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正在慷慨陳詞的蔣介石，還是當初拍下這張照片的《中央日報》記者，都不會想到，離蔣介石僅有幾人之隔的那位女速記員，竟然是中共派遣的秘密情報員。
人們喜歡稱她為“按住蔣介石脈搏的人”，她卻說自己隻是中央特科後期的一名小兵。
她叫沈安娜，憑着速記員的一支素筆，潛伏敵營十四載，從未暴露。她獲取的情報，由丈夫華明之整編、密藏，源源不斷地傳遞到中共領導人的案頭。夫妻二人緊密配合，流水作業，書寫了中共諜戰史上的一段傳奇。更鮮為人知的是，他們的多位親人也先後踏上革命之路，将“夫妻情報組”日漸擴展為“情報之家”。
最近，根據沈安娜夫婦的親筆材料和口述回憶整理而成的《丹心素裹》一書公開出版。在沈安娜的女兒兼該書整理者之一華克放的講述中，我們終于得以走近這對無名英雄跌宕傳奇的人生。
蔣介石的身邊
1942年11月，國民黨在陪都重慶召開五屆十中全會，會上一片反共叫嚣。突然，坐在會場第一排的國民黨元老張繼站起來，開口就是：“提起共産黨，我就汗流浃背！”接着，他話鋒一轉，手指蔣介石大聲嚷嚷：“共産黨就在你身邊，你還不知道呢！”一句話氣得主席台上的蔣介石拂袖而去，隻留下尴尬的國民黨高官和工作人員。
張繼此話原本隻是随口發洩，然而，事實卻碰巧被他言中。此時，已經打入國民黨内部八年的中共情報員沈安娜，就安靜地坐在會場的速記席上。那時，她對外的名字叫沈琬。
看似平靜的她，此刻内心早已是翻江倒海。就在幾個月前，沈安娜的上線徐仲航被捕了，剛剛與組織失聯的她，警惕的弦本就繃得很緊。突然聽到張繼此話，不能不心驚：難道張繼話有所指？
沈安娜暴露了？
沈安娜，1915年出生在江蘇泰興縣城的一個書香門第、世族大家，從小在私塾念書識字、誦讀詩書，後來考上了泰興初中。這樣一位衣食無憂的大家閨秀，最順理成章的命運本應是嫁人、生子、照顧家庭。隻不過，性格倔強的沈安娜打小就是個有主意的人。
1922年秋天，7歲的沈安娜被沈家老宅的當家人大伯母強行裹腳，一家人都不敢吭聲，倔強的她卻在半夜自己拿剪刀剪開了裹腳布。大伯母生氣地叫人再纏，沈安娜又趁半夜“解放”了自己的雙腳。幾次三番，大伯母竟放棄了，小小的安娜抗議成功。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受到愛國救亡運動的影響，同時為了幫姐姐沈珉擺脫包辦婚姻的壓迫，沈安娜主動陪姐姐離家出走，前往上海。
兩姐妹坐着原始的交通工具雞公車，吱吱呀呀地走了一整天，又乘船走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早上再換乘火車，終于到了繁華的大上海。姐姐找到了一家“務本女中”（現上海市第二中學的前身）住校，插班讀高二，沈安娜卻錯過了準備報考的南洋商業高級中學招考日期。她不甘心，找到教育主任毛嘯岑，現場研墨構思，寫成了一篇題為《求學》的作文。字迹娟秀、文風樸實的文章一下子打動了毛先生，沈安娜不僅被破格錄取，還被特批減免三分之一學費。
17歲的沈安娜沒有想到，一篇作文打通了自己的求學之路。她更沒有想到，就在毛嘯岑先生的家裡，她将遇到改變她一生的革命和愛情伴侶——華明之。
1934年春節，沈家姐妹沒有路費回泰興老家，留在上海，一日冒着冷雨去給恩師毛嘯岑夫婦拜年。一進門，兩姐妹便發現毛先生家裡還有兩位男生，這便是已經畢業的舒曰信（時用名庸之）和比沈安娜高一級的華明之（時用名家骊）。四個年輕人一見面，彼此印象都不錯。沈安娜記得第一次見到的舒曰信“一看就是個胸懷大志之人”，華明之“戴一副近視眼鏡，說話慢條斯理，鏡片後面的大眼睛炯炯有神”。那時，沈家姐妹并不知道，舒曰信在半年前剛加入中國共産黨，而華明之也在不久後的1934年夏天入了黨，随後，他們的關系被轉入中央特科，從事秘密情報工作。
這時的上海中共地下黨，正處于最艱難的時期。1931年，由于顧順章、向忠發叛變，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受到嚴重威脅。1933年上半年，不到半年的時間内，上海被捕的共産黨員就有六百人左右。僅1934年，中共地下黨組織就被嚴重破壞了四次，平均每三個月一次。舒曰信和華明之加入了逆境中的中央特科，很快，沈家姐妹也在他們的引導下，為中央特科注入了年輕的新鮮血液。
那是1934年夏天，華明之高三畢業，考進了國民政府交通部上海國際電信局無線電台，作為從事革命工作的僞裝職業。而才讀完高二的沈安娜因為交不起學費，不得不從南洋高商辍學，為了學一門謀生技術，她報名去了學費較低且隻需半年即可畢業的上海炳勳中文速記學校。
所謂“炳勳速記”，是曾留學美國的楊炳勳參照英文速記基本原理，用“以音為主不以字為主”的原則設立的中文速記方法。當時的中國流行好幾種速記法，除了“炳勳速記”，還有“張才速記”“汪怡速記”等，各家自成體系，互不相通。
說來也巧，就在沈安娜畢業前一個月，國民黨浙江省政府到炳勳中文速記學校招考一名速記員，校長楊炳勳便挑選了成績優異的沈安娜和另外兩名男生去實習，并告訴他們，一個月後，浙江省政府将從三人中擇優錄取一人。戰争年代，這可是許多同學趨之若鹜的“鐵飯碗”，可沈安娜一開始卻不大樂意。
在舒曰信和華明之的影響下，她已經偷偷讀了不少進步書籍，有了朦胧的革命意識。沈安娜的女兒華克放告訴記者：“母親想憑技術當一名獨立自由的新女性，或者做一名職業革命者，她覺得進省政府是去衙門伺候官老爺，不舒心！”因為南洋高商的同學中有不少早早成名的電影明星，年輕美麗的沈安娜還想過去拍進步電影。
就在這個人生的十字路口，華明之和已與沈珉結為夫妻的舒曰信請示上級後告訴她：黨組織決定派你去應試浙江省政府的速記員職位，打入國民黨内部為黨做情報工作，你怕死嗎？沈安娜大吃一驚，這才知道兩位學長都是報紙上常常見到的“共産黨”。剛過完19歲生日的她對情報工作完全沒有概念，還問了一個看似幼稚的問題：情報工作是不是革命工作？得到舒曰信和華明之的肯定答複後，她當即回答：我要革命，我不怕死！
也是在這次改變命運的談話中，沈家姐妹在舒曰信的建議下改了名字。當時中國的進步青年都向往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所以沈家姐妹都改成了蘇聯女孩的名字，姐姐叫“伊娜”，妹妹叫“安娜”。為了工作保密，她們對外依然用原來的名字。
1934年冬天，速記專業學生沈琬帶着絕密使命，直奔杭州。她沒有成為一名電影明星，卻成了革命工作中一位演技絕佳的“女主角”。
沈安娜與華明之初入虎穴
1935年1月，經過一個月的試用期，勤奮好學、有備而來的沈安娜在實習中脫穎而出，正式進入國民黨浙江省政府秘書處議事科擔任速記員。
這時的沈安娜還不到20歲，尚未接受過任何關于情報工作的專業訓練，卻很快得到了浙江省政府同事和領導的認可。她的絕技是每分鐘200字的速記技術和一手漂亮的蠅頭小楷——前者可與今天最厲害的手寫速記員媲美，後者則得益于沈安娜從小跟父親練字的童子功。
一個多月後，沈安娜收到了姐姐伊娜寄來的暗語信，讓她回上海彙報工作。想為組織帶點“見面禮”的沈安娜向科長薛元燕請了假，靠直覺抽了幾份油印的機密文件和高層會議的原始速記稿，與衣物混裝在一隻小皮箱裡，就大模大樣地登上火車帶回了上海。
到了上海姐姐姐夫住的亭子間，沈安娜得意地對姐姐展示帶回的文件，姐姐卻被吓了一跳：“你這個冒失鬼呀，這麼重要的東西，包都不包一下，一點掩飾都沒有，就跟着衣服卷到一起帶回來了……”這時，沈安娜才意識到自己太大意了。
誰料，舒曰信挑了幾份涉及國民黨浙江省政府策劃“清剿”的材料送給中央特科的直接領導王學文後，王學文竟然很高興：“安娜第一炮就打響了！”聽說沈安娜還帶了幾份原始速記稿正在整理翻譯，他決定到亭子間親自見她一面。
這是沈安娜14年的情報生涯中惟一一次見到王學文，而她對王學文所知的全部信息，隻是代号“老李”和稱呼“舅舅”。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裡，她不知道“王學文”這個名字，也不知道自己所屬的是中央特科，但這絲毫不影響她對“舅舅”指令的絕對信任。
直至晚年，沈安娜仍清晰地記得此次見面中“舅舅”講述的黨的秘密情報工作的基本原則和注意事項。比如嚴守機密，遵守紀律，除非領導指定的同志，一概不對任何人講與秘密工作有關的事；心裡革命，但不能暴露進步思想，表面上要說國民黨的話，做國民黨的事等。
她還從姐姐姐夫那裡學會了用“隐形藥水”把情報寫在家信的背面或空行之間，對方收到後，用碘酒一抹，字迹就顯影了。這樣最簡單而原始的密寫技術，當然是有風險的，而化解風險，就隻能靠沈安娜的随機應變了。
這天，回到杭州的沈安娜正在集體宿舍裡趁沒人密寫情報，突然，門外響起了腳步聲。她連忙把藥水和家信收好，然後才慢慢地拉開窗簾、打開房門。進門的是喜歡塗脂抹粉不太安分的室友，沈安娜心裡偷偷稱呼她“江湖小姐”。隻見“江湖小姐”用警覺的目光在屋裡四下搜尋，仿佛要找出什麼蛛絲馬迹，嘴上還盛氣淩人地吆喝：“幹什麼，神神秘秘的？”沈安娜也裝作生氣的樣子，故意回擊：“你這是什麼意思？好像我在床底下藏了個人似的！”“江湖小姐”明知床下不可能藏人，便不再糾纏揚長而去。沈安娜暗自慶幸，沒想到，這件事并沒有就此結束。
第二天，沈安娜下班回到宿舍，發現平時裝着藥水和密信的小皮箱被撬開了。她急忙掀開小皮箱，一看藥水還在，錢也沒丢，但那封沒寫完的密信不見了！她頓時吓出一身冷汗，坐在床邊苦思冥想，半天才想起昨天情況緊急，處于防範本能，密信并沒有收進小皮箱，而是在自己身上。這一緊張，竟把這事兒給忘了。
剛要松一口氣，走廊上又傳來了“江湖小姐”噔噔的腳步聲。沈安娜決定先聲奪人，氣憤地迎上去：“我鎖着的箱子被人撬開了，請問這是怎麼回事？”那“江湖小姐”也幹脆承認：“是我撬的。”随後便直截了當地說：“我看見你有一瓶白色藥水，懷疑你是共黨特務！”沈安娜吃了一驚，但馬上意識到對方很可能沒有确認，否則現在就不是兩人站在這裡對話了，她反擊道：“你說什麼？共黨特務？笑話！那是一瓶腳氣藥水。”緊接着又假裝不依不饒，聲稱要向上級禀告“江湖小姐”盜竊私人财物，還要誣陷同事是共黨。這邊沈安娜氣勢一足，那邊“江湖小姐”便軟了下來，連聲道歉。沈安娜也就順台階而下，表示東西如果沒少，就不向上級報告了。說着她一邊佯裝檢查小皮箱裡的物件，一邊故意拿出那瓶藥水對“江湖小姐”說：“這腳氣水很靈的，你要不要試試？”
1948年的沈安娜藥水風波最終不了了之，沈安娜很快把藥水處理掉了。她意識到，在集體宿舍做秘密工作太不方便了，必須改變工作方式和條件。此後，她待人處事更加謹慎小心，同時更加留心觀察周圍的各色人等。
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沈安娜發現自己的頂頭上司薛元燕是個待人厚道的好人。他一副文人模樣，尤其是對生活困難的下屬特别關照，有一個科員一家老小沒地方住，他就把自家樓下的住房以象征性的低租金給這個科員。沈安娜決定主動接近這位科長。
向姐夫舒曰信彙報後，姐夫提醒她可以用拜幹親的辦法進一步取得科長的信任。正好，科長家裡隻有兩個男孩，有一次沈安娜去科長家串門兒，科長太太看着兩個調皮搗蛋的兒子歎氣：沒辦法，要是女孩就好了。沈安娜見狀就接過話茬，笑呵呵地說，既然薛太太喜歡女孩，我給你做幹女兒好不好？科長太太當即就答應了。從那以後，沈安娜就成了科長家的熟客。
不久，她又找了個機會從集體宿舍搬進了科長家的一間堆放雜物的小房子，與科長一家同吃住，還常幫兩個男孩輔導功課。如此，沈安娜不僅可以在單獨的房間裡摘抄和密藏情報，而且有了無形的保護傘。
晚年的華明之和沈安娜，攝于1985年。千裡尋黨
藥水風波後，組織上也覺得沈安娜同時負責拿情報、送情報不夠安全，王學文決定由沈伊娜兼跑交通，去杭州取情報，沈安娜隻當情報員。伊娜在滬杭之間跑了幾個來回後，實在忙不過來，加上一個女子常在外奔波有所不便，便換了華明之指導、聯絡安娜的工作。
這時，華明之正在國民政府交通部上海國際無線電台當業務員。根據中央特科王學文的指示，他暗中從外國通訊社的新聞電訊中獲取了不少紅軍長征的相關動向，還利用電台員工衆多、私人信件放在信插箱自取的便利條件，以假姓名為中共地下組織收取外地寄來的秘密信件。
接到新的任務後，華明之就常常在節假日清早乘火車去杭州，晚上再乘夜車回上海。杭州街頭的咖啡館，西子湖畔的春色裡，都有他和沈安娜的身影。在旁人眼中，俨然是一表人才的華明之正在熱烈追求沈安娜。誰也想不到，浪漫的“約會”其實是傳遞情報的掩護，而一次次充滿風險的秘密情報工作，也成了他們愛情之花的催化劑。
1935年秋天，經過組織批準，沈安娜與華明之在上海舉行了簡單的婚禮。婚後，華明之辭去了上海的工作，考取了浙贛鐵路局的會計。繼沈伊娜和舒曰信之後，另一對夫妻情報組誕生了。
華克放将父母的默契配合稱為“流水作業法”。母親沈安娜在前台，白天負責取得文件、速記稿等情報，回到家裡夜深人靜時，就把原始速記稿翻譯成文字。父親華明之在後台，常常在後半夜負責整編、濃縮、密寫、密藏和傳遞情報。
一年後，沈安娜生下了大兒子慶來，華明之的母親來到杭州照顧孫子。緊張的情報工作之餘，一家老小四口難得地過上了外人眼裡再平常不過的溫馨生活。
可惜，好景不長，“七七事變”後，戰争的陰雲越來越濃地積聚在上海、杭州一帶。按照黨組織的指示，沈安娜和華明之要跟着各自的工作單位轉移，等待組織的聯系。戰火紛飛，夫妻倆不可能帶着不滿兩歲的慶來和年邁的老人長途奔波，隻好與親人别離。1937年年底，杭州淪陷前，浙江省政府搬到了金華，接下來，省政府還計劃往深山撤離，浙贛鐵路局也有繼續西撤的打算。此時，沈安娜和華明之工作中接觸的多是緊急撤退電文，已經沒有太多具有情報價值的内容了，更糟糕的是，他們同中共上級組織完全失去了聯系。
眼看與組織斷了線，兩人實在不甘心。終于，他們從報紙上看到，中共中央領導人周恩來、董必武等都到了武漢，并成立了八路軍辦事處，公開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活動。夫妻二人馬上決定：到武漢去找黨！
他們進行了默契的分工，工資稍高的華明之留在工作崗位，維持兩人的基本生活，沈安娜請長病假，隻身踏上千裡找黨的艱難路程。
1938年5月，經過江西上饒、南昌、湖南醴陵、長沙，沈安娜終于抵達武漢。可是，那時的武漢是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中心，人口多達100多萬，茫茫人海中尋找黨組織，談何容易？沈安娜從事的是秘密情報工作，也不能貿然前往公開的“八辦”去尋人。無奈，沈安娜隻好一邊參加讀書會、歌詠會、演劇隊等愛國青年運動，一邊在街頭徘徊。
這天，她正在馬路上走，遠遠瞧見對面走來一個熟悉的高大身影，仔細一瞧，竟然是華明之入黨介紹人之一的魯自誠。沈安娜頓時喜出望外，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在魯自誠的幫助下，她很快在“八辦”見到了周恩來、董必武等中共領導人。
而更讓她驚喜的是，董必武和周恩來交給了她一個更加重要的秘密任務——打入國民黨中央黨部。原來，沈安娜在浙江省政府時的“老領導”、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骅，
第二天，沈安娜特意換上一件見客人時才穿的旗袍，按照董必武的吩咐找到了朱家骅。朱家骅本來就對這位工作勤懇的“老部下”印象不錯，見她千裡迢迢找來武漢要“為黨國效勞”，馬上表示中央黨部正缺速記員。随後，他又問道：“你是不是國民黨員？中央黨部秘書處的人，尤其是機要處，必須是國民黨員才行。”這可把沈安娜難住了，能自作主張加入國民黨嗎？她略一思索，想起董必武、周恩來交代的打入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處非常重要，立即回答：“我在浙江時還年輕，沒有參加，現在我要求參加，可以嗎？”朱家骅一聽，痛快地吩咐秘書，給沈小姐辦特别入黨。
後來，沈安娜才知道，所謂“特别入黨”，就是由三個國民黨中央委員介紹加入國民黨，手續簡單，批準時間快，黨證上有個“特”字。在國民黨内部，但凡持有帶“特”字的黨證，就會被認為是有後台、有來頭的。這樣一張黨證，無疑又為沈安娜的潛伏增加了一個護身符。
如此順利地“打入”，沈安娜倒是沒想到，單純的她還為“特别入黨”的事情别扭不已，還是董必武開導她，國民黨員的身份是為了取得信任，是忍辱負重，她才如釋重負。
等待“特别入黨”手續期間，華明之也來到了武漢。沒幾天，根據董必武的指示，沈安娜和華明之搭乘國民黨的輪船駛向了重慶。在山城重慶，夫妻二人開啟了最艱難也是收獲最多的一段戰鬥征程。
沈安娜抄寫的國民黨公文，現存于台灣。情報富礦
1938年10月，沈安娜的“特别入黨”手續一辦下來，朱家骅就親自指示機要處長張壽賢，安排她成為了機要處的機要速記員。到了辦公室，沈安娜驚喜地發現，機要處除她之外，隻有另一名年長的速記員徐漂萍，并且，徐漂萍用的速記方法是“張才速記”，跟她自己使用的“炳勳速記”互不相通。這就意味着，沈安娜的速記稿在整個國民黨中央黨部，隻有自己看得懂。
不過，她并不滿足于此，為了更加保密，她又自創了一種速聯符号。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國民黨中央黨部”這個詞組，原本需要幾個符号表示，而用她獨創的速聯符号就隻需一個符号。這樣一來，即使别人找到炳勳速記教科書對照，也無法識别她的速記。
有了獨一無二的“密碼”，沈安娜的工作很快步入正軌。與很多人誤以為她是蔣介石的速記員不同，沈安娜其實隻是機要處一個級别不高的普通速記員，放在今天，大概相當于一個不起眼的小公務員。不過，職位級别雖不高，位置重要，沈安娜通過各種辦法挖到了不少情報富礦。
華克放告訴記者，悄悄把會議速記稿帶回家、到印刷股待銷毀的廢棄文件裡“順手牽羊”，都是母親獲取情報的常用辦法。
比如，1939年初蔣介石秘密頒發的《共黨問題處置辦法》，是抗戰以來國民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綱領性文件。這份秘密文件就是沈安娜從廢棄文件中挖出來的。
1941年12月，國民黨五屆九中全會召開，沈安娜的第三個孩子華慶新剛剛出生，還沒出月子的她虛弱得體重不足一百斤，但為了獲取情報，她主動要求協助整理會議材料，并時不時到印刷股溜達。這一次，她獲得的情報得到了遠在延安的毛主席的重要批示：“九中全會表現了國民黨的極大動搖性……”
再比如，1946年1月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會議在重慶召開。在政協會議開會期間，國民黨政協委員為了準備次日和共産黨政協委員在會議上“舌戰”，每晚都要舉行隻有十人左右參加的小型秘密會議“黨團會”，一向被倚重的沈安娜是指定的速記員。每天晚上，國民黨委員都認真地就一些兩黨間争議的問題商議誰攻誰守，誰唱紅臉，誰唱白臉，如何讨價還價，以及最後的方案由誰提出等。他們做夢也想不到，沈安娜每晚十點多開完會回到家，真正的工作才剛剛開始。她每晚整理的會議記錄都是一式兩份，一份在第二天交給機要處處長，另一份早在淩晨時分已由華明之濃縮、摘要、密藏，經交通員之手，連夜送到了周恩來等人的住處，中共領導人甚至比國民黨委員們還要早看到他們精心密謀的底牌。
常規的辦法之外，沈安娜和華明之也從未放過偶然的機會。
1939年上半年，兼任中統局局長的朱家骅要去中央訓練團做報告，實際是講中統局的特務組織概況、特務活動方法等。通常，朱家骅的講稿均由心腹秘書楊公達親自起草。這一次，楊公達想取巧找個人代勞。大概是看沈安娜可靠，于是，楊公達從中統局掌握實權的副局長徐恩曾那裡要來一大堆絕密資料，然後挑選素材口授講稿内容，由沈安娜整理成文，他再修改上交。
殊不知，楊公達的偷懶之舉，卻給了沈安娜天賜良機。尤其是那堆原始的絕密資料，比成文的講稿價值可大多了。沈安娜悄悄留心，在辦公室用速記符号将原始資料中的内容都記錄下來。晚上回到家，再将速記符号翻譯成文字給華明之整理。華明之的綜合思辨和分析能力與沈安娜的機敏恰恰互補，他可以很快識别出重要卻不夠完整的情報。第二天，沈安娜就借口整理講稿需要核實信息，告訴楊公達某份資料還要再看看。楊公達還以為沈安娜工作認真，精益求精，很快就把需要的原始資料調了出來。
幾天下來，沈安娜赢得了楊公達更多的信任。有時，他甚至讓沈安娜獨自一人在他的辦公室翻閱中統局的絕密材料。不久，楊公達沒費多大力氣就完成了朱家骅的講稿，而沈安娜和華明之也悄無聲息地獲得了一份反映中統局特務機構組織狀況和活動手段的完整情報。
還有一次，華明之在自己工作的軍委會政治部電訊總隊文件中發現了一份絕密文件，厚厚的一大本，載有國民黨各軍、師駐地和番号，以及軍長、師長、政治部主任姓名編号等詳細内容。這份文件的分量不輕，可是，當時獲取情報的手段還很原始，沒有照相機，也沒有複印機，隻能手抄，而華明之一人短時間内顯然抄不完這麼一大本文件。經過向上級密報，這一次他竟然在周六晚上悄悄把絕密文件帶回了家，然後由上線取走送至“八辦”，組織人力抄寫，到了周一早上，絕密文件又神不知鬼不覺地回到了辦公室……
上線被捕
“嗒、嗒嗒、嗒”，這是上線與沈安娜夫婦約定的敲門暗号，每次暗号響起，便是情報被取走的日子。1942年秋天的一個星期天，又是約定取情報的日子。可這一次，他們的上線徐仲航卻遲遲沒有出現。
按照情報工作的保密規定，上線與下線都是單線聯系，上線知道下線的住處，下線沈安娜夫婦卻不知道徐仲航的地址，他們無法聯系他，更不準擅自去找他，惟一能做的隻有按捺下焦慮不安，靜靜等待。
一連幾天過去，沒有等到徐仲航的回音，沈安娜卻在中央黨部等來了兩個身份不明的小特務，他們在樓下指名道姓要找沈琬。
此時的沈安娜已經不是初入虎穴時的小丫頭了，她聽說對方身份不高，故意擺出國民黨官場“資深職員”的架子請收發員傳話，不認識這兩個人，如有公幹，請他們找機要處長。兩個小特務一聽，态度客氣了許多，再三請收發員傳話務必請沈小姐見面一談。沈安娜料想對方沒有可靠證據，便決定見一下，趁機摸一摸情況。
果然，兩個小特務見到她，馬上拿出一封信，問道：這信是沈小姐寫的？沈安娜看了一眼，的确是她前幾天寫給徐仲航所在的“正中書局”的試探信。不過，若隻在信上做文章，倒也難不倒她，對外，她和徐仲航都是國民黨機關職員，在信中也隻提了借錢給孩子買藥的私事兒，這并不是什麼要緊把柄。
于是，沈安娜爽快地承認，兩個特務卻按捺不住了，唬道：徐仲航是共黨，已經抓起來了，你跟他借錢，難道是他要收買你？持有“特别黨證”的沈安娜也算是國民黨機關的骨幹速記員了，她當即裝作更加氣憤的樣子：我孩子生病向朋友借錢算得了什麼？憑這幾個錢就想收買我嗎？
兩個小特務果然被鎮住了，一時答不上話。沈安娜反守為攻：人家堂堂正中書局的處長，你們有什麼證據說人家是共黨？這麼一激，其中一個特務馬上露了底，說徐仲航抽屜裡全是反動書籍。沈安娜一聽心裡反而踏實了，這就好辦了，書局裡有各種書籍太正常了。
下班後，她與華明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藏在竹竿裡等待徐仲航取走的情報燒掉，清理家裡所有的速記資料、進步書籍甚至可能引起麻煩的個人信件。
盡管如此，沈安娜還是沒能完全躲過國民黨的懷疑。從未私下往來的同事會突然到她家裡“看孩子”，有一天，一個新來不久的同事還特意走到沈安娜辦公桌前大聲喊“徐仲航被槍斃了！”還好，她知道對方沒有确鑿證據，一直處變不驚。
沈安娜使用的速記符号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煎熬的日子一天天過去，沈安娜夫婦最終沒有暴露，但他們内心的煎熬卻一點不少。他們不知道對自己工作和生活都關愛有加的徐仲航大哥是否還活着，他們與黨組織再次失去了聯系，而文章開頭那驚險的一幕，就發生在這段最艱難的日子裡。
在很多熱播的諜戰劇中，情報員尤其是所謂的“美女情報員”，從來都是光鮮亮麗地周旋在舞廳、高級餐廳和豪華套房中，過着燈紅酒綠的生活。然而，真實的曆史并非如此，類似沈安娜和華明之這樣的“小職員”，在物價飛漲、物資匮乏的戰時，常常連飯都吃不飽。
徐仲航被捕的這一年，沈安娜和華明之的女兒華克放兩歲多，小兒子華慶新不到1歲。華明之在給好友哈澤民的信中寫道：“個人、家庭正和國家民族一樣，要我們嘗試一個更艱苦的磨練……安娜失眠，半夜之後不能醒，一醒就得看天亮……月前又發胃病、便血……奶水不夠，母子倆的淚彙流在一起……”
這樣的生活一直持續到1946年，在重慶長到6歲的華克放，兒時最深刻的印象是每天充饑的“藤藤菜”，還有遍地亂跑餓得跟人搶食的大老鼠。
物質上的艱苦對于沈安娜和華明之并不是最難熬的，他們最痛苦的是大量的情報無法傳遞出去。反反複複地獲取情報、密藏起來、等待時機，情報失去時效後又無奈地銷毀，眼睜睜地看着數不清的情報在自己手中化為灰燼……
其實，沈安娜夫婦的住處與當時駐重慶的“八辦”并不遠。他們住在上清寺街，距離“八辦”所在的紅岩村，隻需步行半個多小時。可是，他們卻不敢貿然前去。徐仲航還沒有消息，萬一敵人在“放長線釣大魚”，冒失地找到“八辦”，不僅會暴露自己，還會使“八辦”領導機關受到牽連。
他們隻能遠遠地眺望“紅岩”，四口人擠在不到10平方米的房子裡，耐心等待，就連國民黨中央機關為他們換個大房間的提議也不敢接受，生怕組織派來的人找不到他們。
晚年的沈安娜曾經回憶這段歲月，她說，1942年秋至1945年10月，“這三年是我和老華一生中最痛苦、最難熬的歲月。”
所幸，随着抗戰勝利，沈安娜夫婦終于盼來了組織的聲音。1945年10月的一個晚上，久違的敲門暗号響起，沈安娜和華明之幾乎不敢相信，辨别許久才打開家門。門開處閃進一個人，居然是他們曾經的老領導吳克堅，盼了三年的沈安娜哽咽着喊了一聲“老吳啊”，就再也說不出話來。無名英雄沈安娜和華明之很快投入了新的戰鬥，就連周恩來也口頭嘉獎他們送來的情報“迅速、準确”。而再次聽到令他們牽腸挂肚的徐仲航的消息，已是上世紀80年代。那時，徐仲航已經去世，從有關部門披露的文件裡他們才得知，當年徐仲航被捕後在獄中受盡酷刑，卻從未吐露半點自己和戰友的身份，與他一起被捕的兩人一個病死，一個叛變，隻有徐仲航熬到了1944年，由當時在國統區的知名人士、中共秘密黨員閻寶航保釋出獄，安全送離重慶。
1946年，按照組織的指示，沈安娜和華明之随國民黨還都南京。夫妻倆在上海見到了一别九年的華母和大兒子慶來。安娜還想見姐姐伊娜一面，得到的消息卻是姐姐早在1942年因病去世。和絕大多數的情報工作人員一樣，她在戰火紛飛中出生入死，積勞成疾，犧牲多年後也幾乎無人知曉她的名字。
即便如此，在沈安娜和華明之的影響下，他們更多的親屬還是陸續加入了這條特殊的革命戰線。華明之的妹妹華韻三早在抗戰時期就與魯自誠一起，結成了另一對夫妻情報組；六弟華藻在解放戰争後期化裝成“跑單幫”的小老闆，擔負起了沈安娜夫婦與上海地下情報戰線的專職交通員；沈安娜的二哥沈勤，則在1948年确定了情工關系。
就連沈安娜的母親和跟随母親多年的小夥計，也在家鄉一直為新四軍的地下工作人員做掩護，幫助藏匿文件和武器。抗戰期間，泰興的沈家差不多成了新四軍的一個交通站。抗戰結束後，沈安娜和母親在南京重聚，剛開始彼此都不清楚對方的底細，一家人還常常神神秘秘地互相保密。
1949年農曆新年過後，解放的曙光就在眼前，沈安娜和華明之收到了吳克堅的指示：在适當的時候由南京撤至上海，不必跟随國民黨機關南行。這一對在國民黨權力核心潛伏了14年的地下情報伉俪，終于可以回到光明之中。1949年2月，華明之先随其工作單位撤到了上海。4月，沈安娜以回上海安排家務事為由，安全回到了上海。
這一年的5月1日，經周恩來批準，中央情報部對吳克堅領導的地下情報系統的無名英雄們給予通電嘉獎。
換上軍裝的沈安娜和華明之，就像翻書一樣，把過去十多年的驚心動魄輕輕翻了過去。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裡，他們的故事，就像從未發生過一樣，被塵封在曆史檔案中。就連他們的女兒華克放，也隻曉得父母早年參加過革命，具體做了些什麼卻一無所知。
2008年，重慶紅岩革命曆史博物館在對紅岩文物資料收集、整理、研究的基礎上，正式出版了《紅岩檔案解密》一書，沈安娜秘密往事的許多細節第一次為外界所知。也是在這本書中，她第一次被稱為“按住蔣介石脈搏的人”。第二年恰逢諜戰劇《潛伏》熱播，“按住蔣介石脈搏的美女情報員”
沈安娜開始被越來越多的人聽說，就連台灣的《中國時報》也用這個稱呼向讀者介紹沈安娜。
然而，當時還在世的老人對于這樣的稱贊卻始終不認可，甚至發脾氣，固執地讓華克放打電話給編輯糾正，她說：“不要把我拔高了，隻有黨中央能按住蔣介石的脈搏，我們單個人怎麼可能？”提起過去的事情，沈安娜最常說的一句話是：“情報人員不是孤膽英雄，隻是情報大機器中的一顆顆螺絲釘。”
華克放說，如果不是後來幫父母整理回憶錄，她也很難把眼前的兩個老人與傳奇的諜報人員聯系起來。她形容父母的晚年生活，用得最多的詞是“陽光”：父親喜歡音樂、繪畫，母親喜歡攝影、書法，兩人共同的愛好是捐錢捐被子。有一次家裡的被子捐完了，居然讓保姆去買嶄新的被子捐贈，弄得保姆哭笑不得。說到這兒，華克放也笑了：“這也算我們家祖傳的家訓了，我爺爺在世時，家裡就有捐‘義田’建‘義莊’的傳統。”
如今，沈安娜和華明之都已離開人世。去年年底，随着他們的自傳《丹心素裹——中共情報員沈安娜口述實錄》公開出版，這對夫妻情報組的故事再次在網上熱傳。網友最熱衷傳播的，依然是“按住蔣介石脈搏”的沈安娜，而這位豁達長壽的老人早已為自己和丈夫的潛伏14年下了定論：“我們是中央特科最後播下的幾顆小種子，在黨的領導和培養下生根、發芽、開花、結果……我們隻是踐行了對黨的承諾。”
沈安娜使用的速記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