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孫中山自少在檀香山讀英語學校，其後在香港和廣州所讀的中學及大專，教程皆英語，以至于不少人認為他是“番書仔”，對中國禮學一竅不通。其實孫中山的禮學淵源，從其童年就讀的故鄉翠亨村村塾就開始了。
私塾啟蒙
孫中山實齡九歲入讀的村塾，課程一開始是念《三字經》，繼而讀《千字文》《幼學故事瓊林》等啟蒙讀物。後來，孫中山在《覆翟理斯函》中有雲：“幼讀儒書，十二歲畢經業。”這句話應該如何理解？
有學者做過調查，認為明清時代甚至民初，私塾啟蒙之書是《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規》《四言雜志》等小冊子。惟各私塾均必須另加額外讀物。進一步就讀“四書”，接下來就是“五經”。循次一一誦讀。
可有證據證明孫中山自言其實齡“十二歲畢經業”，即讀到諸如《書經》等古籍的階段？他實齡十二歲半時，随口就念出《書經》中《五子之歌》來諷刺澳門的賭檔、花船、妓女戶等不良現象。
但是，孫中山對其背誦的東西理解了多少？從他吟詠《五子之歌》來諷刺澳門，證明他理解此歌用意。其餘呢？那就有進一步探索之必要。因為，一般來說，傳統村塾的教法是隻教背誦而不作解釋。孫中山對自己初入學時的遭遇，就有過很生動的描述。
他對林百克回憶說，每個學童，在村塾老師那教鞭的陰影下，面壁高聲背誦《三字經》。他們對自己所背誦的東西絲毫不懂其意思，老師也不作任何解釋。如是者一月，孫中山再也忍受不了，他造反了：“我對這些東西一點不懂，盡是這樣瞎唱，真沒意思！我讀它幹什麼？”老師驚駭地站起來，拿出一根短竹，在手中掂量。但手臂很快就無力地垂下來了。因為，孫中山是全塾最善于背誦者，打他恐不能服衆，于是厲聲喊曰：“什麼！你敢違背經訓？”
“不是，我并不反對經訓。但是，為什麼要我天天背誦這些我絲毫不懂的東西？你光教我認字卻不教我明理”，孫中山不服氣地回答。老師大惑不解。此孩在背誦方面，進步神速，為何偏偏如此不快？“求求您，為我解釋一下我背誦的是什麼？”孫中山央求老師。
老師的心軟下來了，深感此孩子極不尋常。孫中山繼續央求說，任何事物都有一個道理，為何這些方塊字就不包含道理？老師無言以對,但對孫中山的反叛，已由憤怒改為友善的同情。孫中山亦不為已甚，基于對老師的尊敬，以後更是加倍努力地背誦那些他毫不理解的古文。但心裡還是反複地萦繞着這樣的一個問題:“這些古文必定含有意義，終有一天我會找出它的含義。”
這段記載說明，那位老師自己對古文，可能也是不求甚解，否則他大可從此就向學生解釋書中的微言大義。學而不思者，大有人在。否則孔子就不會道出“學而不思則罔”這句名言。
禮學淵源
筆者繼續追查孫中山後來的禮學淵源，發覺他在香港所讀的拔萃書室和中央書院，都有稍微涉及漢語的課程。譬如，他在中央書院的漢譯英教科書中，就取材自各種典籍。其中，有題目是出自《聖谕廣訓》。
《聖谕廣訓》是由清朝官方頒布，并運用政治力量使之廣為刊行的官方書籍，内文分為康熙《聖谕十六條》與雍正《廣訓》兩個架構。《文溯閣四庫全書提要》之中的《聖谕廣訓》條（乾隆四十七年，即陽曆1782年），闡明說：“方今布在學宮，著于令甲：凡童子應試、初入學者，并令默寫無遺，乃為合格；而于朔望日，令有司鄉約耆長宣讀，以警覺颛蒙。蓋所以陶成民俗，祇服訓言者，法良意美，洵無以複加雲。”
此外，香港中央書院的英文常識試題，有命學童以“遇賊争死”為題作文者。按該句所說的，是西漢末年，天下大亂，人相食，趙孝的弟弟趙禮被一群餓賊抓去，群城要殺了吃肉。趙孝聽說了，便用繩子将自己綁了去見群賊，說：“我弟弟趙禮挨餓很長時間了，他身上已經沒什麼肉了，不如我肥。你們把我殺了吃了吧，把我弟弟放了。”趙禮一聽，急了：“不不不！你們是先捉住我的，吃我吧！怎麼能殺我哥哥呢？”兄弟争死，這一下子居然感動了流着口水、饑餓紅眼的賊人，把他們兄弟倆放了。這件事後來被文人編進了兒童啟蒙讀物《幼學故事瓊林》。
又有英文常識試題，命學童把中國古籍之中，有警句談到某些比性命更重要者，翻譯成英語，并注明其出處。正确的出處應該是《孟子·告子上》：“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也。”當然，孟子隻不過是發揮孔子說過的話，見《論語·衛靈公》：“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衆所周知，所及《論語》和《孟子》是“四書”中的兩書，而上述之《書》和《禮》，是“五經”之中的兩經。準此，可以說孫中山從中央書院的課本中，繼續抽樣地學習了“四書五經”。至于孫中山如何有系統地學習“四書五經”，就靠他自學了。
孫中山擁有深厚的中國禮學淵源，在其著作中常引經據典。編輯/麥婉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