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有關中國将建政治副中心的話題被炒得火熱。所謂“政治副中心”，即古代的“陪都”。陪都的地位僅次于首都，古代如何選擇陪都的？這裡選幾個典型朝代，來嘗試解析一下。
東西控制型“兩京制”——兩漢時期長安與洛陽的角色互轉
漢朝是劉姓王朝，有劉邦（高祖）建立的前漢和劉秀（光武帝）建立的後漢之分，後世史學家習慣将前漢稱為“西漢”、後漢稱為“東漢”，此叫法即因各自都城方位不同而來。
公元前206年，劉邦受封“漢中王”。在“楚漢相争”中，劉邦打敗了項羽，于公元前202年定鼎天下。當年2月28日，劉邦在山東定陶汜水之陽舉行登基大典，定國号為“漢”。初都洛陽，群臣擁護，認為“其固足可恃也”。
但不久，劉邦改變了想法，将洛陽設為陪都，而定長安城為首都。原來，謀臣張良的分析起了決定作用。《漢書•張良傳》記載，張良認為洛陽“其中小，不過數百裡，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長安則“金城千裡，天府之國”。
到了建武元年（公元25年），洛陽終于迎來轉機，由“著名陪都”轉正為東漢的“著名首都”。這年冬十月，劉秀與王莽的更始政權決裂，在鄗（今河北高邑）登基稱帝，為表明自己的劉姓正統和漢家重興，仍以“漢”為國号，此即東漢。劉秀确定洛陽為首都（東都）後，設長安為陪都，稱為“西都”。
解析：兩漢都城，是古代中國都城制度中“兩京制”的代表，進一步說是東西控制型“兩京制”的代表。所謂“兩京制”，就是設一首都一陪都，是古代中國前期都城制度的主體，其始于上古三代時的周朝，周前期以鎬京（今陝西西安西南）為首都，另建陪都洛邑（今河南洛陽）。
劉邦設首都于長安，而立陪都洛陽，劉秀反其道而行之，長安、洛陽角色互轉，這實際上是上古周朝實施的中國都城東進戰略的繼續。劉邦之所以選擇長安作為都城把洛陽作為陪都，是因為當時秦朝的舊勢力并未從根本上消失，都城設于秦朝舊都附近有利于穩定國勢，傳統的堪輿術上叫作“壓王氣，鎮龍脈”；劉秀選擇都洛陽而陪長安，是因為長安乃劉姓漢朝開基肇始之都，不忘舊都即不忘根本，這在講究正統的古代是相當重要的。還有一個重要因素，關中的物産資源已不能夠支撐首都長安的消費需求。
“兩京制”向“五京制”的轉變——唐肅宗設洛陽太原鳳翔成都四個陪都
唐朝（公元618-907年）誕生于武德元年（隋義甯二年，公元618年）農曆五月，李淵（高祖）接受隋恭帝楊侑禅讓稱帝，定都長安。
長安是當時世界上著名的首都，但其功能和名稱屢有更改。《新唐書•地理志》記載，長安“初曰京師，天寶元年曰西京，至德二年曰中京，上元二年複稱京師，肅宗元年曰上都。”
作為一國之都，長安為何名稱有這麼多的變化？這與唐朝在不同時期陪都的增減變化有直接的關系。李淵建唐後，初仿隋東都制，仍視洛陽為陪都，後于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廢東都。
洛陽的地理和戰略位置十分重要，李世民（太宗）繼位後，重新提升洛陽的政治地位，下令重修洛陽宮。到顯慶二年（公元657年），李治（高宗）恢複隋制，重設洛陽為東都，正式賦予洛陽以國家政治副中心的陪都地位。
武則天（高宗皇後，大周皇帝）代唐自立後，洛陽的政治地位又一次被提升，光宅元年（公元684年），武則天易名為“神都”。天授元年（公元690年），武則天正式稱帝後改“唐”為“周”，幹脆定洛陽為首都，長安反成了陪都；同時，再設武姓故裡并州（今山西太原）為“北都”。
李隆基（玄宗）當皇帝時，改東都為東京，此時的長安相應稱為西京。李亨（肅宗）當皇帝時，于至德二年（公元757年）設4個陪都，即東京洛陽、北京太原、西京鳳翔、南京成都，此時的首都長安改稱“中京”，唐朝形成了“五京制”的格局。
解析：在東漢以後，擡高帝王出身地（帝鄉）和發迹處（龍興之地）成為一種光榮的例行選擇，于是在兩京之外便多出了“一京”。唐朝集“兩京制”和“多京制”于一身，是中國古代都城東西控制型“兩京制”的成熟兼轉型期。都城的安排和變化軌迹相當明顯，由前期的“兩京制”轉向後期的“多京制”。這種轉身是時局變化和加強統治的需要，說明東西控制型“兩京制”已不再适合公元八世紀的中國。
唐朝以後，東西控制型“兩京制”基本結束了使命，環抱護衛型“多京制”開始流行起來。
環抱護衛型“多京制”——北宋設“四京”遼實行“五京”制
北宋的首都為汴州開封府，即今河南開封市，時稱“東京”。宋初仍實行隋唐的“兩京制”。趙匡胤（太祖）即帝位後，設陪都西京，與東京相對應。需要注意的是，北宋的西京并不是唐時的長安城，而是距宋祖陵所在鞏義較近的唐東京洛陽。
此後，北宋又設立了南京應天府和北京大名府兩個陪都。應天府和大名府，一南一北，故稱“南京”、“北京”。這樣，北宋都城實為“四京制”。
北宋時，南京的政治地位很高是緣于宋太祖趙匡胤在後周恭帝時領宋州歸德軍（今河南商丘境内）節度使，在境内的陳橋鎮策動兵變，奪取帝位，史稱“陳橋兵變”。趙恒（真宗）當皇帝時“思顯先烈”，于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升歸德軍為應天府，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升應天府為南京，成為陪都。
與宋一樣，中國北方的遼、金也實行了“多京制”。以契丹人建立的遼國為例，前期以上京臨潢府（今内蒙巴林左旗境内）為首都。先設遼陽（今遼甯遼陽）為南京，後改為東京，重設幽州（今北京西南）為南京，稱燕京；再設雲州（今山西大同）為西京，又以大定府（今内蒙甯城西南）為中京，形成了各有分工，功能齊全的“五京制”模式。
解析：宋、遼、金時期，“多京制”開始大流行。多京制又叫“多都制”，在“兩京制”出現的東周時期已出現。在封建時代，有兩大時期流行多京制，即魏晉南北朝時期和唐末到宋元時期。第一時期以曹魏為代表，有首都洛陽和長安、谯、許昌、邺城四個陪都。
無論是宋、遼、金、元時期還是明清時期流行的南北平衡型“兩京制”孕育時期，如金國和元朝都行多京制，但發揮作用的還是“兩京”，如金的上京與中都，元的上都與大都，都是一北一南。
這一時期在都城史上的最大貢獻，是當今首都北京的政治功能和地位被發掘了出來，此後以北京為首都的南北平衡型“兩京制”成為主流。
南北平衡型“兩京制”——明設南京為陪都清設“盛京”為陪都
公元十四世紀下半葉，中國進入了短暫的混戰期，元末農民起義接連爆發。元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今南京即帝位，易名“應天府”并定都于此。
朱元璋（太祖）十分看重都城建設。早在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八月即設開封為陪都（行在），稱為“北京”，一度欲遷都于此。後來，又派太子朱标前去漢唐都城所在的關中勘察。朱标回到京師後“獻陝西地圖”，後因朱标早逝，建都關中的設想作罷。
朱标長子朱允炆（建文帝）當了皇帝後，燕王朱棣（成祖）發動“奉天靖難”。朱棣當皇帝當年（1403年）正月，即設北平為陪都，改稱“北京”，改京師為“南京”。
永樂四年（公元1406年），朱棣下诏遷都北京，遂開始全面營建北京城。永樂十九年（公元1421）年正月正式遷都北京，設南京為陪都，形成了南北“兩京制”。
明朝雖然還有中都臨濠，但那是到明亡都未建成的一座廢都。最搞笑的是，中都後來變身“皇家監獄”，凡皇族有罪之人均發配于此“勞改”。所以明朝是名副其實的南北平衡型“兩京制”。
此後代明而立的清朝也以北京為首都，實行南北“兩京制”。不同的是，清朝陪都在東北，即被稱為留都的“盛京”（今遼甯沈陽）。
解析：明清時期，是中國古代都城南北平衡型“兩京制”流行時期，之所以稱之為“平衡型”，是這種一北一南的雙都模式中的陪都，已不再有東西控制型雙都模式中的同等地位，陪都的政治分擔功能弱化，政治象征意義突出。如朱棣稱帝後的南京，雖然有完整的機構，但實際上已流于形式。
十四世紀以後，乃至更早點的宋元以後，東部沿海發展加速，海外因素影響加大。中國不穩定因素和護疆壓力，由過去主要來自西北、北方，變成來自北方和東南方。明清兩朝皇帝都繼承了過去“天子戍邊”和“都城鎮國”之傳統，都城實行南北“兩京制”顯然是一種明智之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