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義上的中國工農紅軍長征，是九一八事變後，各路紅軍以北上抗日、應對國民黨圍剿、擴大革命根據地、打通同蘇聯的通道為主要目标所進行的一系列長途征戰；是中國共産黨及其領導下的人民軍隊在第二次國内革命戰争時期最困難的情況下，同時與國民黨軍隊、惡劣自然條件、黨内錯誤路線進行鬥争，并對少數民族及地方群衆進行教育争取，以及克服自身的裝備和給養嚴重不足，而進行的大規模的軍事行動；為中國共産黨确立在抗日戰争中的地位和取得解放戰争的勝利、最終奪取政權奠定了思想、政治、組織、作風、軍事、民衆和國際基礎。
一、紅軍長征的隊伍
1.以北上抗日為主要目标：共有六支隊伍進行長征。北上抗日先遣隊。1934年7月6日，中革軍委決定，紅七軍團約6000餘人組成北上抗日先遣隊，深入閩浙皖贛邊地區開展遊擊戰争。由于當時中央已經決定中央紅軍進行長征，北上抗日先遣隊也帶有為主力紅軍長征探路的意圖。11月4日，随主力紅軍長征的中革軍委下令重組北上抗日先遣隊，将紅七軍團和閩浙贛蘇區的紅十軍合編成紅十軍團，方志敏代表中央負責先遣隊的北上抗日行動。部隊輾轉進入閩浙贛蘇區，整編組成紅軍挺進師，後轉戰至浙南，開辟了浙南遊擊根據地。
中央紅軍。中央紅軍是紅軍長征的主體和主力。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率中央紅軍主力86000餘人開始戰略轉移。中央紅軍經過浴血奮戰，突破敵軍設置的四道封鎖線，但自身傷亡嚴重。在博古、周恩來、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等參加的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上，經過反複讨論、鬥争，中央逐步接受了毛澤東提出的放棄進入湘西與第二、六軍團會合的主張，決定向以遵義為中心的川黔邊地區前進，使中央紅軍避免了覆亡的危險，并勝利召開遵義會議。爾後紅軍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強渡大渡河，飛奪泸定橋，翻越夾金山，穿越水草地，奪占臘子口，翻越六盤山，于1935年10月進入陝北，與紅十五軍團會師。
紅四方面軍。1935年3月，紅四方面軍為了策應中央紅軍，強渡嘉陵江，開始長征；6月中旬，與中央紅軍在四川懋功會師，中央紅軍改為紅一方面軍；随後黨中央在兩河口召開會議，确定紅一、四方面軍共同北上。8月，兩個方面軍混編為左、右兩路軍分别過草地北上，中央随右路軍行動，左路軍主要由張國焘率領。張國焘反對中央的北上方針，于9月率紅四方面軍和随其行動的紅一方面軍兩個軍團南下。1936年7月初，南下遭到失敗後轉戰川西甘孜地區，後與紅二方面軍會師。經黨中央耐心工作及随右路軍行動的朱德、劉伯承和紅二方面軍推動，以及廣大南下紅軍指戰員的強烈要求，張國焘不得不同意北上。10月9日，在甘肅會甯與紅一方面軍會師。
紅二方面軍。1935年11月，紅二、六軍團退出湘鄂川黔蘇區，從湖南桑植出發，開始長征。在雲貴交界的烏蒙山區，回旋轉戰上千裡，擺脫了國民黨軍的重兵圍追堵截，渡過金沙江，經西康、四川，于1936年7月在甘孜與紅四方面軍會師。會師後，紅二、六軍團與紅三十二軍合編為紅二方面軍。随後，推動并實現與紅四方面軍共同北上。在紅一方面軍接應下，10月22日同紅一方面軍會師。
紅二十五軍。1934年11月11日，鄂豫皖省委決定紅二十五軍向平漢鐵路以西的桐柏山區和伏牛山區轉移，行動中部隊對外稱“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隊”。12月上旬，紅二十五軍進入陝西省雒南(今洛南)地區，開始在鄂豫陝邊界創建新蘇區。1935年7月15日，紅二十五軍主力西征北上，到陝甘蘇區與紅二十六軍會合，并于9月15日到達陝甘蘇區的永坪鎮，是最先到達陝北的長征部隊。随後與劉志丹率領的陝甘紅軍會師，合編為紅十五軍團。
東征軍。1935年冬，為貫徹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把國内革命戰争同抗日戰争有機結合起來，中共中央決定，紅一方面軍以“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的名義從陝甘蘇區東渡黃河，進入山西，發起東征戰役，準備與日軍直接作戰。後蔣介石調集重兵企圖圍殲紅軍于晉西地區。為避免不利局面，東征軍于5月西渡黃河，回師陝甘蘇區。
2.在反圍剿中以開辟新根據地為主要目标：共有三支隊伍進行長征。紅四方面軍撤出鄂豫皖開辟川陝根據地。1932年10月，紅四方面軍主力部隊撤離了鄂豫皖蘇區，越過平漢路向西轉移。由于敵軍優勢兵力的圍追堵截，紅四方面軍不得不改變原定計劃，實行長途戰略轉移，并于1932年12月進抵四川北部的通江、南江、巴中地區，開始了以這些地區為中心創建新的川陝根據地的鬥争。
紅三軍撤出湘鄂西根據地開辟湘鄂川黔蘇區。1932年8月，紅三軍退出湘鄂西革命根據地。11月初進入豫西南，11月下旬進入陝南，後進軍鄂陝邊界，翻過大巴山進入四川，12月30日攻占鶴峰。1933年底進軍四川，1934年4月遊擊川黔邊境，1934年5月進入貴州。10月，紅六軍團轉戰到達川黔邊區，與紅三軍勝利會師，紅三軍按中央命令恢複紅二軍團番号。紅二、六軍團以川黔邊區為根據地，迫使國民黨不得不抽調重兵進行圍堵，有力地策應和支援了中央紅軍的長征。
紅六軍團撤出湘贛根據地同紅三軍會師并鞏固擴大湘鄂川蘇區。1934年7月，中共中央、中革軍委認為紅六軍團繼續留在湘贛蘇區将有被敵人層層封鎖和緊縮包圍的危險，應離開湘贛蘇區，轉移到湖南中部開展遊擊戰争，創立新的蘇區，并與湘西的紅三軍會合。8月紅六軍團開始西征，10月與紅三軍取得聯系實現會師，兩軍團緊密團結，鞏固擴大了湘鄂川黔蘇區。
3.以鞏固擴大革命根據地為主要目标：西方野戰軍的長征。1936年5月，為擴大和鞏固西北抗日根據地，壯大紅軍，努力争取西北抗日力量大聯合，實現全國性的對日抗戰任務，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決定以紅一方面軍第一、第十五軍團和第八十一師等部組成西方野戰軍進行西征，在陝甘甯三省邊界地區創建新蘇區。在曆時兩個多月的征戰中，西方野戰軍在陝甘甯三省邊界開辟了縱橫200餘公裡的新區，為策應紅二、四方面軍北上，實現三大主力紅軍會師創造了有利條件。
4.以打通蘇聯國際通道為主要目标：西路軍的長征。三大主力紅軍會師時，為打通國際通道，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決定發起甯夏戰役，共産國際也決定在今蒙古南部邊境向紅軍提供一批武器彈藥。1936年10月下旬，根據中革軍委的命令，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及三個軍渡過黃河，準備參加甯夏戰役，但同河東的紅軍主力間的聯系很快被大舉北上的國民黨軍隊隔斷，甯夏戰役計劃被迫停止執行。11月5日，紅軍總部電令河西部隊，指出目前主要任務是消滅馬步芳部隊，獨立開展一個新局面。11日，中共中央正式決定河西部隊稱西路軍。此時，綏遠戰事爆發後，共産國際考慮經新疆援助紅軍。“西安事變”爆發後，蘇聯認為其中有日本方面的背景，改變了原來的承諾。期間，孤立無援的西路軍在敵人的圍追堵截下，經過4個多月的浴血鏖戰，大部損失，總部率餘部2000餘人分3個支隊退入祁連山進行遊擊活動。1937年4月底，在李先念、李卓然等率領下，尚保留400餘人的西路軍左支隊到達甘肅、新疆交界的星星峽，由中共中央代表陳雲、滕代遠接應至迪化(今烏魯木齊)，後分批返回延安。
由此可見，長征不隻是紅一、二、四三大主力紅軍的戰略轉移，而是上述十一支紅軍隊伍所進行的長途征戰。這一系列長途征戰，構成了完整意義上的中國工農紅軍的長征。需要指出的是，留在南方八省的紅軍遊擊隊，以艱苦的鬥争牽制了大量國民黨軍，從戰略上配合了主力紅軍行動；陝甘紅軍英勇奮戰創建的革命根據地，為紅軍長征提供了落腳點；轉戰于白山黑水之間的東北抗日聯軍，最早同日本侵略者進行鬥争；在國民黨統治區進行地下鬥争的黨組織和黨領導的各方面力量，也為長征勝利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貢獻。
二、紅軍長征的戰線
1.粉碎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為了阻擋和消滅長征中的紅軍，蔣介石先後調動了300多萬重兵，包括中央軍、粵軍、湘軍、桂軍、黔軍、滇軍、川軍、東北軍、西北軍、馬家軍及少數民族中反動土司、頭人的部隊等等，包括了陸軍、騎兵、空軍等，企圖将各路紅軍消滅殆盡。與國民黨軍隊相比，紅軍不僅在兵力上相差懸殊，而且在裝備上也居于絕對劣勢。但是，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各路紅軍以一往無前、壓倒一切敵人的英雄氣概頑強戰鬥，經過一次次殊死搏鬥，創造了一個個戰争奇迹。最終，各路紅軍勝利會師。據不完全統計，紅軍長征中，經曆了大約120次主要戰役、戰鬥，共殲敵40個團，擊潰敵軍數百個團，擊落敵機4架，繳獲長短槍3萬多支、輕重機槍330多挺、火炮20多門、騾馬約2000匹，在當時的情況下可謂戰況激烈，戰果累累。
2.戰勝惡劣的自然條件。自然條件對紅軍的考驗也是極其嚴峻的。長征途中紅軍渡過的主要大江大河有24條，翻越的主要雪山有20多座，還穿越了15200平方公裡荒無人煙的水草地。其中一些峽谷激流、雪山草地可以稱之為生命禁區。蔣介石曾斷定走向雪山草地的紅軍等于走向死亡。但是，無論是空氣稀薄、氣候惡劣的雪山，還是險象環生、泥沼密布的草地，惡劣的自然環境不僅沒有吓退紅軍将士，反而将他們鋼鐵般的生命意志和精神力量充分激發出來，在絕境中殺出一條血路。紅軍将士錘煉和升華的堅定的革命意志、頑強的戰鬥作風和壓倒一切困難、戰勝一切敵人的革命精神，譜寫出一曲人類征服自然的曆史壯歌。
3.同黨内的錯誤路線、思想和行為進行鬥争。在“左”傾教條主義錯誤路線的影響下，黨内生活很不正常，臨時中央負責人在組織上采取宗派主義手段，對不積極執行和存有異見的同志實行“殘酷鬥争”、“無情打擊”。長征途中，經過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遵義會議、紮西會議、苟壩會議、會理會議等一系列會議，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内正确路線同“左”傾錯誤路線進行了堅決而說理的鬥争，解決了當時最為緊迫的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并為後來解決政治路線、思想路線奠定了基礎。一、四方面軍會師後，張國焘擁兵自重、另立中央，使黨和紅軍面臨分裂的危險。黨中央從革命事業的大局出發，通過兩河口會議、沙窩會議、蘆花會議、毛兒蓋會議、巴西會議、俄界會議等一系列會議，既堅持原則又做了大量的說服教育工作，最終戰勝了張國焘分裂中央的企圖，避免了紅軍的分裂。
4.教育說服少數民族群衆和地方群衆。在長征途中，紅軍穿越了苗、彜、藏、羌、回等十多個少數民族聚居和雜居區。為了順利通過民族地區，并教育和幫助少數民族群衆，紅軍把執行黨的民族政策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在部隊中普遍進行民族政策的教育，并調查少數民族的社會情況、風俗習慣、宗教信仰和民族關系，進而有針對性地宣傳黨的抗日救國方針，宣傳紅軍的性質和任務，宣傳黨的民族平等團結政策，以提高各族人民的覺悟。在廣泛發動少數民族群衆的基礎上，紅軍堅定不移地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對民族、宗教上層人士，一般都采取說服教育和積極争取的方針，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留下了劉伯承和小葉丹歃血結盟等許多佳話。
5.克服自身的裝備和給養的嚴重不足。長征途中，紅軍長期處于敵人的封鎖包圍之中，進行無後方依托的流動作戰。這導緻紅軍的裝備和給養嚴重不足，糧食、醫藥、被服、彈藥等都極度匮乏。紅軍進入草地前，要求每人帶足10至15斤糧食，但不少部隊隻籌到一半甚至更少，進入草地後很快斷炊。紅軍戰士不得不以樹皮、草根、皮帶、昆蟲充饑，甚至将糞便中沒有消化的食物繼續當作食物，不少紅軍戰士誤食毒草、毒水而犧牲。沒有衣服，沒有藥品，廣大指戰員靠一種精神境界頑強堅持到達了目的地。
曆史證明，長征是中國共産黨的光榮，是中國人民的光榮，是中國共産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的光榮。紅軍不愧是一支鋼鐵般的隊伍。共産國際“七大”曾高度評價說：“中國紅軍具有中國任何軍閥軍隊所不能擊破的高度的覺悟性，超人的堅忍性與戰鬥精神。”
三、紅軍長征的“奠基”意義
1.思想方面：認識了“實事求是”的重要性，為延安整風奠定了基礎。長征途中，“左”傾錯誤主張實行退卻中的逃跑主義方針，把戰略轉移變成搬家式的行動。嚴酷的事實使得黨和紅軍内部越來越多的人進行思考，開始認清教條主義的危害。一些曾支持過“左”傾錯誤的領導人，也開始逐步改變态度。遵義會議集中全力解決當時最迫切的軍事和組織問題，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黨中央的統治，開始确立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實際領導地位。遵義會議後，中央紅軍逐漸走出困境，轉危為安；一、四方面軍會師後，中央堅持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針，為各路紅軍最終在陝甘地區勝利會師，進而打開革命新局面奠定了基礎。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使全黨深刻地認識到，中國革命必須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實事求是，獨立自主地研究解決中國革命問題，走符合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在血的教訓和生死存亡考驗中認識并确立起來的思想路線，為延安整風奠定了思想基礎，成為我們黨和軍隊不斷取得革命勝利的一大法寶。
2.政治方面：推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為實現第二次國共合作奠定了基礎。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步步入侵，中華民族亡國滅種的危險迫在眉睫。國民黨實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加重了民族危機。中國共産黨及其領導下的中國工農紅軍，從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出發，一開始就站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最前列。長征路上，各路紅軍始終高舉抗日旗幟，積極宣傳黨的抗日主張。紅一方面軍到達陝北後，黨中央随即發表了“抗日救國宣言”，提出抗日救國十大綱領。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陝北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總方針。三大紅軍主力會師西北，紅軍主力靠近抗日前線，使中國革命重心由南方轉到北方，進一步鼓舞了全國人民的抗日鬥志，推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紅軍長征的勝利，既是順應國内局勢，開展抗日鬥争的需要，也是順應曆史趨勢，發展革命力量的需要。正因為如此，紅軍長征到達陝甘地區以後，很快就打開了中國革命的新局面，在抗日戰争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并從此不斷發展壯大。
3.組織方面：為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大革命失敗後，在武裝奪取政權的問題上黨内是一緻的，但奪取政權的方式是“以城市為中心”，還是到農村去以農村包圍城市，是有不同意見的。實踐結果證明，提出并堅持到農村去開辟根據地的毛澤東是正确的。到蘇區的臨時中央由于錯誤的領導，最後使中央根據地全部喪失，中央紅軍被迫長征，并在長征初期處處受挫。在這種情況下，全黨全軍呼喚毛澤東出來領導。毛澤東回到領導崗位後，紅軍獲得了新的生命，擺脫了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最後勝利到達陝北。大革命和第五次反“圍剿”的兩次失敗，使中國共産黨兩次瀕臨覆滅的危險。在這兩次大的危急關頭，毛澤東的正确思想對挽救黨的危亡起到了決定性作用，毛澤東的曆史地位在革命實踐的反複檢驗中逐步形成。長征勝利後，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開始掌握實際上的領導權，形成了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雛形。
4.精神作風方面：英勇不屈、頑強生存的精神，為我黨我軍的作風建設奠定了基礎。長征不僅是一次軍事上的戰略轉移，而且是人類精神和意志的一次偉大遠征。面對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面對異常嚴酷的自然環境，紅軍始終保持頑強的意志和昂揚的鬥志，形成了偉大的長征精神。這種精神，就是在黨中央領導下，堅持把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高于一切，堅定革命的理想信念，堅信正義事業必然勝利的精神；就是為了救國救民，不怕任何艱難險阻，不惜付出一切犧牲的精神；就是堅持獨立自主、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精神；就是服從中央、顧全大局、嚴守紀律、緊密團結的精神；就是緊緊依靠人民群衆，同人民群衆生死相依、患難與共、艱苦奮鬥的精神。長征精神，是中國共産黨人和人民軍隊革命風範的生動寫照，是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不僅為長征勝利提供了精神動力，而且在日後成為我黨我軍作風建設的基因。
5.軍事方面：紅軍指戰員的素質大大提高，為最終形成強大的人民軍隊奠定了基礎。長征途中，紅軍作戰頻繁，曆經各種戰鬥考驗，極大地提高了指戰員的整體素質和綜合軍事能力。各路紅軍雖受到重大損失，但紅軍精華得以保留，他們曆經艱險，革命意志更加堅定，戰争經驗更加豐富，成為黨和軍隊的棟梁之才；長征出發前或長征途中參軍的新戰士經過艱難轉戰，許多也都成了優秀的紅軍指揮員。經過長征，紅軍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戰略戰術，成為一支拖不垮、打不爛的部隊，成為不可戰勝的威武之師。陝北會師後，在中共中央統一領導下，各路紅軍互相配合，統一行動，對于打開革命新局面，具有重要的意義。部隊成為改編為八路軍的基礎和後來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基礎。
6.民衆方面：沿途宣傳群衆、發動群衆、組織群衆，為革命勝利奠定了廣泛的群衆基礎。在長征途中，黨和紅軍嚴格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嚴格執行黨的民族政策，充分體現為了群衆、相信群衆、依靠群衆、密切聯系群衆的根本宗旨和優良作風，使沿途群衆認識到紅軍是自己的軍隊，從而衷心擁護紅軍，支援紅軍，協助紅軍籌糧籌款并踴躍參軍，譜寫了黨同人民群衆生死相依、患難與共的動人篇章。紅軍在所經過的許多地區，幫助各民族群衆建立革命政權，組織革命武裝，并在紅軍走後仍然堅持鬥争，沉重地打擊了當地的反動統治者。這些在長征中播撒的革命火種，在抗日戰争和解放戰争中逐漸壯大，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奠定了基礎。
7.國際方面：為提升中共在國際共運中的地位奠定了基礎。中國共産黨建立之後，長期在共産國際的指導下開展工作，凡重大事項、重大決策和重大活動，往往都是根據共産國際的指示，或者是請示共産國際批準後實行。長征開始時，黨與共産國際的聯系中斷，中國共産黨開始獨立自主地去解決面臨的現實問題，鍛煉和提升了黨獨立自主領導中國革命的能力。因此，毛澤東後來說：“真正懂得獨立自主是從遵義會議開始的。”紅軍長征的勝利，使共産國際認識到中國共産黨由幼年到成年的轉變，并反思自己遠離中國實際情況來指揮中國革命的失誤，從而認可了中國共産黨從中國實際出發提出的路線方針政策，認可了中國革命應由了解中國實際的同志來領導和指揮。中國共産黨和毛澤東在國際共運中的地位得到了迅速提高。
長征對于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産黨具有多重奠基意義。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長征是曆史紀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長征不僅充分證明了中國共産黨人領導革命戰争的能力，開辟了革命的新局面，而且奠定了中國共産黨和人民軍隊發展壯大的基礎，奠定了中國革命勝利的基礎。
四、長征精神的重要意義
1.要深刻認識長征精神的曆史意義。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陝北後，許多進步人士歡欣鼓舞，大批進步青年來到革命聖地延安，為中國共産黨和人民軍隊的發展壯大，為抗戰勝利，創造了條件。長征在世界也産生了廣泛的影響，斯諾、史沫特萊等奔赴陝北報道長征。長征的勝利，鼓舞了全中國人民，直接促進了我們黨和軍隊在抗日戰争中的大發展。
2.要充分認識長征精神的現實價值。正是有了偉大的長征精神，在為争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富裕的征程中，中國共産黨才能壓倒一切敵人而決不在敵人和困難面前屈服。今天，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領導人民正在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奮鬥。曆史條件與革命時期已大不相同，但長征精神并沒有過時。在新的曆史條件下，認識長征精神特别要認識“服從中央、顧全大局、嚴守紀律、維護團結”這個關鍵一條的現實意義。在新的征途上，長征精神永遠是我們不斷前進的強大動力。
3.要大力弘揚長征精神并使之成為全民族的精神。長征精神，是我們黨、人民軍隊和整個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财富，是我們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是一場新的長征，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紅軍長征在當代中國的繼續和延伸。大力弘揚長征精神，使之成為全民族的精神，續寫新長征的篇章，對于推動新長征的勝利，加快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