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膽大的盜賊還是有的。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内務府總管給乾隆的奏章中，就上報了幾起盜竊案。比如該年8月7日，從甯壽宮履順門的牆上跳下一個飛賊，此賊輕功了得，武功卻馬馬虎虎，當即被值班太監抓獲。還搜出其藏在天溝(屋面排水的溝槽)内的贓物，遂推測其在宮内潛藏不止一日了！奏章還說，有個叫郭四五的飛賊，居然兩次潛入大内，“必系慣飛檐走壁猾賊”。清朝滅亡以後，故宮也發生過多起盜竊案，最近的一次是2011年的盜賊石柏魁，他偷了些在故宮内展出的現代工藝品。
除了這些外來的民間盜賊，宮内監守自盜者也不少，在晚清比較有名的就有薩隆阿盜寶案。薩隆阿可非常人可比，他是滿族人，也是個官二代。薩隆阿的父親叫穆彰阿，在道光朝當了二十年的軍機大臣。穆彰阿少年成名，入仕後三次主持鄉試，五次主持會試，門人弟子遍天下，所謂“敢為科名緻身早，風檐輕與辨骊黃”。穆彰阿的學生多是近代史上有名人物，最著名的是曾國藩，其他如駱秉章、葉名琛、何桂清、魏源等。穆彰阿的門生故吏遍布天下，很多知名之士都受過他的引薦，因此在朝中黨羽衆多，号稱“穆黨”。鹹豐帝還未繼位時，便對穆彰阿非常厭惡。1850年(道光三十年)，道光帝駕崩，鹹豐帝繼位。不久，鹹豐帝指責穆彰阿“保位貪榮，妨賢病國”，将他革去職務，永不叙用。但是，薩隆阿還是托其父餘蔭，得以進入軍機處當官，案發時是刑部郎中，兼任軍機處章京。
本期品讀為讀者介紹的，就是薩隆阿盜寶案。薩隆阿偷的是曾國藩交給朝廷的戰利品——洪秀全的金印，他也因此被處決。
1刑部郎中被秋後問斬
1866年，北京城一個深秋的清晨。在城西南宣武門外的菜市口，人頭攢動。這一天是朝廷處死囚犯的日子。菜市口在京城的名氣可是不小，一千年前的遼代，這裡是安東門外的郊野，金代是施仁門裡的丁字街，明朝時是京城最大的蔬菜市場，沿街菜攤、菜店衆多，所以“四九城”的許多人都來此買菜，并把菜市最集中的街口稱為“菜市街”，清代時改稱“菜市口”。當然，菜市口之所以出名，是因為此處是清廷處決死囚的行刑之地。
這一天，通往菜市口的各個大街都被攔住了，到處都是清朝的官兵。人們隻能在圍欄以外伸長脖子往裡觀看。在圈起來的一塊空地上，有一個席棚，裡面關押着一個滿人死囚，以及幾個漢人囚犯。過不多時，朝廷聖旨下達，一位來自刑部的監刑官高聲宣布：“已革刑部郎中薩隆阿偷竊僞印一案，照盜倉庫錢糧本例，即刻處決。”在死囚席棚的不遠處，還有一個監斬棚。在那裡，等待用刑的劊子手正在準備着刑具。在棚子的一邊，有一個小小的祭壇，上面擺放着各種刑具：砍刀、絞壓器、血淋淋的絞索等。祭壇前，還有一口裝滿熱水的大鍋。鍋裡的熱水是劊子手用來暖刀的。刀把子是木頭的，上面刻着吓人的頭像。總共有五把刑刀，它們還有專門的名稱：大爺、二爺、三爺、四爺和五爺。自清朝入主中原二百多年來，這幾位“爺刀”不知殺死了多少囚犯，被劊子手尊稱為“神刀”。
用刑的時刻到了。兩個五大三粗的劊子手拿好絞索，走到囚犯薩隆阿跟前，先引見自己，然後說了一聲：“請大人歸天。”随後，他們将絞索在薩隆阿的脖子上套了一個環扣，薩隆阿頭朝下躺在地上，劊子手搖動“絞壓器”。一眨眼工夫，薩隆阿就一命嗚呼了。旁邊圍觀者，連聲說“好”！
話說這薩隆阿可不是一般的死囚。他在犯事之前，官至刑部郎中，兼任軍機處章京，軍機處屬于清廷的權力要害部門，他還是滿人，故而地位又高軍機處的漢人章京一等。這樣的人物，為何會被問斬呢？
2盜竊金印熔化為金條
有人問了，薩隆阿究竟犯了什麼法，導緻丢了性命？話說同治四年八月十七日(1865年10月6日)，北京城天氣暖洋洋的。在紫禁城隆宗門内，南北兩側，分别有一排平房。這裡，就是自雍正皇帝以來清代最高中樞機關——軍機處的所在地。北面為軍機大臣值房；南面為軍機章京值房，其中東二間為滿人章京值班房，西二間為漢人章京值班房。這天清晨，滿人軍機章京薩隆阿心懷鬼胎地來軍機章京房值班。他乘人不備，悄悄地進入漢人章京值班房，将存放在那裡的貴重物品盒子打開，取出了一方金印，将其帶回自己在東單牌樓東觀音寺胡同的家中。
一周之後的八月二十四日(10月13日)，薩隆阿把金印帶到東四牌樓的萬盛首飾鋪，找到熟悉的店夥計王太和王全，謊稱這金印是他在外省做官的叔叔帶回北京的。他用四十吊錢的代價，請首飾鋪将金印熔化成10根金條，每根金條大約重11兩。不久，薩隆阿手頭緊，就将其中的兩根金條拿到“恒和錢莊”兌換成銀兩，其餘八根則埋藏在家中的炕洞裡。被熔化的金印來曆不凡，它原是天王洪秀全的金印，也叫金玺，洪秀全共有三方印章，除了金玺外，還有玉玺和木玺。一年前，即1864年7月19日，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荃率湘軍攻破南京城之後，繳獲了這塊金印。1864年8月14日，曾國藩吩咐手下把洪秀全的“僞金印和玉玺”裝在一個特制的木匣中，外用牛皮包裹，派得力幹将王廷貴由南京送往北京。這塊金印自然不是尋常的戰利品，它也是曾國藩的湘軍成功鎮壓太平軍的憑證。這麼貴重的東西，自然由軍機處官員親自捧到慈禧太後和同治皇帝面前去過目的。事後，皇帝讓軍機處暫時保管金印。
但是，軍機章京薩隆阿起了賊心，他将金印偷走，将其熔化為金條。如此重要的物件，就給白白地毀掉了。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為，很快軍機處發現金印失竊。當時，軍機處首席大臣是恭親王奕。他指令大清内務府刑司人員四處偵查，限期偵破此案。
金印失竊的消息不胫而走。所有在軍機處任職的滿漢章京談虎色變，人人自危，仿佛一場可怕的滅頂之災随時都可能降臨到自己頭上。刑司人員内查結果，一無所獲。于是把那些平素與軍機處有瓜葛的人，包括專司灑掃的下役統統抓起來嚴加拷問，豈料這些人甯肯皮肉受苦，也咬緊了牙關，斷不屈打成招，奕無奈，隻好把這些人放了。
3賣金條露出馬腳
内務府番役處傾巢出動。番役頭目保祥、德蔭、英奎等率所有探子微服私訪，把北京大街小巷全部查了個遍。功夫不負有心人，這種梳篦頭發似的逐街逐店查找，還真找到了案子的蛛絲馬迹。
保祥和德蔭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查，終于發現了有關此案的線索。他們向英奎報告說：“北京的恒和錢莊在多天前曾收購過兩根剛熔鑄的金條。”英奎聞訊趕到“恒和錢莊”，取出那兩根金條一看，果然是剛熔鑄的。再仔細查看金條的側面，發現兩個小小的字“萬盛”。這兩根金條一根鑄有一個“玖”，另一根還鑄有一個“拾”字，這是金條的編号，兩個數字說明這兩根金條是第9号和第10号，那就是說熔鑄這批金條起碼是10根以上。而這些金條每根重11兩，10根就重110兩，總重和失竊的金印重量吻合。經過一番調查，英奎得知東四牌樓附近有一間金鋪叫“萬盛”，他知道接近目标了。1866年1月下旬，番役查找到東四牌樓萬盛首飾鋪。得知該鋪幾個月前曾熔化過一方金印。根據這一線索，番役對鋪内所有夥計逐個盤問，在刑訊之後，王太和王全如實供出了軍機章京薩隆阿。開堂審訊時，薩隆阿負隅頑抗，死不承認，但是“恒和錢莊”和“萬盛首飾鋪”的當事人一上堂對質，他就不得不低頭認罪。
接着，在薩隆阿的指認下，英奎又在薩隆阿府上卧室炕洞裡掘出了另外8根金條。
堂堂的軍機章京竟然屈身為盜賊？這在大清朝建國200多年的曆史上，還是頭一次！在此之前，皇宮内也發生過各類小的盜竊行為，如一些太監、貧苦的蘇拉(下等仆役)偶爾也會從宮中偷走一些金銀、首飾、珠寶之類，但他們畢竟都地位卑微。一個堂堂的兼任軍機處章京的刑部郎中竟然也幹這種偷雞摸狗的勾當，确實有損天朝尊嚴。更何況，偷盜者還是當時地位高貴的滿人！
當時，軍機處總共有32位章京(滿漢各16人)，而薩隆阿是滿人章京，且是負責執法的刑部郎中。他的官品在衆多章京中是比較高的。熟悉近代史的人都知道，清代的軍機處可不是一般的衙門，其辦公地點處于紫禁城之中，是朝廷最機密的權力中樞所在地。即使身為王公貝勒、滿漢大臣，隻要不在軍機處任職，對這裡也要退避三舍，不敢越雷池一步。做個不恰當的比喻，清代的軍機處是直屬于大清皇帝的秘書班子！而軍機章京就是軍機處的秘書，負責“繕寫谕旨、記載檔案，查核奏議”。
清代對軍機處的值班房嚴加防範。乾隆皇帝曾經下诏說：“軍機處系機要重地，凡事俱應缜密，不容宣洩。”軍機處所用的差役，一般選用15歲以下不識字的幼童，俗稱“小幺兒”，到20歲時就辭退，以防止洩密。可是，就在這樣一個禁衛森嚴的地方，繳獲的洪秀全的金印竟然丢失了！而且是監守自盜！薩隆阿身為軍機處的朝廷命官，竟然執法犯法。垂簾聽政的慈禧太後大怒，下令将薩隆阿于秋後絞死。
4盜金印源于賭博缺錢
軍機處盜竊案，很快成為京城的一大新聞。甚至連駐守北京城的英法美等國外交人員也知道了。這一醜聞被京城的外國公使館人員議論紛紛，甚至稱“清朝官員都是欺世大盜”。英國駐華使館參贊密福特感到不可理解，他奇怪的是薩隆阿“事業有成，家道殷實，并不缺錢”，怎能為了這區區10根金條，就去盜竊呢？
這些西方外交官都是熟讀《聖經》的基督徒，他們最後得出的結論也很滑稽，說薩隆阿沒有好好遵守《聖經》第“十一誡”，即“不可被捉”。當然，薩隆阿偷盜金印是屬于一次個人行為，但這不是一次尋常的盜竊。首先，它是發生在清廷最機密最重要的權力中樞——軍機處。堂堂的大清朝連其權力中樞的工作人員都作奸犯科，還能治理好天下嗎？一葉知秋，薩隆阿案件确實反映了清廷行政官僚體制的沒落，到同治時期已經出現了諸多弊端。另外，薩隆阿的盜竊案，作為一種經濟犯罪，也是晚清國庫瀕臨破産的征兆。薩隆阿本人嗜賭成性，賭輸錢後囊中羞澀，就打了這方金印的主意。薩隆阿所在的刑部衙門，由于經費困難，其辦公設施已經破敗不堪。1865年，大清朝海關稅務司的赫德記載說：“刑部的狀況極為惡劣，圍牆很低，上面蓋滿尖刺，防止監犯逃脫。裡面肮髒的泥水淌到街道上。”大清帝國的貧困，不獨外人如此看待。時任兩江總督曾國藩也有同感，1867年京城來人告訴曾國藩說：“京中氣象甚惡，明火執仗之案時出，而市肆乞丐成群，民窮财盡。”這種現象讓曾國藩生怕發生異變。一年多後，即同治七年十二月十四日(1868年1月26日)，曾國藩在闊别京城17年之後，第一次進京面見慈禧太後和同治皇帝。此時,曾國藩已經見不到老師穆彰阿的兒子薩隆阿了。在京期間，曾國藩與慈禧太後前後有三次對談，所談都是裁撤湘軍以及直隸練兵等軍國大事。慈禧太後與曾國藩到底談了什麼呢？這裡且引用幾句對談，感受一下慈禧太後的真實問話風格：“慈禧：汝在江南，事都辦完了？曾國藩：辦完了。慈禧：勇都撤完了？曾國藩：都撤完了。慈禧：汝一路來可安靜？曾國藩：路上很安靜。先恐有遊勇滋事，卻倒平安無事。慈禧：汝出京多少年了？曾國藩：臣出京十七年了。”
如此等等，這些問話讓曾國藩内心非常不耐煩，也讓曾國藩非常失望。通過與慈禧太後和慈安太後的談話，曾國藩認為，“兩宮才地平常，見面無一要語”，而同治皇帝尚小，沒有和他說話，故而曾國藩說：“皇上沖默，亦無從測之。”
更令曾國藩擔心的是，他發現朝廷實權其實已經掌握在軍機處領班大臣恭親王奕、文祥、寶鋆等人手中，曾國藩認為這些人權過人主。盡管恭親王等軍機大臣權力超過皇帝，但是他們幾人各有缺陷，都無法擔當重任。曾國藩說：“恭邸極聰明，而晃蕩不能立足。”至于文祥，他雖然為人正派，但是“規模狹隘”，不懂得用人“自輔”。至于寶鋆，也是口碑很差。一句話，曾國藩對清廷已經失去了信心。
曾國藩是一個傳統讀書人，他的知識結構使他成為一個堅定的人治主義者。他所看到的晚清王朝的諸多弊端，也都是人事危機。然而，清王朝的危機不僅僅是一個吏治腐敗問題，更根本的是延續二千餘年的中國君主專制體制已經走到了盡頭。在西方勢力的沖擊之下，中國君主專制的制度危機正在凸顯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