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信腐敗”在韓國司空見慣
韓國總統素有被家人、親信“拉下水”的“傳統”。大韓民國首任總統李承晚任期内的任人唯親、貪污腐敗，自不必多言；通過政變上台的樸正熙尤其器重與他同樣出身軍隊的部下或同鄉，導緻這些“近衛隊”飛揚跋扈、貪腐橫行。在接下來的民主轉型時期擔任總統的全鬥煥和盧泰愚，本身就是前總統樸正熙的親信，二人還是陸軍軍官學校的同學，也都因結黨營私、貪污腐敗而獲罪。
正式進入民選政府時期後，韓國的親信幹政和“身邊人”腐敗絲毫沒有好轉，無論是聲稱自己“不差錢”的“保守派”，還是标榜自己“道德高尚”的“進步派”，最終都被親信拖累。金泳三總統的兒子金賢哲在其父任期内作威作福，被民衆和輿論稱作“小總統”，金賢哲1997年被查出收受财團政治獻金和逃稅，因此被判處兩年有期徒刑；金大中總統自身廉潔奉公，但三個兒子紛紛因涉嫌受賄或逃稅被起訴或被拘捕，導緻金大中5次向國民道歉；盧武铉總統家族的經濟醜聞一直是韓國輿論關注的焦點，其胞兄盧建平兩次卷入賄賂案，最終因涉嫌受賄數十億韓元，而被處有期徒刑4年并被追繳5.7億韓元贓款；李明博總統在全國電視講話中曾兩次就其親屬及親信的腐敗行為表示道歉和反省，任内親信腐敗事件牽涉到三名總統親屬、4名總統高級助理和數名前内閣成員和國營企業高級官員。
綜上所述，韓國總統的“親信幹政”和“朋友圈腐敗”早已不是什麼大新聞，韓國民衆更是對此深惡痛絕，之所以選擇樸槿惠擔任總統，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她作為一名單身女性政治家的良好個人形象，被認為最不可能受親人拖累而落入貪腐泥潭。然而，本次“閨蜜幹政門”無疑給了韓國民衆當頭一棒。
為什麼韓國總統管不住“身邊人”
曆屆韓國總統的任期往往都不太平，韓國政壇層出不窮的政治醜聞也非依靠單純的法治手段就能得到治理，其深層原因在于韓國社會文化和政經關系中的固有頑疾。
一方面，“親信幹政”是韓國社會廣泛存在的所謂“人情鑿穿制度法規”的突出表現。韓國是一個人情社會，政界尤其講究“血緣”“地緣”“學緣”，現在又加上了“閨蜜”。由于這類傳統觀念較為濃重，廉潔與腐敗之間缺乏明晰界限，對官員的賄賂或被認為是自古以來社會許可的贈品和貢物，或被看作對“恩主”庇護之恩的報答。“送禮文化”由來已久，這也正是為什麼韓國國務會議在2016年9月審議通過了《禁止不正當請托與收受财物法》。該法除規定公職人員接受宴請、禮品等的數額上限，還對人情往來作出了嚴格規定，力圖剔除圍繞在權力周圍的人情因子。
另一方面，政商勾結是韓國政治發展中揮之不去的陰影，也是本次“閨蜜幹政門”曝光的直接原因。作為一個典型發展型國家，韓國的政府與企業尤其是大财閥之間的關系錯綜複雜，政治權力與财富間形成了某種相互利用的共生關系，它反過來又成為韓國政治腐敗的重要源頭。韓國政客的選舉成功離不開企業的經濟支持，上台執政後，政治家也需要各大企業來帶動經濟增長，以确保政權穩定和效能；企業也希望利用政治權力來獲取更多資金支持和政策優惠。自現代化伊始，韓國的經濟發展就是在政府主導下進行的，而政府采取的強制性投資政策更是增強了大财閥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早在1974年，韓國10家最大規模企業的銷售額就占到了國民生産總值的15%，到1980年這個數值接近50%，1984年更是達到67.4%；2014年，僅三星集團的收入就相當于韓國全年國民生産總值的22%。本次“閨蜜幹政門”中，樸槿惠總統閨蜜崔順實也涉嫌“逼捐”。韓國政府和企業就是在這樣一種指導性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建立起了千絲萬縷的聯系，從而為政治權力和财富的結合奠定了基礎，也為腐敗埋下了禍根。
為何需要管好“身邊人”
本次韓國“閨蜜幹政門”教訓慘痛，值得深思。
首先，“身邊人”由于能接近權力核心甚至是“零距離”接觸，因此易于成為别有用心之徒千方百計拉攏和腐蝕的對象。前述“身邊人”所仰仗的都是與韓國總統的私交，各大财團和腐敗官員無不争相拉人情、攀關系，希望依靠金錢或其他好處換取領導者親信的“恩寵”。
其次，“身邊人”的政治素質參差不齊，很可能缺乏必要的是非判斷能力和自我約束能力，易于自我膨脹、以特殊地位謀求私利，最後把領導人拉下水。無論是親人、同鄉還是同學、閨蜜，通常隻是仰仗着領導者這棵大樹獲取自身特殊地位，而未接受過嚴酷政治生活的考驗，不甚理解領導者所握之權也即公共權力的真意。公私分明從領導者角度來看是一種毋庸置疑的基本政治素養，但“身邊人”很可能缺少這種自覺意識。一旦縱容親信利用領導者的權力去享受特殊待遇，“後院”就會起火，甚至可能“火燒連營”。金大中總統在卸任之前，就曾公開表示：他執政5年間的最大遺憾就是沒有管教好自己的孩子。
最後，“身邊人”貪贓枉法具有很強的私密性和隐蔽性，難以接受社會和媒體監督。在韓國這樣采取西方民主選舉制度的國家，選民選的是領導者而非其“身邊人”，權力架構所制衡的同樣是位高權重的領導者而非其“身邊人”。“明槍易躲暗箭難防”，由于信息不對稱，民衆和輿論對領導者的個人生活及其隐秘的親信和朋友往往難以實施有效監管，相關法律和監管機制也僅僅是針對位于“明處”的手握大權的執政者，對潛伏于“暗處”的“身邊人”卻力有不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