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5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推動内地與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發揮港澳獨特優勢，提升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與功能。
據了解，粵港澳大灣區指的是由廣州、佛山、肇慶、深圳、東莞、惠州、珠海、中山、江門9市和香港、澳門兩個特别行政區形成的城市群，也就是“9+2”城市模式。
其實，早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之前，廣東就有提出粵港澳大灣區的雛形。2014年深圳市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出“灣區經濟”，表示要以“灣區經濟”新發展構建對外開放新格局，加快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合作。
2015年11月，廣東省委十一屆五次全會審議通過了廣東“十三五”規劃建議稿，在省級政府文件中正式提出了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的要求。
2016年3月，國家“十三五”規劃綱要正式提出，表示“支持港澳在泛珠三角區域合作中發揮重要作用，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和跨省區重大合作平台建設。”這标志着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提升至國家戰略層面。
《國務院關于深化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指導意見》（國發〔2016〕18号）明确指出，攜手港澳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世界級城市群，構建以粵港澳大灣區為龍頭，以珠江—西江經濟帶為腹地，帶動中南、西南地區發展，輻射東南亞、南亞的重要經濟支撐帶。
而在國際競争日趨激烈的今天，随着中國發展動力轉換，合作共建粵港澳大灣區，推動經濟社會發展邁上新台階，既是粵港澳地區加快經濟社會深度調整與轉型，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也是提高中國全球競争力和影響力的重要戰略抓手。
如今，粵港澳大灣區是繼美國紐約灣區、美國舊金山灣區、日本東京灣區之後，世界又一大灣區。其中，粵港灣大灣區一提出就已經超越舊金山灣區，成為“全球第三大灣區”。
同時，它也是國家建設世界級城市群和參與全球競争的重要空間載體。
世界大灣區共同特點：開放、創新
灣區經濟因港而生，依海而興。現在世界一流灣區以紐約、東京、舊金山等為代表。據悉，紐約灣區作為全球金融中心，對全球的金融政策、金融資源流動具有重要的影響力；舊金山灣區作為全球科技創新中心，引領國際科技創新的潮流與走勢；東京灣區作為結合了紐約灣區和舊金山灣區特色的綜合性經濟體，在金融、科技和工業領域均具有強大的競争力。
世界一流的灣區既有其特點，但也有不少的共性，這也是粵港澳大灣區需要對标的地方。據悉，灣區經濟具有開放的經濟運行體系、高效的資源配置能力、強大的集聚外溢效應、發達的國際交往網絡等特點。
中國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郭萬達在接受《小康》記者采訪時表示，灣區都是開放的，面向海洋，臨近海洋。這是世界級大灣區的共同點。相比内陸經濟和三角洲經濟，灣區經濟具有更強的開放性。而且，灣區中的城市一般都是港口城市，這也是其臨近海洋的優勢。
另外，世界上的大灣區都是有活力的，擁有創新的特點。比較突出的如舊金山灣區，以矽谷為中心，舊金山灣區曾經是軍事電子産品的生産基地，随着半導體、微處理器和基因技術的出現，現在的灣區高技術企業主要是信息技術和生物技術。包括計算機和電子産品、通訊、多媒體、生物科技、環境技術，以及銀行金融業和服務業。舊金山灣區在曆史上有很多個“世界第一”：集成電路、微處理器、心髒移植、重組DNA等。可見，創新、科技等這些都是灣區經濟的特點之一。
除了創新能力以外，金融業發達也是重要的灣區經濟特點。以粵港澳大灣區為例，就擁有香港、深圳兩座證券交易所。其中，香港被譽為亞洲金融中心，也是國際金融中心之一。而深交所所在地深圳也是中國重要的金融城市。如今，證券交易市場的深港通也已經實行，兩城市之間的金融交易更加便利、暢通。而紐約灣區作為全球金融中心，就更能彰顯灣區經濟金融的特點和重要性。
“由此可見，灣區的經濟形态一般都是從出口經濟到服務經濟，再到創新經濟。比較初始的時候是港口經濟，更發達的時候是創新經濟、服務型經濟等。”郭萬達說。
灣區除了經濟元素外，基建、居住等元素都非常重要。郭萬達表示，灣區一般既承接工作的功能，也要承接居住的功能，因此綠色宜居非常重要。而且灣區是一個城市群，需要有通達的交通網絡作為連接。
因此，灣區經濟因其高度開放、宜居宜業、集聚發展、區域協同等特點，從而成為一定區域内、甚至世界範圍内的重要經濟發展引擎，承擔着引領産業調整升級、帶動創新發展的作用。
“一國兩制”地區融合發展的考驗
“總的來說大灣區建設需要以下兩個元素：一、大灣區是全球比較有活力、有競争力的大都市區，經濟總量、人口規模在全世界都是比較大的。二、大灣區一般都會有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貿易中心、國際航運中心、國際創新中心等集聚效應。而粵港澳大灣區也都比較符合這些特點。”郭萬達說。
粵港澳大灣區的說法在提出前，廣東、香港、澳門經過30多年的合作發展，已成為中國開放程度最高和經濟活力最強的區域之一。
從經濟總量看，2015年粵港澳大灣區核心區的經濟規模約為1.36萬億美元，占全國（含港澳地區）GDP的12.1%，與全球第13大經濟體韓國的經濟規模（1.37萬億美元）相當，已經超越舊金山灣區（0.76萬億美元），與東京灣區（1.8萬億美元）的差距逐漸縮小。
從經貿往來看，2015年粵港澳大灣區對外貨物貿易額超過2萬億美元，占全國（含港澳）進出口總額40%左右，占泛珠三角區域進出口總額的80%以上，是京津冀地區進出口總額的4倍。
從互聯互通看，粵港澳大灣區交通十分便捷，内聯、外通樞紐作用明顯，擁有世界上最大的海港群和空港群，航空港的年吞吐能力超過了1.5億人次。從政策機制看，既涵蓋香港和澳門最自由的市場經濟體，也包括市場化程度較高的經濟特區、自貿試驗區、開放型經濟新體制試點試驗區，内部市場發育成熟活躍，市場化程度高。總體而言，粵港澳大灣區已初步具備建設成為世界一流灣區的優勢條件。
從體制機制上看，粵港澳大灣區地處兩種制度交彙的最前沿，在體制機制創新方面扮演引領帶動作用的角色。港澳在體制資源和社會管理模式上具備優勢，具有與國際接軌的法律體系和市場規則，珠三角是改革開放先行地，市場化程度最高、市場體系最完備、有一套較完備的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和機制。
從城市發展看，粵港澳大灣區已經集中了廣州、深圳、香港、澳門等世界級大城市，通過進一步一體化融合發展，加強環境的共治共建共享，有利于形成珠三角的世界級城市群，形成更大範圍的優質生活工作圈。郭萬達認為，别的大灣區還有從一開始發展的過程，但粵港澳大灣區一提出就已經是有相當規模的一個地方，不管是經濟上還是人口上。而且，城市之間的特色不同，基礎設施聯通也不同。但必須承認的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尚處于初級階段，區域分割和市場壁壘較為嚴重，對優化資源配置起到較為明顯的抑制作用，港澳“一國兩制”與珠三角9市在交通規劃一體化、公共服務同城化、創新資源共享、生态環境共治等方面都存在統籌協調的現實困難。
“粵港澳大灣區是9+2的組成模式，其中香港、澳門是資本主義體制，廣東是社會主義體制，因此這個大灣區本身就涉及兩種體制，在灣區的協作當中也是一國兩制如何融合和共同發展的重要考驗。”郭萬達說。
香港、澳門與廣東的不同制度，導緻了關稅、法律等方面都很不一樣。例如，香港和澳門是獨立關稅區，兩者的法律系統是海洋法；而廣東9市并不是獨立關稅區，而且法律也跟港澳不一樣。因此，這是一個跨境的城市群，和世界上其他大灣區很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加快粵港澳大灣區區域合作，有利于創新粵港澳合作機制，突出“兩制”的互補性，更有效地促進珠三角區域合作共赢，使粵港澳大灣區成為引領泛珠三角區域制度創新和科技創新的試驗平台和配套改革試驗區。
粵港澳的港口群已經成為全球吞吐能力最大、水深能力最好的世界級港口群。廣州、深圳、香港三大龍頭競争？
在世界三大灣區中，紐約、東京都分别是他們所在灣區的龍頭城市。但是，粵港澳大灣區中并沒有明确哪一個是灣區的龍頭城市。特别是在粵港澳大灣區中，就有中國三個特大城市——廣州、深圳、香港。那麼，它們在大灣區當中充當什麼角色？如何保持良性競争？
《小康》記者發現，在衆多媒體報道中，廣州、深圳、香港充當龍頭的報道都有出現，各報道論點也各不相同。粵港澳大灣區的龍頭城市之争各自有哪些論點？
如果以廣州作為龍頭時，有這樣的論證：廣州作為千年商都，明清時期一口通商、連續60年廣交會、國際樞紐性城市，GDP連續28年穩居全國第三……華南城市研究會副會長孫不熟認為，廣州在粵港澳大灣區的城市定位是要成為綜合性交通樞紐、高等教育人力資源中心、總部經濟聚集地等，重點布局汽車、大飛機、核能、造船、裝備制造等先進重工業。可見，廣州是資源配置、帶動整個片區發展的火車頭。
因此，廣州如今要修建八座火車站，其中高鐵南站将成為九省門戶；2018年2月9日，白雲機場擴建工程完畢，未來旅客吞吐量數以億計；而小米、阿裡、騰訊、複星、科大訊飛的落戶，讓琶洲成為新的創新基地。與此同時，在引進外腦和平台搭建上，廣州正在快速崛起。而且，廣州在教育、醫療等基礎設施建設上也更有底蘊與優勢。
如果以深圳作為龍頭時，則有這樣的論證：深圳創新速度驚人，2016年深圳的創新能力活躍程度已超過矽谷，一天産生55件發明專利的“新深圳速度”位居全球第二。在科技領域，深圳也擁有衆多的優勢，如有華為的海思芯片，騰訊的移動社交平台，比亞迪的電動車。另外，深圳區域内擁有深交所，因此深圳金融業發展具有天然優勢，深圳目前的金融産業資産規模為12.7萬億人民币。
因此，深圳目前已經形成了優勢産業集群，擁有與舊金山相近的産業結構。高新技術和金融物流等現代服務業發達，聚集了大批充滿活力的創新型企業，特别是珠江口區域以前海為龍頭，以南山、寶安等為依托，有強大産業支撐和綜合配套，區域經濟基礎雄厚。
如果以香港為龍頭時會有這樣的論證：資深傳媒人阮紀宏表示，政制及内地事務局長譚志源曾在香港特首梁振英率隊珠三角西岸6個城市訪問出發前表示，香港會在大灣區規劃中起着“龍頭作用”。
香港侯任特首林鄭月娥指出，香港的傳統優勢在于服務業、空運業與海運業等多個方面，雖然香港近年在海運方面出現跌幅，但航運業仍是重要闆塊。而且，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在國際地位上更為突出，是超級聯系人的角色。
對于廣州、深圳、香港的龍頭之争，郭萬達認為三個城市的龍頭地位都不是特别明顯，因此更多是良性競争。“不管是在金融、港口、科技方面等都是處于良性競争的狀态。但更重要的是，這三個城市要如何合作發展，而不是互相争龍頭。”
郭萬達認為，合作首先要基于市場的需求，不能說互相排斥。讓市場自己分工，這樣資源配置效率更高。另外，政府之間的協調也非常重要，灣區各地政府之間應該更多的交流。而且，在某些領域上可以形成相互之間的聯盟，業務之間相互合作。例如說，深圳和香港機場，深圳國内航班很發達，香港國際航班很發達，因此可以合作互補。例如說金融中心，現在深圳前海，廣州南沙和香港也要互相互補。如果有不能協調的部分，要由中央來協調。
粵港澳大灣區仍需解決“短闆”
粵港澳大灣區在未來發展中也有不少可預見的難題和“短闆”。香港大學金融與公共政策教授肖耿認為，灣區發展的挑戰主要在于交易成本以及競争比例。而這兩點問題，在一定程度上都需要通過資源整合解決。
肖耿稱要将粵港澳大灣區作為一個整體去考量其競争力。而最關鍵一點在于如何解決“短闆”問題。他表示：“我們的挑戰就在于，如果你的瓶頸和潛在風險管理不住的話，這個優勢競争力就發揮不出來，”
廣東省政府特聘參事、廣東經濟學會常務副會長陳鴻宇認為，現在珠三角城市和港澳要對标世界級灣區，多個領域還有差距：比如，粵港澳之間的航空網絡、港口群還遠遠未完成一體化，跨境的溝通機制、經濟體制還未深度對接。而在重要的科技創新領域，目前看到的情況是深圳的創新資源多一點，但深圳創新與香港如何對接，相關城市如何定位至今未理清。
還有某些基礎上的問題也不容忽視。全國人大代表、廣東省發改委主任何甯卡曾在講話中提到，粵港澳内部存在三個相互獨立關稅區，未實現要素自由流動。
孫不熟也指出，粵港澳在共建大灣區上短闆最明顯的還是高等教育方面，美國加州的高等教育基本可以與東海岸等量齊觀，而粵港澳還不如京津冀、長三角。“當然，深圳已經開始表現出積極的作為，2016年集中簽約了一批名牌大學，這是一個很好的開端。”
編輯/陳遠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