夕，人民文學出版社總編輯韋君宜來四川組稿，決定由該社出版。多家電影廠聞風而動，打算将外婆的故事拍成電影。其中，北京電影制片廠由夏衍拍闆立項，等拍完了《烈火中永生》，就拍陳聯詩。這一切，都因“文革”化成泡影。
外婆于1960年7月23日因患淋巴癌去世，享年六十歲。
外婆去世後不久，一本名為《紅岩》的小說出版了，領銜作者羅廣斌說：小說中那個廣受讀者關注的傳奇人物“雙槍老太婆”，就是以陳聯詩為原型創作出來的。
1982年，重慶市委與重慶市婦聯為陳聯詩平反并恢複黨籍。此時離外婆被“退黨”，已經整整過去了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