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假如中國沒有半數的婦女的覺醒，中國抗戰是不會勝利的”（《毛澤東在中國女子大學開學典禮上的講話》，《新中華報》，1939年7月25日）。抗戰的爆發，一方面給包括婦女在内的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另一方面也激起了廣大婦女民族解放意識和自我解放意識的雙重覺醒。抗戰伊始，何香凝、史良等婦女領袖大聲疾呼：“現在是我們民族争生存的最後關頭，一切不願做亡國奴的姊妹們，請都快起來。我們有力的出力，有錢的出錢，能上戰場的去上戰場，能救護慰勞的就出來做救護慰勞工作。”（《中國婦女抗敵後援會告婦女書》，《申報》，1937年7月24日）在民族大義面前，許多知識女性奔赴抗戰前線，山西作為華北敵後抗戰的中心和重要的抗日根據地，迎來了許多城市知識女性。1940年晉東南婦女救國總會主任康克清指出：“華北婦女運動廣泛展開的最初姿态，就曾是以婦女的參戰運動表現出來的。”（康克清：《三年來的華北婦女運動》，《中國婦女》，1940年第二、三、四期）
“紅日照遍了東方，自由之神在縱情歌唱！……聽吧！母親叫兒打東洋，妻子送郎上戰場。”《我們在太行山上》的歌聲反映了那個彌漫着烽火硝煙的年代，廣大婦女以無私的奉獻和犧牲精神親送兒子、丈夫、兄弟奔赴疆場殺敵保國，使山西成為“八路軍的故鄉，子弟兵的搖籃”。擁軍模範裴乃秀和“子弟兵母親”陳改改的故事永遠流傳在太行山深處。母送子、妻送郎的擴軍熱潮和反對開小差的歸隊運動，有力地保障了抗日軍隊的不竭兵源。
比“母親叫兒打東洋，妻子送郎上戰場”更壯烈的是女性親自參戰。1937年1月山西女兵連的成立震動了太原，這支由190多位女性組成的戰鬥隊伍，是中共領導下的山西特殊形式的抗日統一戰線組織，“她對于落後的舊中國、舊世界起着突破性的作用；對于開展抗日救亡運動起着先鋒的作用；對于山西，甚至對于更大範圍的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義、反對舊社會壓迫的婦女革命運動史上更起着創舉性的作用。”（《山西女兵連〈序〉》，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這些女兵們身先士卒，沖鋒在前，始終戰鬥在抗日第一線，有的甚至獻出了自己年輕的生命。民政部“第一批著名抗戰英烈名錄”中八位女英烈之一的南洋歸僑李林，在女兵連軍政訓練班期間，立下了“甘願征戰血染衣，不平倭寇誓不休”的誓言。在1941年日寇對晉綏邊區根據地的圍攻中浴血奮戰，把最後一顆子彈留給自己，被周恩來譽為“我們的民族英雄”；梁淑媛為革命事業丢下襁褓中的嬰兒，在同反動派進行鬥争時犧牲；身懷六甲的李仲英，在威逼利誘前毫不動搖，被敵人殘忍地挂在樹上将腹中胎兒挑出，壯烈犧牲。
當時，不論在遊擊區、還是在根據地，婦女都被動員武裝起來。在華北，尤其是在晉察冀邊區，凡15歲至45歲的婦女，大都參加了自衛隊，擔負起後方警戒任務。她們以剪刀、鋤頭、棍棒等為武器進行軍事訓練和演習，擔負着站崗、放哨、查路條、看井、拆路、除奸等工作（林朗：《晉察冀邊區的婦女自衛隊》，《新華日報》，1941年2月22日）；有的親自上前線擡擔架，運送槍支彈藥，給作戰部隊以有力的幫助。在雁北曾經有過婦女鋤奸小組捉住了漢奸頭目，在晉東南的壺關婦女鋤奸小組曾捉到敵探。她們與廣大士兵同甘共苦，經受了戰地生活的千難萬險，充分顯示了女性高昂的愛國熱情，極大地鼓舞了抗日将士的士氣。
二
宣傳是抗日戰線的一個重要環節，在這一領域，廣大婦女發揮她們的自身特點和優勢，為民族大義奔走呼喊，成為抗日宣傳的生力軍。位于太行深處的抗大一分校女生隊成了“巾帼英豪”的培養基地，孕育了齊心、張志專、劉抗、尹清平、林英等一大批女性幹部。在這裡她們徹底改變城市的生活方式，走向農民家裡，吃莜面、睡土炕，用樸實的作風，取得群衆的信任，肩負起農村的宣傳和組織工作。艱難困苦，玉汝于成，這些女知識分子以共赴國難的新形象，為抗日軍民提供了強大的精神支柱和堅實的後方基礎。
敵後女新聞工作者“以筆為劍，當得三千毛瑟槍”，在抗日烽火中用赤子丹心築起了一道向敵人猛攻的新聞戰線。1942年6月的反“掃蕩”鬥争中，新華社華北總分社、華北《新華日報》經理部秘書主任黃君珏因寡不敵衆而跳崖壯烈犧牲。這些女新聞工作者用樸實無華、真切翔實并且具有感染力的作品，鼓舞了軍民鬥志，在中華民族的反侵略戰争史上留下了一個個生動感人的鏡頭和一頁頁珍貴的史料。
以何種形式宣傳、動員、組織民衆投入抗戰，廣大婦女幹部在具體實踐中尋找着答案。有的進村入戶，深入群衆，幫老百姓推碾、做飯、抱孩子、調節家庭糾紛，用樸實的作風赢得了婦女的信任，在家長裡短的日常生活中進行民族抗戰和個人解放的宣傳；有的利用地方習慣組織起姐妹會、媽媽團、縫衣隊、慰勞隊、婦女會、婦女救國會、婦女抗日救國會等各種婦女團體開展動員工作（康克清：《三年來的華北婦女運動》，《中國婦女》，1940年第二、三、四期）；有的通過劇團、宣傳隊、音樂隊等進行宣傳，如活躍在晉東南的“抗大校花”文工團緊握文藝武器宣傳抗日救亡；有的通過響亮的口号或通俗的歌謠喚醒婦女，“婦救會，俺當班。送文件，下通知。雞毛信，更要急。樣樣事情擔得起，女人一樣來抗日”的歌聲和“送郎去當兵，妻子多光榮”的口号響徹根據地。通過艱苦細緻的工作，廣大山西婦女被動員起來，紛紛走出家庭，參與抗戰。一位曾在根據地參加抗戰的女性在晚年的口述中回憶道：“走時鬼子剛進華北，待到回家時，抗戰已勝利在望，離家時，我是作為家庭的叛逆者，一個逃婚的姑娘而走的，現在，我已經是一名光榮的抗日幹部。”（李小江：《讓女人自己說話——親曆戰争》，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313頁）
婦女的抗日宣傳，喚醒了民衆的士氣，聚集起零散的力量。毛澤東說過：“婦女在抗戰中有非常重大的作用：教育子女，鼓勵丈夫，教育群衆，均需通過婦女；隻有婦女都動員起來，全中國人民也必然會動員起來了。”（《毛澤東在中國女子大學開學典禮上的講話》，《新中華報》，1939年7月25日）從小姑娘到老大娘，從女學生到農婦，從大城市的女工到窮鄉僻壤的家庭婦女，她們緻力于喚醒民族自覺，高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旗幟，成為與男子并駕齊驅的抗戰力量，為婦女解放打開了新局面。這是中華民族有史以來空前的新生活新氣象，也是中華民族解放事業取得勝利的重要保證。
三
在國破家亡的危急關頭，廣大山西婦女将個人追求與民族抗戰相統一，以憂國憂民、舍小家為大家的民族氣節和舍我其誰、鐵肩擔道義的家國情懷，将國家、社會、家庭和個人連接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把抗戰的要求和願望付諸實際行動，成為生産建設的主力軍和後勤服務的骨幹力量。
“婦女的偉大作用第一在經濟方面，沒有她們，生産就不能進行。”（毛澤東：《給中央婦委的一封信》，1940年2月8日）随着抗日戰争的持久進行，“壯丁們上了前線”，外加日寇封鎖和自然災害的威脅，根據地的婦女們便自覺地擔負起後方的生産重擔。婦女們不僅從事紡織、養豬養雞、養蜂養蠶等家庭副業，而且沖破舊的世俗觀念，毅然擔負起過去主要由男子承擔的開荒種田、植樹造林、送糞施肥、鋤草收割等繁重的勞動。她們瘦弱的身體迸發着無窮的力量，使“分散的農村成為有組織的工廠”，“家家戶戶成為軍隊的後勤供給加工廠”。在春耕運動中努力完成“婦女每人養一隻雞，每三個人養一頭豬”的目标。在大生産運動中，女性響應号召制訂生産計劃，随處可見“到地裡去，到場裡去，搶收、搶耕。保衛我們的糧食，保衛我們的土地”的火熱而緊張的場面。1941年武鄉縣1萬餘名婦女參加了“百日紡織運動”，紡花，織布，做軍鞋，縫制軍衣、軍褲上萬件，有力地保障了八路軍的後勤需要。紡織英雄韓國林、生産旗幟張秋林以及左權的趙春花、石壁村的武拉弟、臨南縣的劉能林等勞動英雄，成為家喻戶曉的名人，她們用勤勞的雙手為根據地經濟建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在“後方與前方、出錢與出力同等重要”的号召下，婦女不但投身生産建設、慷慨捐資，為抗戰創造物質條件，而且還以女性特有的細緻與溫柔承擔起募捐、優抗、慰勞、救護等各項戰時後勤服務的工作。在根據地開展的捐銀運動中，許多婦女把攢了一輩子的金銀首飾捐獻出來用作抗日軍費；婦女們還踴躍購買救國公債支援抗戰，如五台縣的楊星如老太太拿出多年的積蓄，帶頭買了一百元的公債。婦女在苦難中還不忘接濟抗屬，如保德縣的“三八”一碗米運動，就以實際行動書寫了廣大婦女舍小家為大家的家國情懷。無論環境怎樣殘酷，敵人怎樣“掃蕩”，根據地婦女們都不屈不撓，化苦難為激情，一邊唱着《做軍鞋》，一邊緊張地縫制衣服、鞋襪和被褥；不僅“所有戰士的鞋襪及傷員的血衣繃帶完全要經過婦女的手”（《晉察冀邊區婦女群衆武裝》，《中國婦女》，1940年第一、二期），而且她們還承擔起救護傷員的任務。平魯縣革命老媽媽林龍背着重傷員，冒着生命危險想方設法加以掩護；子弟兵的好母親楊秀英在“山柴下藏肉”慰勞八路軍傷員；東山溝裡的“沙奶奶”姚存魚在家中精心護理傷病員（《晉綏婦女戰鬥曆程》，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405、416、436頁）；在根據地湧現出多少個“子弟兵的母親”和“傷兵之母”，背後也就有多少個動人的事迹。戰火紛飛、缺吃少穿的年代，太行奶娘的事迹更是感天動地。她們用甘甜的乳汁、無私的母愛，甚至是生命呵護着八路軍将士的後代。平凡的她們用不平凡的壯舉，印證了革命軍隊與人民血肉相連的魚水之情，書寫了軍民萬衆一心築起銅牆鐵壁、挺起民族脊梁的曆史畫卷。從個體到群像，從前線到後方，山西女性在戰争歲月的忍辱負重和堅強抗争，既是彪炳史冊的光輝業績，也是穿越時空的精神财富，是中華兒女自強不息、建功立業的重要精神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