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李約瑟
譯者：張蔔天
出版社：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
李約瑟很愛中國，寫了一部厚重的ScienceandCivilisationinChina（簡稱SCC），中譯本即有名的《中國科學技術史》。
1954年，李約瑟在該書初版序言中問道：“為什麼現代科學沒有在中國（或印度）文明中發展，而隻在歐洲發展出來？”以及“為什麼從公元前1世紀到公元15世紀，在把人類的自然知識應用于人的實際需要方面，中國文明要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這就是通常所說的“李約瑟問題”。這個問題甚至比他的書影響力更大。
如果啃不下SCC這塊“大磚頭”，不妨一讀《文明的滴定》。該書集結李約瑟8篇論文和演講稿，基本圍繞“李約瑟問題”展開，可謂簡明版的SCC。因主題相似、成稿時間不同，結集而成書，故前後内容略有重複。但瑕不掩瑜，前兩篇《中國科學傳統的不足與成就》和《科學和中國對世界的影響》提綱挈領，其餘各篇角度不同，亦可以相互印證，對了解李約瑟本人的想法不無裨益。
我們熟知的“四大發明”，據說就是由李約瑟總結表述的。四大發明真的像李約瑟所說的那麼重要，引起了西方社會大變革嗎？這是一個争論不休的話題。作為中國文化的“迷弟”，李約瑟的SCC可能有拔高中國的成分，我們在閱讀時對此要有所注意。
李約瑟的“重新發現”很有意義。比如機械鐘，李約瑟說：“時間測量是現代科學絕對不可或缺的幾種工具之一。”以蘇頌所著《新儀象法要》中描述的儀器為例，中國的機械時鐘設計技術遠遠領先世界。丹尼爾·布爾斯廷在《發現者》一書中也高度贊揚了蘇頌，稱其“偉大”。不要小瞧計時準确的重要性。時鐘是一切“機器之母”，除了運用大量的物理學和車床工藝，它還要求非常複雜的天文學知識。張衡、蘇頌、郭守敬等人不斷改進了渾天儀，準确而持久的觀察是科學的基石之一。通常認為中國古代隻有技術沒有科學的說法是極其錯誤的，沒有科學的觀念，就不可能有時鐘這樣由觀念化作實踐的發明。
研究者經常把封建官僚制度和中國科技水平挂鈎。比如，中國天文學的成就得益于官方的要求，重儒學輕工匠，科學家的社會地位低，等等。這些說法都有道理。
李約瑟另有見解。他從諸子百家的學說中挖掘出了豐富的自然科學觀念。東西方的宇宙觀存在相當大的差異。中國古代也有“人定勝天”的思想，但更講究“天人合一”，中國的文明秩序有着内在的穩定要求，發明和發現是為了維持現有秩序更加和諧，中國人沒有西方那種旺盛的征服自然的欲望，不像歐洲那樣追求劇烈的變動以及随之而來的社會結構變化。
李約瑟認為，馮友蘭所說的《為什麼中國沒有科學》是錯誤的，歐洲人也絕不像湯因比所說的那樣富有原創性和發明才能。之所有會有這麼多的悖論，部分是因為對“科學”一詞的含義有所誤解。科學并不僅僅等于“現代科學”，這是一個長期的探索、發展、傳承和創新的過程。不同文明的交流是一個“滴定”的過程，在對東西方文化的社會經濟結構進行分析之時，同時不能忘記觀念系統所起的重要作用。
李約瑟提出了一個好問題，他的回答并不意味着就是标準答案，百家争鳴的探讨本身更有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