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的曆史證明，謝偉思所撰寫的關于中共的多份報告，準确描述了當時的中國共産黨。《在中國失掉的機會》一書作者埃謝裡克指出:“是約翰•謝偉思的報告對40年代中國國共兩黨地區的情況從深度和廣度上做了最詳盡的論述”。邁克爾•沙勒在其《美國十字軍在中國》一書中認為，在謝偉思1944年7月去延安前,可以說沒有一個美國人真正了解中共對美國的看法，如果說有的話，也是零星的或來自第二手的情況。
謝偉思的每份報告都要經包瑞德團長批準，然後上報到中緬印戰區司令部和美國國務院。蔣介石的眼線和支持國民黨的美國官員太多了，包瑞德擔心謝偉思這些報告會引火上身，招來忌恨和報複，他勸謝偉思不要給自己找麻煩，謝偉思毫不猶豫：“我是一個外交官，這些報告裡所寫的情況，都是我親眼觀察到的東西以及我仔細考慮過的意見。如果華盛頓的人們不高興，他們可以把這些報告扔掉。”
在延安的所見所聞令觀察組成員大為觸動。海軍中尉赫伯特•希契在報告中寫道：“即使是最苛刻的批評也不能否認那些從‘萬裡長征’走過來的人的組織能力，也不能否認共産黨領導和黨員的嚴明紀律……未來的美中關系也許取決于目前美國政府與他們打交道時所采取的路線……”謝偉思則在報告中一針見血地指出：“共産黨将在中國生存下去，中國的命運不是蔣的命運，未來的中國屬于中國共産黨。”
而對于美國人和共産黨這段真誠合作、友好相處的日子，謝偉思感慨地寫道：“從來沒有一個共産黨社會像中國共産黨在1944年7月到1945年3月這八個月期間那樣對美國開放。大批美國人在他們的每一塊領土上都進行了旅行，進行了多種形式的合作,探索各個方面的情況，在延安和前線每天同共産黨領導人和一般工作人員親密友好地接觸并生活在一起。”
地道戰和自制武器
美軍觀察組出發去往延安的前一天，包瑞德接到了中緬印戰區司令部的一張任務指令，列舉了近20個需要觀察組考察的項目，其中大部分是關于了解中國共産黨的力量和搜集日軍情報等。
抵達延安後不久，包瑞德就向中共講明了觀察組的任務，延安方面很快以充分的支持和熱心的合作進行了回應。包瑞德和使團成員在延安到處考察，前往南泥灣觀看了三五九旅的戰術訓練方法，到綏德參觀了抗日軍政大學第二分校。為了更好地滿足這些美國人的情報需求，1944年9月開始，觀察組成員分成若幹小組，在八路軍戰士護送下前往晉察冀、晉綏、晉冀魯豫等根據地考察。
後來擔任美軍觀察組第三任團長的彼得金上校，考察的目的地是距離延安1000公裡的晉察冀邊區的阜平。10月6日，彼得金和雷•盧登等一行5人騎着騾子，在士兵的護送下從延安動身了。
路途遙遠，護送的人馬每走一段，就有另一隊人馬來接替。為了躲避日軍，彼得金一行白天休息，夜裡在偏僻的山間趕路。接待他們休息的是沿途的村民，盡管日軍就在距離村子不遠的地方，但村民們卻能頑強地生存下來。他們為彼得金一行提供熱水和粥，甚至把門闆卸下來，供美國人鋪上充氣床墊睡覺，有時還為這些美國人準備本地手工藝品作為禮物。
彼得金在政治上屬于右翼，即便在延安，他也從不掩飾自己反對共産主義的政治立場。但在前往阜平的途中，沿途百姓的照顧也讓他不得不承認共産黨得到人民擁護和支持的事實。
這些擁護共産黨的老百姓和民兵，還用他們充滿農民智慧的地道戰令美國人大吃一驚。彼得金和他的同事們第一次看到了中國人挖的防禦性窯洞和地道：一個入口藏在豬圈的泥巴下面，另一個藏在馬槽的假石頭下面，再一個藏在一個很低的土炕的假門下。地道裡面布滿了陷阱，是為了更容易擊中爬進地道的日軍。在地道兩邊牆上挖有一些小洞，裡面放着照明用的油燈，地道的照明朝向陷阱，但射手隐蔽在暗處。一個200戶的村子可以通過大概15個入口進入彎彎曲曲的地道。全村的人都能在20分鐘内消失，躲進地道。
前往冀中根據地的布魯克•多蘭上尉，還親曆了一次地道戰。1945年1月21日，多蘭住在河北任丘邊關皮裡村的一位大娘家，準備第二天去白洋澱考察。孰料，第二天淩晨4點多鐘，天還沒亮村外就響起亂槍，大隊鬼子騎兵突然發起了“掃蕩”。情況危急萬分，八路軍官兵連忙保護多蘭進入了村裡的地道，多蘭人高馬大，進入洞内還費了好大勁。更糟糕的是，他人進了地道，随身所帶的照相機、筆記本和地圖冊還落在外面。日軍發現後，斷定來過重要人物，就用刀指着還沒來得及躲進地道的房東大娘，威逼她交待，房東大娘甯死不說，最後被鬼子揮刀砍斷了手指。僵持了将近一天，多蘭和地道裡的官兵、百姓最終躲過了險情，劫後餘生的多蘭看到房東大娘躺在炕上，整個手血肉模糊，激動得連聲贊道：“偉大！偉大！”
另一位觀察組成員約翰•高林去了晉綏根據地。這位年輕的軍官曾多次為共産黨人示範現代爆破技術，展示名目繁多的新炸藥的威力，但他驚奇地發現，共産黨人竟然研制出了無法被探測器發現的地雷。高林在《延安精神——戰時中美友好篇章》一書中介紹：“他們把直徑2英尺的石頭從中間挖空，裝上小石塊和類似在爆竹中使用的黑炸藥，然後用紙張或稻草把這些石塊和火藥裝填一起，并裝上木制的發火器，隻要牽動一條在黑暗中埋藏的繩索，石雷就會發火爆。共産黨人經常在重要供應線的大車道上，挖開一段地面，放好這些地雷，然後再把地面複原……當我使用我的金屬探測器去測試這種地雷時，探測器竟毫無反應。”1944年美軍觀察組成員着中山裝在延安合影關于武器制造，彼得金一行也有新鮮的發現。到達阜平後，一行人參觀了共産黨的兵工廠、藥廠和醫護學校。彼得金發現，在平漢鐵路沿線，每三分之一英裡日軍就設一個碉堡，并派哨兵把守。就在這樣嚴密的監視和物資極其匮乏的情況下，共産黨人竟然能在距離日軍封鎖線僅25英裡的地方開設兵工廠，而且将平漢鐵路的鐵軌作為原料，用人力拉動的機床制造步槍和手槍。此外，兵工廠還生産專門為婦女兒童設計的小手榴彈，當地人叫“碎土豆機”。
這次長達4個月的考察，徹底轉變了彼得金的态度。他不僅急不可耐地将這些見聞寫成報告，還對晉察冀軍區政委程子華等人說：“我雖然不同意你們的主義，但你們所做的每一件事，我都非常同意，并且予以贊賞。”毛澤東與赫爾利乘坐美軍觀察組的吉普車日本工農學校
搜集日軍情報，是美軍觀察組的另一個重要任務。
最初，觀察組看到東京的報紙在出版10天後，延安就可以收到，不由感歎共産黨情報機關的工作效率。畢竟，即便不考慮戰時狀況，在通訊不發達的年代僅用10天就把最新出版的新聞從東京傳遞到千裡之外的延安，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後來，當觀察組發現延安的一個特殊的情報來源——日本戰俘時，更是大開眼界。因為美國人很少能抓到日本戰俘，重慶的日本戰俘也很少，這些美國人一直認為日本人被捕後通常會選擇自殺，而不是投降。
而在延安，包瑞德親眼見到的日本戰俘就有150人左右，這些戰俘的宿舍沒有被稱為“俘虜拘留營”或“監獄”，戰俘一詞也不怎麼被使用，這些日本人被稱為“日本人民解放聯盟盟員”或者“日本工農學校學生”。
第一次訪問日本工農學校時，包瑞德看到所有的戰俘都穿着八路軍的制服，大約10人一組圍坐在大廳裡的桌子旁，他們熱情地幫助觀察組做一切事情，還給他們提供了大量有價值的材料。日本工農學校的學員還為觀察組表演了《軍隊生活》《反戰進行曲》等節目，在有的節目中，這些學員甚至扮演抗日角色，把日本國旗踩在腳下。這令觀察組成員震驚，有的美國人甚至懷疑，這群日本人被洗了腦。但随着觀察組對日本戰俘的接觸越來越多，這些美國人不得不承認：八路軍證明了日軍戰俘是可以被教化的。
其實，早在1937年，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就發布過優待俘虜的命令，明确對俘虜不許殺，主動投誠的要保障安全，受傷的要友愛醫治，想返回日本的要贈送路費。
到1940年前後，優待俘虜的政策從釋放轉為教育改造。設在延安寶塔腳下的日本工農學校，就是一個讓日本戰俘集中學習改造的地方。在這裡，日本戰俘的待遇相當優厚，菜金比八路軍增加一倍，夥食盡量供給大米或白面等。工農學校的學員早晚餐兩三個菜，周六加菜，甚至還有白酒喝。每個學員每月有3元津貼，這些錢在當時的延安可以買6斤豬肉或6隻中等大小的雞。此外，他們并不像通常的戰俘那樣被看管，而是可以在極少的限制下自由休息、走動。
這種善待行為取得一些效果後，日本工農學校就對戰俘進行宣傳教育，告訴他們中國共産黨對日本人民并不仇視，戰俘是日本軍國主義的受害者，他們作為受害者，應該反對的是非正義的戰争。被俘的日本士兵大部分隻受過非常少的教育，而且軍階很低，久而久之，有人的思想就發生了變化，而一旦有人被教化成功，在這些人的帶動下，新戰俘的改造就會變得更容易。包瑞德還被告知，學校裡曾混進過間諜，但待了一段時間後就被潛移默化地教化成功，主動坦白身份，改變了立場。
美軍觀察組中能說日語的約翰•埃默森，與這些日本戰俘打交道最多。他曾對這些“學生”進行民意調查，結果發現“學生”們都對日本侵華和日本對美作戰進行了譴責，他們相信日本将要戰敗，大部分人都希望，日本戰敗而不是戰勝的時候，他們可以回到日本。在1944年11月的報告中，埃默森提到：這些日本戰俘可以被有效地用來在前線進行宣傳，他們中大約300人在1944年參加了延安和其他共産黨武裝控制地區前哨陣地的宣傳活動。
埃默森所說的日本戰俘參加的“前哨陣地的宣傳活動”，約翰•高林有過親身經曆，而且還用攝影機記錄了珍貴的動态畫面。這場炸毀日軍碉堡的戰鬥發生在晉綏邊區的三交村，高林在他的回憶錄中這樣記叙：“日本人民解放聯盟成員也随我們一起參加襲擊……在對碉堡進行襲擊前的幾個夜晚，或對碉堡經過長時間的圍困，碉堡内的敵軍士氣已經低落時，日本人民解放聯盟的成員就通過擴音喇叭向碉堡内的士兵進行喊話，告訴他們……頑固抵抗等于死路一條，假如他們自動投降，就能得到優待，并活着回家同親人團聚。由于喊話由日本人來進行，他們的口音又準确無誤，因而具有很大的說服力。”
随後，八路軍通過挖坑道把炸藥放置在碉堡底層正中，進行爆破，碉堡一下子就着了火并且部分倒塌。這時，“日本人民解放聯盟的成員就舉出用日文書寫的牌子，告訴碉堡裡的日本人說：‘隻要你們出來投降，我們就不傷害你們。’”過了一會兒，碉堡裡的日本人就走了出來，民兵爬到碉堡頂部去歡呼勝利，然後把碉堡一塊磚一塊磚地徹底拆毀。布魯克·多蘭上尉在冀中根據地日本戰俘被成功改造甚至參與戰鬥的奇迹經觀察組成員傳到美國後，戰略情報局的工作人員異常驚喜，他們甚至制訂了一個對日情報戰的計劃，準備将這些日本戰俘培訓成間諜，送到中國東北、朝鮮和日本本土。隻不過二戰的勝利比預想的更快來臨，這個計劃最終并沒有實施。
觀察組的最後日子
1944年下半年，作為美軍觀察組成立的重要推動者和支持者的史迪威将軍，與蔣介石之間再次發生矛盾。早就對史迪威不滿的蔣介石向羅斯福請求，派一位有影響力的人來中國，該人要享有總統的充分信任，以便他能夠與其在所有的政治和軍事問題上合作。
蔣介石不止一次想把史迪威攆出中國，這一次的請求，無非也是希望繞過史迪威與美國打交道。考慮到國内外的種種壓力，1944年8月18日，羅斯福任命赫爾利擔任他的私人代表前往中國，以促成蔣介石與史迪威之間的和諧關系。61歲的赫爾利少将是律師出身。上世紀30年代，辛克萊石油公司被墨西哥政府沒收資産，赫爾利曾在與墨西哥政府的談判中，為辛克萊石油公司争取到有利的結果，因此，他自認為具備高超的談判能力。
然而，這位美國總統特使來到中國後，史迪威和蔣介石的關系卻進一步激化。1944年10月，史迪威被召回美國。不久，赫爾利接替高斯，成為新一任美國駐華大使。新官上任的赫爾利自信滿滿地攬下了調停國共矛盾的重任，但實際上，他對國民黨與共産黨的政治主張和矛盾不甚了解，甚至以為雙方的關系就像美國的民主黨和共和黨一樣。
11月7日，赫爾利飛往延安與毛澤東會面。經過與毛澤東的兩天會談，赫爾利滿口答應了以成立聯合政府為中心内容的五條協議，并主動提議他和毛澤東都先在協議上簽字，給蔣介石留下簽字的空間。
随後，赫爾利帶着五條協議飛回重慶，他滿心以為這次調停已經成功了一半，甚至還對戴維斯說：“如果統一談判破裂，過錯不在共産黨，而在蔣介石。”然而，迎接赫爾利的卻是蔣介石的堅決反對，蔣介石根本無視這五條協議，反而另外提出了旨在迫使中共交出軍隊的“三條反建議”。此時，赫爾利一改原先的态度，馬上又無條件支持蔣介石的“三條反建議”。
赫爾利的出爾反爾令延安方面極其不滿，已經在延安與共産黨親密接觸幾個月的美軍觀察組也陷入了尴尬的境地。赫爾利希望包瑞德團長能夠說服毛澤東贊同“三條反建議”，包瑞德很清楚，這是沒有希望的，但他還是盡力與毛澤東進行了一次會談。談話結束前，毛澤東告訴包瑞德，也許在某些時候，中共應該把赫爾利親筆簽名的五條協議公布給中外的報紙。
這讓赫爾利惱羞成怒，包瑞德回憶赫爾利當時的态度，在回憶錄中說“我有一陣子真擔心他會氣得血管爆裂”。赫爾利擔心自己公開出醜，更害怕羅斯福總統追究他調停失敗的責任，因為在此之前，他一直向羅斯福暗示，調停已經成功在望。
赫爾利決定完全站在蔣介石一邊。由于美軍觀察組的報告中不時出現肯定共産黨的判斷，觀察組——尤其是其中贊賞中共的成員——也成了赫爾利的眼中釘。
1944年12月，包瑞德被免去觀察組團長職務。1945年1月，赫爾利将戴維斯攆出中國，并下令從此以後隻有對國民黨有利的報告才可以轉送美國。1945年3月30日，身在延安的謝偉思突然接到馬上回國的命令。不久，謝偉思在美國被聯邦調查局逮捕，陷入了“赤色分子”的無端指責中，幾個月後，國務院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免去了謝偉思的職務。
沒有了史迪威的支持，包瑞德、戴維斯、謝偉思等核心人物又相繼離開，美軍觀察組的行動失去了活力。不久，赫爾利又在華盛頓舉行記者招待會，公開宣布隻承認國民政府，并在經濟上、軍事上、政治上支持它而不支持共産黨。
美軍觀察組與中共的友好合作再也難以為繼，留在延安的美國人越來越少，僅有的觀察組成員隻能以打野雞消磨時間。打野雞，原本是觀察組成員在延安時非常喜愛的一種消遣，朱德經常和觀察組成員一起去打野雞，雙方其樂融融。但此時，打野雞完全變成了令人沮喪的無奈舉動。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在無線電廣播中宣布無條件投降。消息從延安的電台中傳出，延河兩岸人聲鼎沸，鞭炮齊鳴，許多人擎着火把跑來跑去。美軍觀察組的院子裡燈火通明，使團成員們向空中開槍，子彈劃破夜空，傳遞着反法西斯戰争勝利的消息。
勝利的喜悅同時意味着，觀察組變得更加可有可無。1945年11月至1946年4月任觀察組團長的楊照輝，有一段時間甚至變成了留在延安的唯一美國人。他每天無所事事，隻能在農場中飼養小雞打發時間，甚至讓妻子寄來成套的飛機模型，慢慢組裝起來逗附近的孩子們玩。
1947年3月8日，所有的外國記者和醫生都離開了延安。兩天後，國民黨軍隊襲擊陝甘甯邊區，朱德宣布這一地區處于緊急狀态。他通知美國人，延安機場預計很快就會被毀掉，建議美方人員早些起飛。11日上午8點，迪克西使團最後幾名成員全部飛往南京。
曆時963天的美軍觀察組“延安之行”徹底結束，二戰期間美國與中國共産黨的直接接觸也由此結束。
僅僅兩年多之後，從延安走出來的中國共産黨人，推翻了蔣介石政權，在古老的東方建立起一個嶄新的中國。
許多年後的1971年，當年美軍觀察組的靈魂人物謝偉思完成了《美國對華政策（1944-1945）和美中關系史上的若幹問題》一書，書中他仍然堅持自己的觀點：“如果美國能在1945年抛棄它對中國的某些幻想，真正理解在那個國家到底發生着什麼事情，并根據美國自己的利益采取一項現實主義的政策，中國内戰可能就不會發生，後來的朝鮮戰争和越南戰争可能根本不會發生，台灣問題可能根本不會存在，美國也不會丢失中國。”
曆史不能假設，但曆史已經向世人證明，當年美軍觀察組眼中“與重慶另一世界”的延安，的确是中國的希望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