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春節，張明再次被催婚擊中。這一次，他切實地感受到自己可能真的“被剩下”了：36年來，還未有過像樣的戀愛經曆，更别提結婚對象了。
張明在一家互聯網創業公司工作，根本沒有周末。在他印象中，自己從來沒有想過在立業前結婚。作為程序員的他，性格内向，不善言辭。張明告訴記者，自己幹脆斷了談戀愛的心思，一心撲在公司工作上。張明的情況稱得上是一二線城市一些大齡未婚青年的一個代表。
“我們的大部分客戶屬于大齡未婚青年，且呈現逐年遞增趨勢。”在婚戀網站世紀佳緣廣州服務經理王微看來，缺乏充分、活躍的社交關系讓一些人無法擺脫“心靈孤島”，不會與人交談成為不少大齡青年單身的原因之一。
交談，本是一項基本的社交技能，長期以來，卻成了困擾許多人的難題。
不會交談
從廣州天河體育中心到珠江新城的地鐵3号線上，張明坐1站的時間需要10分鐘，因為他每天上班要同2000多人“競争”才能擠上地鐵。地鐵車廂裡同樣擁擠，距離近得猶如人們在“交頭接耳”。為避免尴尬，張明與所有人一樣，站穩抓牢後的第一件事基本就是掏出手機。
因為從事的工種，他在工作上接觸到的異性不多。除了編程，他幾乎沒有工夫去培養其他興趣愛好，在與異性交往時“不知道聊什麼”，成了他的一大困惑。
據2015年《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的一項調查，關于社交障礙，占比最多的受訪者（44.1%）認為“找不到共同話題”，其次是害怕暴露自己的弱點（39.8%）。受訪者的其他社交困境和障礙還包括怕打擾他人（33.7%）、缺乏幽默感（31.8%）、羞于展示自己的長處（30.0%）、習慣以自我為中心（19.2%）、總擔心他人有敵意（13.4%）等。
世紀佳緣CEO吳琳光對記者說，“我總結出此類人群的三點通病：自我意識較強，挑剔他人；性格内向，無法推動話題；過于莽撞，不經意間得罪對方。”
生活環境也是造成交談障礙的一個原因。“80後”“90後”在成長過程中既遇到了獨生子女政策，又迎來了互聯網大發展時代。
“在北上廣一線城市，大多數‘80後’客戶是獨生子女。”吳琳光說，獨生子女在家庭教育中很早就被父母告知“不要随便給陌生人開門”“不要跟陌生人說話”，長大後，他們中的不少人成了難以開口跟陌生人說話的人。
“90後”李詩欣也是獨生子女，她對此感受頗深。“我們獨自在家的時候，大多數時候泡在網上，是見不到陌生人的，就是所謂的‘禦宅族’吧。”她說，她童年最熟悉的朋友除了同學就是“網友”。
獨生子女政策加上網絡的興起，讓越來越多的孩子“宅”在家裡，現實社會結識陌生人的機會不多。“宅”的生活方式帶來了面對面表達能力的退化，不太會使用長句子和精确詞彙表達屬于自己的感受和思想，這導緻了他們在人際交往中的溝通障礙。
無功利不交往
李佳妮是一名工作在一線城市的大齡未婚女青年，她性格活潑開朗，不存在交際障礙，可她的問題在于“不想交談”。
2011年，她進入一家金融機構上班，月入過萬，衣食無憂。父母不斷催促她早點戀愛結婚，她卻總以打太極的方式推脫開。
“金融機構本來工作壓力就大，每天加班，有時周末也不能休息，根本沒時間談戀愛。再加上周圍的同事也都單着，就不再着急了。”她說。
她的結論是理想中的結婚對象太難找了。“我碩士畢業，已經在廣州買了一套房子，我理想中的結婚對象至少要‘門當戶對’。”
“但大部分都不是很滿意。所以，我越來越厭倦相親了。”李佳妮告訴記者。
目前在中國傳統的主流婚戀模式“相親”中，交往加進了功利元素。
芝加哥大學著名經濟學家加裡·貝克爾在他的研究中總結出一套“相稱婚配”理論。他認為，“一個有效的婚姻市場總是有完全相稱的婚配，高質量的男子和高質量的女子結婚，低質量的男子和低質量的女子成親。盡管有時不相稱婚配也很重要。”
在他看來，一個有效率的婚戀市場也遵循等價交換、互惠互利、利益最大化等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律。
加裡的理論實質上就是中國過去所說的“門當戶對”：很多時候，相親的前提要建立在等價交換、利益最大化基礎上。雖然有點難以接受，卻實實在在地發生着。
“有房有車成了男女成功交往的保障之一。”王微告訴記者。
社會轉型伴生品
不會交談和功利性強，讓數量不少的城市适婚白領陷入“交談無力”的沼澤，導緻結婚難的尴尬。
在廣西師範大學社會學博士肖富群看來，這種大齡未婚現象背後，具有社會原因。
“為了追求事業的成功，他們較長時間的求學、頻繁的流動以及繁忙的工作，推遲和擠占了他們的婚戀時間；個人内化的社會擇偶标準，縮小了他們的擇偶範圍；社會婚戀道德環境的某些滑坡，讓他們在婚戀中過于謹慎甚至心存畏懼。”肖富群認為。
社會學博士、中山大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系副教授王興周認為，這是社會轉型的伴生品。
當大家都為生存而奮鬥的時候，溫飽、住房的問題自然是主要的。而現在到了相對富裕的階段，工業化和城鎮化加速實現，問題也就變了：隐藏的城市病、工業病、心理病顯現出來了，這是社會發展的必經階段。
“中國正從熟人社會向陌生人社會轉型。”王興周對記者說，“在大城市，人際交往逐漸變得理性化。交談無力、交往障礙是社會進步階段性的‘副産品’。”
社交悖論
針對“80後”大齡未婚青年群體和“90後”新興群體，市場上流行起了交友軟件。
對此，王微這樣評價，“太多的選擇等于沒有選擇。”在她看來，就算在交友軟件上聊得再好，雙方總要見面的。
王微告訴記者，“我們的用戶也可以在上面搭讪、表示好感，但實際上效果并不好。”
而吳琳光發現了一個有意思的悖論：性格内向的人在社交工具上往往表現得異常活躍，而在實際生活中，他們卻總是表現出“交談困難”。
在泡學網活動總監可豪看來，這是由于表達環境不同而導緻的表達差異。
“線上的社交成本幾乎為零，每個人都可以毫無顧忌地塑造心目中的完美形象，因為沒有人知道他是誰，長得什麼樣；回到現實生活中，他們往往會自我設限，或者不自信，表達自然就受到了抑制。”他說。
關于社交悖論産生的原因，新媒體研究學者、南開大學文學院博士農郁認為，在陌生人社會，社交媒體給社會個體帶來了新的社交體驗。匿名社交實際上是一種角色互動，個體的身份是“自定義的”，這個社交空間不受習俗和契約等限制。
在她看來，“我們可以在社交工具裡說任何我們想說的話，沒有限制。因此，交談在線上線下會變得很不同，甚至是相悖的。”
但是，這種沒限制是不是就意味着沒責任呢?這種沒責任的溝通，又會帶來什麼呢？在面對面的實名溝通交流需要承擔責任時，會不會就是一片尴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