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當前實踐看，要做好鄉村振興這篇大文章，盡快完善法律規章，讓法治護航鄉村振興，十分迫切。
譬如，在一些地方，協議約定的土地流轉30年，一些農民朋友看到投資經營者利潤可觀，就反悔了，以流轉價格低為由，要求取消協議；也有一些投資經營者，找各種理由，不按協議約定，按時給農民流轉費。随着類似案例的增多，如處理不及時，将影響鄉村振興的正常節奏和健康步伐。
凡此種種，凸顯了雙方缺乏契約精神、守法意識。所以，有必要關注農民以及投資經營者，增強契約精神和合同意識。而最根本的解決之道，還是要盡快完善相關法律法規，以法治護航鄉村振興。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提出“建設法治鄉村”,“法治鄉村”首次寫入中央一号文件，強調通過法律手段，既維護農民權益也維護投資經營者權益，從而實現各方利益主體的互利共赢。
黨的十九大報告對制定鄉村振興法有明确論述。今年全國兩會，全國人大又修改有關法律，授權一些地方擁有制定地方性法律法規的權力。湖南省政府法制辦黨組書記、主任肖迪明認為，這些舉措為地方出台有關鄉村振興方面的法律法規提供了根本遵循，各個地方可以根據本地的鄉村振興發展需要，盡快制定地方性法規和規章。
不久前，在一次關于鄉村振興的會議上，肖迪明呼籲：鄉村振興，法治保障很關鍵。
肖迪明曾經是一名法官，在審理涉農案件以及和老鄉交流時，他發現：在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家庭承包、統分結合的經營體制下，土地是農民生存、農村穩定的最重要生産資料。但土地是有限的，如果僅僅靠耕地，緻富比較難，所以，農民要想緻富，就要離開土地。但讓農民徹底告别土地，也有個穩定的問題。所以，通過土地流轉，适度規模經營，實現農業的産業化發展，是解決“三農”既穩又富的好辦法。這是鄉村振興戰略的基礎。
實現鄉村産業興旺，需改變農業生産結構，也就是農業也需要供給側改革。實現農業供給側改革，需要更多的資本、技術、人才流向農業、流向農村。比如基于互聯網的農業産業的發展模式，也就是産業創新發展，肯定就要突破原來的條條框框。以法制和法治，保障鄉村振興各參與主體的權利，保障鄉村振興總體目标的落實。
産業興旺和生活富裕需要法治護航，而生态宜居、鄉風文明和治理有效更需法治保障。
筆者注意到，近年來，許多地方農村經濟有了很大的發展，一個重要的标志就是鋼筋水泥房取代了土坯瓦房。但是，也存在一個普遍的現象，就是由于鄉村建設規劃法律法規的缺失，一些農村新建的房子，總體看雜亂無章，深入看，生活配套不全、功能缺失，要達到生态宜居，還需要花大力氣進行改造。
從某種意義上看，生态宜居對應的是硬環境，而鄉風文明對應的是軟環境，硬環境需要生态環保方面的法律約束，而軟環境需要保留好的傳統，破除陳規陋習。達到這些目标，都離不開法治的保障。
編輯：郭梁美編：楊東儒