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巴林左旗遼上京遺址考古現場發掘出的石構件
15年前，日本考古學家佐川正敏第一次來到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的遼上京遺址，當時遺址内沒有任何民間建築，城牆也保存得相當好，令他“印象深刻”。
如今，美國古迹遺址保護協會主席道格拉斯·科默教授站在遼上京“西大門”——乾德門——的保護展示場址中，連連用“難以置信”形容眼前占地達737公頃的遺址保護區。
“我很少在世界其他地方看到如此宏大、與自然融為一體的考古遺址，”曾是國際古迹遺址理事會（ICOMOS）考古遺産管理科學委員會主席的科默說，“它能長期保持高度的完整性、真實性，我認為當地政府和考古學家做了卓越的工作。”
這片被大興安嶺餘脈包圍、風景秀美的盆地中，藏着“失落的瑰寶”——公元10到12世紀雄踞北方的契丹遼帝國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首都——遼上京。2012年，它和西南約20公裡外的遼祖陵遺址作為一個整體，入選《中國申請世界文化遺産預備名單》。
遼是遊牧民族契丹人所建而漢人居多數的多民族帝國。它以西拉木倫河和老哈河流域為中心，一度北抵克魯倫河流域和外興安嶺一線，東臨日本海，西到阿爾泰山附近，南達河北高碑店白溝一線。它與南部中國的五代和北宋王朝（907~1127年）年代基本相當。
“當時，中亞各國‘無聞中國有北宋，隻知契丹即中國’，”遼上京考古隊隊長、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董新林說，但由于契丹民族的消亡以及後人的偏見等因素，“長期以來世人一直低估了契丹遼帝國的曆史價值和影響力”。
上世紀早期，日本人鳥居龍藏首次在赤峰進行了考古勘察，此後契丹遼史的研究長期由日本學者引領。新中國成立後到上世紀末，中國學者對遼代遺址考古一直關注較少，特别是對都城和帝陵的研究。
本世紀初，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和内蒙古文物考古所開展的一項長期、系統考古發掘工作改變了這一切。今年52歲的董新林用12年時間，帶領考古團隊陸續将遼帝陵、遼上京等重要遺址的性質、布局、沿革、制度等一一解碼，很多考古新資料和新認識都頗具颠覆性。
比如，他們首次從考古學上确認遼祖陵的地望和太祖耶律阿保機的玄宮所在；首次确認了遼上京宮城位置和規模，更正了以往對宮城範圍的錯誤推測；首次發現并确認遼上京城存在東向為尊的情況……
“就文獻記載和考古發現來看，契丹遼文化與中原漢文化、黨項西夏文化和女真金文化在公元10到12世紀彼此經曆了大融合、大發展，”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員白雲翔說，這段曆史的研究對全面揭示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是“不可或缺，非常重要的”。
十幾年前，随着巴林左旗城區的擴展，遼上京遺址保護壓力驟增，遼祖陵也因地處偏僻而日益荒涼。董新林意識到必須“主動發掘”，為開展更高層次的大遺址保護規劃提供科學的考古依據。
中國在1985年加入世界遺産公約，目前擁有各類世界遺産52項，居世界第二。由于2018年起執行新的“限額制”，像中國這樣世界遺産數量較多的國家在申遺道路上面臨挑戰。
像遼上京和遼帝陵這樣的土建遺址，除了部分6到10米不等的夯土城垣，宮殿寺院等建築隻有依稀可見的基址外，大部分實物證據都隐藏地下。如何完整保護和充分展示其價值，成為文保部門亟待解決的難題。
乾德門的保護展示場址就是董新林團隊配合專業保護團隊和當地文保部門的一次嘗試。通過“精耕細作”的發掘，人們知道西門由單門道城門和甕城構成，兩側有夯土墩台，門道寬約6.2米；甕城呈“馬蹄形”，甕城門朝南開。保護展示的場址準确地“還原”了它的規模，但卻沒有生硬地仿建出一個今人想象的“城門”。
“城門兩側墩台肯定是比現在擡高複原的要高很多。木過梁式的城門頂部具體是什麼樣子，我們并不知道，因此用夯土堆出其遼代和金代的布局就足夠了。”董新林說。
為了守護好這片“寶地”，當地政府已投入約2億元，在南部的沙裡河上遊封山育林，以減少洪水對遺址的影響。他們還将國道改線，并籌資數億元對遼上京遺址周邊棚戶區進行改造和搬遷，以及環境整治。
巴林左旗旗長孟和達來很感謝考古和文保專家帶來的全新理念。他表示，“我們會根據最新考古發掘的情況，重新認識承載遺址價值的物質載體和遺産構成要素，從而更有效地保護其真實性和完整性，慎重選擇遺址展示和闡釋的方式。”
在巴林左旗這個以蒙、漢兩族為主的城市，契丹大街是最繁華的街道，路邊小區和商店随處可見“契丹”字樣。很多蒙古族人相信，契丹人是他們的祖先之一。
8月初，“中世紀都城和草原絲路與契丹遼文化國際研讨會”在巴林左旗舉行。與此同時，第二屆中國契丹遼文化節也在當地開幕，蒙古族歌手唱着民歌，市民扶老攜幼，把廣場擠得滿滿的。
“年輕人喜歡唱流行歌曲，但民族歌曲依然有生命力，”孟和達來說，“隻有保護和展示好祖先留下的寶貴财富，古老的契丹遼文化才能傳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