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威警備區司令員劉佐1979年重訪石橋戰鬥遺址在山東抗日根據地的戰事——1945年3月至5月間，日軍五十三旅團少将旅團長吉川資被八路軍擊斃。抗戰時期，在山東戰場上被八路軍擊斃的日将級軍官有兩個：一個是于1939年在聊城被擊中，不久後死于濟南的中将沼田德重；另一個就是吉川資。但薩蘇在書中表示：“奇怪的是八路軍戰史中卻未見記載。”
薩蘇的史料來自兩個方面：時為日五十九師團(其下轄五十三旅團)師團長藤田茂的戰後回憶錄，以及藤田茂回憶錄出版後日本報紙的有關報道。與此同時，近年出版的有些書籍和相關報道中，則對日斃命者的描述說法不一，有的說被擊中的是日軍五十三旅團旅團長田坂八十八，也有的說吉川資是日五十四旅團旅團長。
而查《大衆日報》，1945年5月29日的一版有報道《魯中我軍反“掃蕩”勝利結束打死敵寇旅團長一名》，文中說被打死的旅團長姓名和番号尚未查清。之後又陸續報道“擊斃敵五四旅團長田闆(田坂八十八)……”“斃傷日軍約七千名，(其中有敵五十九師團五十三旅團旅團長一名，系于五月七日魯中之石橋戰鬥中被擊斃)……”
為何會出現這種情況呢？
《大衆日報》首先報道日旅團長被擊斃
1991年出版的《八路軍回憶史料》第三卷，收錄了署名為黎玉、林浩、景曉村、李耀文的文章《橫掃日僞軍的最後一戰——憶山東戰場的大反攻》。文中說：“據此，山東軍區決定推遲執行五、六、七3個月作戰計劃，迅速将主力隐蔽集結于主要交通要道兩側……經與敵20餘天的周旋和奮戰，殲日僞軍5000餘人，日軍第五十三旅團少将旅團長吉川資被擊傷，後斃命。”作者之一的李耀文時任魯中軍區第四軍分區副政委，此文寫于1990年4月。
石橋伏擊戰中被擊斃的正是日五十三旅團旅團長吉川資。
其實，石橋伏擊戰在山東抗戰史上赫赫有名，發生于1945年5月7日的沂源石橋，八路軍作戰部隊系山東軍區魯中軍區二團三營，營長劉佐。日軍系由吉川資所率步兵第五十三旅團一部。
那為什麼此時乃至之後出版的多種書籍中，卻對斃命者的身份說法不一呢？讓我們來看看《大衆日報》1945年這段時間的報道。
大衆日報對此戰的初次報道見報于1945年5月29日，标題是《魯中我軍反“掃蕩”勝利結束打死敵寇旅團長一名》：“竄入我魯中腹地掃蕩敵僞，在我内外線軍民夾擊下，已于本月十七日分頭由岸堤、沂汶向東、西兩個方向撤退，……當千餘敵人在××旅團長(番号尚未查清)率領下沿沂博公路南犯時，于石橋一帶遭我主力伏擊。我軍向敵指揮部隊猛撲，将敵沖散，我戰士随即進入緊張之追擊戰，和敵展開白刃刺殺戰鬥，當場将敵旅團長擊斃，此外尚擊斃敵小錢大隊長，佐滕、成山田兩個中隊長及四個小隊長。敵兵死傷共一百餘，僞軍死傷亦達百餘，繳獲長槍三十餘支，短槍五支，戰馬四十一匹，及其他軍用品甚多。此乃我魯中部隊優秀的反掃蕩戰鬥之一。”當時對所犯來敵的部隊番号尚不明确，敵旅團長被擊斃的具體時間也未說明，但可以确定的是擊斃了一名旅團長級别的軍官。
幾天以後的6月3日，《大衆日報》再以《山東軍區司令部公布反擊敵寇五月掃蕩的經過及戰果》的标題，報道這一重大戰果：“此次反‘掃蕩’戰役基本上已接近結束階段。就手下接到各區之反‘掃蕩’作戰經過與初步戰果，綜合公布如下：……當獲得敵人在淄、博、泰、新、萊及臨朐等地集結兵力之情報後，即判明敵人‘掃蕩’企圖，迅速進入備戰，調整各種軍事力量，實行緊急反‘掃蕩’動員，以嚴陣以待之姿勢準備打擊進犯之敵。由博萊一帶出動之敵兩千五百餘，五月一日合擊南麻悅莊，我首避其鋒芒，采用分散遊擊戰，麻雀戰擾襲爆炸之，以消耗疲憊敵人。而主力一部在有利地形布置伏擊，準備殲滅其南犯之一股。該敵于七日晨，由敵某旅團長率領沿沂博路南下至石橋附近入我圈套，遭我猛烈突然襲擊，我選擇敵人指揮部發起果敢沖擊，敵狼狽退卻，我複猛追，常發生激烈的白刃撲搏，約半小時我連克四個山頭，當場将敵某旅團長擊斃(以後在朱位得敵日記‘七日石橋遭遇旅團長戰死’雲雲，同時俘獲之僞軍亦有此口供，但姓名尚待查)及斃小錢大隊長一，佐滕、成山田中隊長二，小隊長四，以下五十餘，傷敵四十餘，斃傷僞軍六十餘，俘僞六十餘繳獲長短槍卅餘支，戰馬四十一匹，其他物品甚多……”請注意括号内的文字，朱位位于沂源石橋以南四十餘公裡。這次報道較為詳細地報道了戰鬥經過，時間、地點、運動路線均予以說明。關于被擊斃者的身份，從繳獲的日軍日記和被俘的僞軍口供中，更是得到了進一步确證，“但姓名尚待查”。
又一個月後，7月7日《大衆日報》的報道《八路軍山東軍區司令部公布抗戰第八周年光輝戰績》中明确提出：“擊斃敵五四旅團長田闆(田坂八十八)，大隊長小錢、滕田、大佐田宏，中隊長左(佐)滕、成山田、松本、裡見、村社、高清一，顧問長澤健治，高橋以下三七二○名……”現在我們知道，當時所報的敵之番号、姓名并不準确。
7月27日，時任山東軍區參謀處處長的李作鵬，在《大衆日報》發表署名長文《抗戰第八周年山東我軍對敵攻勢作戰概況》，對這一錯誤進行糾正：“綜合全省一年來主要戰績如下……斃傷日軍約七千名，(其中有敵五十九師團五十三旅團旅團長一名，系于五月七日魯中之石橋戰鬥中被擊斃)……下列部隊番号在我痛擊下，全部或大部或一部已失去戰鬥能力：計日軍方面，五十九師團五十三旅團長戰死；草野大隊大部被殲所餘無幾……”然敵旅團長名字仍然阙如。
這是為什麼呢？現在我們知道，一方面戰時情況複雜，情報不夠及時，語言也不通；另一方面，與日軍那段時間布防調動頻繁有關。
1945年3月，根據日軍大本營拟定的上半年戰争指導方針，侵華日軍在山東組建以細川忠康為司令官的四十三軍。其主力系第五十九師團，藤田茂為新任師團長。該師團下轄步兵五十三旅團和五十四旅團，吉川資新任五十三旅團旅團長，他的前任正是田坂八十八。
此軍為新組建，使原有的作戰序列發生變動。為了防備美軍由山東沿海登陸，日第五十九師團根據大本營的命令于4月6日從泰安移駐濟南。吉川資率步兵第五十三旅團也進駐濟南市區，于4月10日納入第四十三軍戰鬥序列。
吉川資于1945年初才再度調入侵華日軍，此前他從中國戰場返國已有兩年之久。納入第四十三軍作戰序列後十幾天，他即率部參與“秀嶺一号作戰”，向沂源開拔。顯然，日軍數天之内的人事變動，未能被我情報部門及時掌握。1939年就入華參戰的吉川資此前從未到過山東，此時剛剛調到山東戰場三個月，“秀嶺一号作戰”是他任職後指揮的第一場戰鬥，沒成想就一命嗚呼了。細川忠康、藤田茂、吉川資、田坂八十八這些日軍将領，在中國皆血債累累，罪惡昭彰。沒有及時弄清日軍内部的調動情況，使得後來很多回憶文章中采用了“田闆(應為田坂)”這個名字，有些引用者也就此以訛傳訛。
劉佐的兒子劉軍告訴記者，1979年，時任海軍北海艦隊旅順基地司令員的劉佐，接到沂源縣委的來信，請求他以石橋伏擊戰的指揮者與參與者的身份，撰寫有關石橋之戰的回憶錄，他撰寫了名為《石橋之戰》的回憶文章。文章中，劉佐采用的就是最初的說法，三營伏擊的是日五十四旅團，擊中的是日五十四旅團旅團長田坂八十八(時日五十四旅團旅團長是長島勤)。直到2007年劉佐去世，他都不知道，他們擊斃的其實是日五十三旅團長吉川資。
石橋伏擊戰我軍等待敵人進入伏擊圈
石橋伏擊戰
如今在沂源縣烈士陵園展室裡，展出着一張陳舊的黑白照片，裡邊幾個開槍射擊的士兵身影不很清晰，但正是這張照片見證着沂源抗日軍民對日軍的最後一戰——石橋伏擊戰。
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勝利召開。毛澤東主席在開幕詞中說：“……我們這次大會是關系全中國四億五千萬人民命運的一次大會……現在柏林已經聽到紅軍炮聲，大概不久就會打下來。在東方，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戰争也接近着勝利的時節。我們的大會是處在反法西斯戰争最後的前夜。”這次大會制定了放手發動群衆，壯大人民力量，在我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的路線。
乘七大的東風，山東軍區在膠東全殲僞軍趙保原部、泗水戰役全殲“和平救國軍”暫編第十軍和攻克蒙陰城等一系列勝利的基礎上，編制了五六七3個月的作戰計劃，以發起強大的夏季攻勢，在山東戰場上拉開抗日戰争大反攻的序幕。
然而，4月底日軍匆忙發動了代号為“秀嶺一号作戰”的“掃蕩”，總兵力達到十萬，其中以精銳主力三萬，向我濱海魯中為重點的根據地進犯，揚言要徹底摧垮我根據地，恢複1942年的态勢。這次日軍的兵力超過了1942年，是那時的兩倍。日軍增兵山東與世界形勢有關，蘇軍已經攻占柏林，希特勒自殺，德國的失敗必定引起日本的恐慌，這次增兵山東便是為了對付預想的盟軍登陸。
情報傳到山東軍區，司令員羅榮桓決定暫停夏季攻勢迅速轉入反“掃蕩”。魯中軍區二團奉魯中軍區
司令員王建安的命令，從夏季攻勢集結地沂水諸葛、東裡店一帶，日夜兼程立即返回魯山根據地。
5月5日，新官上任的吉川資一反常态，改變了日軍夜伏晝行的行軍規律，親率日軍一個400餘人的大隊和600餘人的僞軍，也是日夜兼程沿博(山)沂(水)路向沂源進犯。沿途不襲村莊，不擾居民，人不下馬，馬不嘶叫，行動詭秘，妄圖出其不意襲擊我軍。
6日，魯中軍區二團命三營趁夜亦沿博沂路向石橋方向西進，任務是掩護主力向大安頂山一帶轉移，機會有利時，則不失時機“抓敵一把”。
到7日淩晨二時許，西進的三營偵察班在石橋西邊與一支隊伍迎面相遇，但雙方均保持沉默，我方沒有詢問口令，對方也默默前行。天黑得伸手不見五指，機智的我偵察兵在兩隊擦肩而過時，順手從對方一人頭上抓過來一頂帽子，但對方竟然一聲不吭。兩隊就這樣相安無事地疾走過去了。
其實，偵察兵抓過帽子一摸帽徽就明白了，對方是僞軍!他立刻向營長劉佐報告，劉佐判斷這是敵人的先頭部隊。他命令部隊向大安頂山移動，迅速擺脫敵人，同時派偵察班長曹科志等人進一步查明敵情。
借着手電筒微弱的光亮，劉佐與營教導員、連隊幹部等七八位同志在大安頂山麓開了個敵情分析會。大家正在分析着各種可能情況時，曹科志和偵察員擰着一個敵便衣探子回來了。一審得知，敵并未發現我方行動，仍繼續向石橋方向移動。劉佐查看地圖後判定，我部在石橋設伏最為有利，正好趁敵不意，攻其不備，不可坐失戰機。這個計劃得到了與會同志的贊同。劉佐立刻布置任務，各連迅速進入戰鬥崗位，按計劃展開。早上五時許，各連部署就緒，在晨光熹微中靜候敵人進入伏擊圈。
清風徐徐中，傳來“得得”的馬蹄聲。先進入視線的是敵先頭部隊，很快後邊塵土飛揚中，幾十匹乘騎飛馳進入石橋西北的寬闊河灘。擁有多年作戰經驗的劉佐一望而知，這些騎馬的人定是敵指揮人員。“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劉佐抓住時機一聲令下：“打!”由十幾名特等射手組成的突擊班為先導，全營兩挺重機槍、三挺輕機槍和數百支步槍頃刻之間，一齊射出長長的火舌，子彈怒吼着掃向敵騎兵。此時，大泉區區中隊奉命也趕來參戰，民兵們高喊聲此起彼伏：“鬼子跑不了啦!打啊!”
敵人一時之間失去了招架之力，團團亂轉。不少騎在馬上的人中槍滾落馬下，受驚的戰馬橫沖直撞，又撞傷踩踏不少人。河灘上硝煙彌漫，人仰馬翻。
但經過短暫的混亂後，訓練有素的敵人重新集結，日軍置僞軍于不顧拼命搶占石橋村，由進攻轉為防禦。經偵察，二團首長判斷，敵立足未穩，應予以攻殲。二團主力經過重新分配，由一營、二營主攻，三營轉為預備隊，擔任警戒。
黃昏時分，二營攻入石橋村，與敵短兵相接，展開白刃戰。三營則收拾伏擊戰中那些潰散的敵軍，周圍百姓紛紛趕來幫忙。日軍殘部突出合圍，逃到公路以西一個小高地和薛家官莊，固守待援。到8日，日援軍趕到，而我戰鬥目的已經達到，二團撤出戰鬥。
此戰殲滅日軍二百餘人，僞軍四百餘人，繳獲良多。戰後，魯中軍區二團受到山東軍區的通令嘉獎。
劉佐的兒子劉軍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石橋之戰的特點在于不是單純的伏擊戰，而是根據戰場瞬息萬變的情況，審時度勢，不斷調整戰法，可分成預知情況下的遭遇戰、伏擊戰和村落的攻堅戰三個階段。
劉軍說，日軍開始掃蕩并向沂源開拔，八路軍得到了情報，并迅速對部署作了調整，這就是預知。在急行軍途中與敵遭遇，得到了準确的情報，這是遭遇的收獲。為了确證這一情報，劉佐又派出偵察員“擰”回一個俘虜，弄清了敵軍在遭遇中并未發現我方行動。據此，劉佐與三營其他指揮員分析判斷，可根據有利地形來一場伏擊戰。伏擊戰取得了意料中的戰果。敵人依據優勢的裝備和良好的戰鬥素質，攻下村莊據險而守。二團主力又開展了村落攻堅戰，直至結束戰鬥。
日軍這次“掃蕩”僅僅持續了20多天，就倉皇結束了。從整個抗日戰争史來看，日軍這次以敗退結束的“掃蕩”，也是敵後戰場最後一次大規模的“掃蕩”。
随即，在山東軍區的統一指揮下，各軍區相互配合，按照五六七三個月作戰計劃的部署，相繼發起了強大的夏季作戰攻勢，抗日戰争大反攻的序幕拉開了。
作惡累累的戰争罪犯
不論是細川忠康、藤田茂，還是吉川資、田坂八十八，都是作惡累累的戰争罪犯。
藤田茂正是執行慘無人道的燒光殺光搶光“三光”政策的首惡之一。2014年8月，山東省檔案館正式對外公布日本戰犯、日本陸軍五十九師團長藤田茂在山東所犯下的罪行。根據山東省檔案館公布的藤田茂罪行摘要顯示，1945年5月，他指揮掃蕩山東沂源，在文坦、青龍、大泉、曆山等地區，殺死群衆4272人，十餘戶群衆被殺根絕，被打傷者1087人。同月“作戰期間，使令防疫給水班使用霍亂菌，實施了細菌戰”。“1945年6月，在濟南虐殺俘虜”，“把使用于陣地構築的濟南俘虜收容所600名以上的俘虜，在6月15日以後使用于教育刺殺了”。其中，1945年5月，在沂水西北28公裡的石橋“殺害很多中國人民”，“放火，全部燒毀石橋村”，是藤田茂對石橋伏擊戰落敗的瘋狂報複。
侵華日軍曾在1943年發動慘無人道的魯西細菌戰，緻使1500公裡土地成為“無人區”。戰後日軍戰俘林茂美交代，“昭和十八秋魯西作戰”由華北方面軍司令岡村甯次和日軍細菌戰最高權威石井四郎親自指揮。實施作戰的正是日五十九師團，由時任師團長細川忠康具體部署。時任五十三旅團長的田坂八十八執行的是，在館陶和臨清之間的尖冢鎮附近，掘開河水正在暴漲的衛河大堤，緻七縣受災，兩萬多人被淹死，100多萬人流離失所，淪為難民。霍亂細菌被投放在河水中，随着決堤，水流到哪裡，哪裡就會迅速感染霍亂細菌。據日軍戰俘交代，通過陸地撒播和決衛河大堤，霍亂菌在魯西北十八縣及冀南大名、曲周、永年、雞澤、威縣、清河等縣猛烈蔓延開來。1943年“霍亂作戰”是五次侵華細菌戰中規模最大、造成死亡人數最多的一次細菌戰。
1945年3月調離山東戰場的田坂八十八，抗日戰争勝利後于台灣被俘，并在台灣受審。因解放戰争開始，取證困難，田坂得以逃脫制裁，被遣返回國，一直活到了1981年，于90歲時去世。
同樣逃脫制裁的還有細川忠康。1945年12月27日，以日軍簽降代表身份參加了在濟南舉行的日軍投降儀式後，細川忠康即被關押，後被集中關押在上海江灣高境廟。随着國内戰場形勢的變化，設于上海的第一綏靖區審判戰犯軍事法庭，竟對松井太久郎中将、細川忠康中将等重要戰犯嫌疑犯不予起訴，無罪釋放後遣返回國。國民政府對日本戰犯的姑息養奸，在全國引起了軒然大波。
戰争結束時，藤田茂與時任五十四旅團長長島勤在朝鮮鹹興被俘，并于1956年6月經我國最高人民法院沈陽特别軍事法庭審判，均被判處有期徒刑。
吉川資1939年來華參戰。在1939年9月的第一次長沙會戰中，擔任日軍第三十三師團兵器部長。次年，吉川資大佐接替了因判斷失誤而斃命的神崎哲次郎，任第三十九師團步兵第二三三聯隊長，直接參與宜昌戰役，曾兩度攻入宜昌。他還是第二次長沙會戰的直接參與者。“戰績”不錯的吉川資在1943年3月奉命返回日本，任常駐九州大學特務機關長。1945年再度調入侵華日軍的吉川資，無論如何也想不到，其指揮的第一戰就被“斬”于馬下。
吉川資是抗戰期間日軍在中國戰場上作戰死亡的最後一名将官，八路軍山東軍區以這場勝利的伏擊，為在侵華戰争中喪命的一長串日本将官名單，最後劃上了一個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